○三师三公宰执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
昔武王克商，史臣纪其成功，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后世曰爵，曰官，曰职，分而任之，其原盖始乎此。然周初之制，已不可考。周公作六典，自天官冢宰而下，小大高下，各帅其属以任其事，未闻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者；至于列爵分土，此封建诸侯之制也，亦未闻以爵以土，如后世虚称以备恩数者也。秦、汉及魏、晋、南北朝，官制沿革不常，不可殚举。后周复《周礼》六典官称，而参用秦、汉。隋文帝废《周礼》之制，惟用近代之法。唐承隋制，至天授中，始有试官之格，又有员外之置，寻为检校、试、摄、判、知之名。其初立法之意未尝不善，盖欲以名器事功甄别能否，又使不肖者绝年劳序迁之觊觎。而世戚勋旧之家，宠之以禄，而不责以猷为。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资格，使得自竭其所长，以为治效。且黜陟进退之际，权归于上，而有司若不得预。殊不知名实混殽，品秩贸乱之弊，亦起于是矣。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板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涖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堂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若此。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阶官既行之后，或带或否，视是为优劣。
大凡一品以下，谓之“文武官”；未常参者，谓之“京官”；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外官则有亲民、厘务二等，而监军、巡警亦比亲民。此其概也。故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以正名为请。咸平中，杨亿首言：“文昌会府，有名无实，宜复其旧。”既而言者相继，乞复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闲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厘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乃置局中书，命翰林学士张璪等详定。八月，下诏肇新官制，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九月，详定所上《寄禄格》。会明堂礼成，近臣迁秩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监之官，各还所职矣。五年，省、台、寺、监法成。六年，尚书新省成，帝亲临幸，召六曹长贰以下，询以职事，因诫敕焉。初，新阶尚少，而转行者易以混杂。及元祐初，于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无别，乃诏寄禄官悉分左右，词人为左，馀人为右。绍圣中罢之。崇宁初，以议者有请，自承直至将仕郎，凡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改选人三阶，于是文阶始备。而武阶亦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而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继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而文武官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