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欧阳脩知贡举，尤以为患，痛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浇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待试京师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应诏，往往沉沦十数年，以此毁行干进者，不可胜数。
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上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咸请：“易以间岁之法，则无滞才之叹。荐举数既减半，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且人少则有司易于检察，伪滥自不能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进。”于是下诏：“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
时以科举既数，而高第之人骤显，欲稍裁抑。遂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间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锁厅人视此。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而功状较然者，当以异恩擢焉。”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取未行间岁之前四之三为率，明经、诸科毋过进士之数。
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进贤兴能，抑由贡举。而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国招徕隽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议者多谓变法便。直史馆苏轼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无知人之明，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以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