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元年，诏吏部讲求元丰本制，酌以时宜，删成彝格，使才能、阀阅两当其实。吏部言：“堂选窠名及举官员阙，内外共约三千余目。元祐法，选人得升资以上赏，及参选射阙，不许遣人代注，今皆罢从元丰法。所当损益者，其知边近蛮夷州如威、茂、黎、琼等，及开封府曹掾，平准务，诸路属官，在京重课场务，京城内外厢官，户部干官，麹院，榷货务，将作监管干公事，黄河都大，内外榷茶官，凡干刑狱及管库繁剧，皆不可罢举。若御史台主簿、检法官、协律郎，岂可泛以格授？诸如此类，仍旧辟举。”从之。惟诸路毋得直牒差待阙得替官权摄。
初，未改官制，大率以职为阶官。如以吏部尚书为阶官，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其职也。至于选人，则幕职、令录之属为阶官，而以差遣为职，名实混淆甚矣。元丰未及革正。崇宁二年，刑部尚书邓洵武极言之，遂定选人七阶：曰承直郎，曰儒林郎，曰文林郎，曰从事郎，曰通仕郎，曰登仕郎，曰将仕郎。政和间，改通仕为从政，登仕为修职，将仕为迪功，而专用通仕、登仕、将仕三阶奏补未出官人，承直至修职须六考，迪功七考，有官保任而职司居其一，乃得磨勘。坐愆犯，则随轻重加考及举官有差。
时权奸柄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铨法留碍。臣僚言：“吏员增多，盖因入流日众。熙宁郊礼，文武奏补总六百一十一员；元丰六年，选人磨勘改京朝官总一百三十有五员。考之吏部，政和六年，郊恩奏补约一千四百六十有畸，选人改官约三百七十有畸。欲节其滥，惟严守磨勘旧法。而今之磨勘，有局务减考第，有川远减举官，有用酬赏比类，有因大人特举，有托事到阙不用满任，有约法违碍许先次而改。凡皆弃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日益繁，苟不裁之，将又倍蓰而未可计也。请诏三省若吏部，旧有止法，自当如故，余皆毋得用例。”乃诏：“惟川、广水土恶地，许减举如制，余悉用元丰法。”既而又言：“元丰进纳官法，多所裁抑。应入令录及因赏得职官，止与监当，该磨勘者换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迩者用兵东南，民入金谷皆得补文武官，理选如官户，与士大夫泾、渭并流，复其户不受科输。是得数千缗于一日，而失数万斛于无穷也。况大户得复，则移其科于下户，下户重贫，州县缓急，责办何人？此又弊之大者。”不听。
初，宗室无参选法，祖宗时，间选注一二，不为常制。徽宗欲优宗室，多得出官，一日参选，即在合选名次之上。而膏粱之习，往往贪恣，出任州县，黩货虐民，议者颇陈其害。饮宗即位，臣僚复以为言，始令不注郡守、县令，仍与在部人通理名次。
高宗建炎初，行都置吏部。时四选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诸道州、府、军、监，条具属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历仕功过、举主、到罢月日，编而籍之。然自兵难以来，典籍散失，吏缘为私，申明繁苛，承用踳駮，保任滋众，阻会无期，参选者苦之。乃令凡文字有不应于今，而桉牍参照明白，从郎官审覆，长贰予决，小不完者听行，有狥私挟情，则令御史纠之。又诏京畿、京东、河北、京西、河东士夫在部注授，虽铨未中而年及者，皆听注官。二年，命京官赴行在者，令吏部审量，非政和以后进书颂及直赴殿试之人，乃听参选。在部知州军、通判、佥判及京朝官知县、监当以三年为任者，权改为二年。以赴调者萃东南，选法留滞故也。又诏州县久无正官者，听在选人申部，审度榜阙差注。
绍兴元年，起居郎胡寅言：“今典章文物，废坠无几，百司庶府不可阙者，莫如吏部。姑置侍郎一员，郎官二员，胥吏三十人，则所谓磨勘、封叙、奏荐常程之事，可按而举矣。”
诏曰：“六官之长，佐王理邦国者，其惟铨衡乎。乱离以来，士大夫流徙，有徒跣而赴行在者。注授榜阙，奸弊日滋，寒士困苦，甚可悯焉。宜令三省议除其弊，严立赏禁，仍选能吏以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