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南渡，经营多难，其于稽古饰治之事，时靡遑暇。建炎元年，首诏有司曰：“朕承祖宗遗泽，获托臣民之上，扶颠持危，夙夜痛悼。况于闻乐以自为乐，实增感于朕心。”二年，复下诏曰：“朕方日极忧念，屏远声乐，不令过耳。承平典故，虽实废名存，亦所不忍，悉从减罢。”是岁，始据光武旧礼，以建武二载创立郊祀，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维扬江都筑坛行事。凡卤簿、乐舞之类，率多未备，严更警场，至就取中军金鼓，权一时之用。
绍兴元年，始飨明堂。时初驻会稽，而渡江旧乐复皆毁散。太常卿苏迟等言：“国朝大礼作乐，依仪合于坛殿上设登歌，坛殿下设宫架。今亲祠登歌乐器尚阙，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颁降，州郡无从可以创制，宜权用望祭礼例，止设登歌，用乐工四十有七人。”乃访旧工，以备其数。
四年，再飨，国子丞王普言：“按《书？舜典》，命夔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盖古者既作诗，从而歌之，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祟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乞复用古制。又按《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黄钟，堂下之乐；大吕，堂上之乐也。郊祀之礼，皇帝版位在午阶下，故还位之乐当奏黄钟；明堂版位在阼阶上，则还位当歌大吕。今明堂礼不下堂，而袭郊祀还位例，并奏黄钟之乐，于义未当。“寻皆如普议。
先是，帝尝以时难备物，礼有从宜，敕戒有司参酌损益，务崇简俭。仍权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宫架，其押乐、举麾官及乐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国步渐安，始以保境息民为务，而礼乐之事浸以兴矣。
十年，太常卿苏携言：“将来明堂行礼，除登歌大乐已备，见阙宫架、乐舞，诸路州军先有颁降登歌大乐，乞行搜访应用。”丞周执羔言：“大乐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将下任道，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深知舞仪，宜令赴寺教习。”卿陈桷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阅，仍诏应侍祠执事朝臣，并作乐教习。”礼仪博士周林复言：“神位席地陈设，至尊亲行酌献，堂上下皆地坐作乐，而钟磬工乃设木小榻，当教习日，使立以考击，庶革循习简陋之弊。
初，上居谅闇，臣僚有请罢明堂行礼奏乐、受胙等事，上谕礼官详定。太常寺检照景德、熙、丰亲郊典故，除郊庙、景灵宫并合用乐，其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每处警场，止鸣金钲、鼓角而已，即无去奏乐、受胙之文。大飨为民祈福，为上帝、宗庙而作乐，礼不敢以卑废尊。《书》“敛五福，锡庶民”，况熙宁礼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乐备舞，祥祉来臻”是也。于是诏遵行之。其后，礼部侍郎施坰奏：“礼经蕃乐出于荒政，盖一时以示贬抑。昨内外暂止用乐，今徽考大事既毕，慈宁又已就养，其时节上寿，理宜举乐，一如旧制。”礼部寻言：“太母还宫，国家大庆，四方来贺。自今冬至、元正举行朝贺之礼，依国朝故事，合设大仗及用乐舞等，庶几明天子之尊，旧典不至废坠。”有诏俟来年举行。
十有三年，郊祀，诏以祐陵深弓剑之藏，长乐遂晨昏之养，昭答神天，就临安行在所修建圆坛。于是有司言：“大礼排设备乐，宫架乐办一料外，登歌乐依在京夏祭例，合用两料。其乐器，登歌则用编钟、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纟玄各二，瑟四，笛四，埙、篪、箫并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麾幡一。宫架则用编钟、编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箫并一十四，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竽笙十，埙一十二，篪一十八，笛二十，晋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从太常下之两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广东西、荆湖南北，括取旧管大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