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按，金錞、箫、鼓、觱篥等与大乐合奏。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阙，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
先是，端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而隐逸之士谓汉津也。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
五年九月，诏曰：“乐不作久矣！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绪；建官分属，设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尝诏省内外冗官，大晟府亦并之礼官。夫舜命夔典乐，命伯夷典礼，礼乐异道，各分所守，岂可同职？其大晟府名可复仍旧。”
又诏曰：“乐作已久，方荐之郊庙，施于朝廷，而未及颁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议颁新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先降三京四辅，次帅府。”
大观二年，诏曰：“自唐以来，正声全失，无徵角之音，五声不备，岂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刘诜所上徵声，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候习熟来上。”初，进士彭几进乐书，论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调尚阙。礼部员外郎吴时善其说，建言乞召几至乐府，朝廷从之。至是，诜亦上徵声，乃降是诏。
三年五月，诏：“今学校所用，不过春秋释奠，如赐宴辟雍，乃用郑、卫之音，杂以俳优之戏，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乐。”
四年四月，议礼局言：“国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设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宫架、二舞。”诏可。六月，诏近选国子生教习二舞，以备祠祀先圣，本《周官》教国子之制。然士子肄业上庠，颇闻耻于乐舞与乐工为伍、坐作、进退。盖今古异时，致于古虽有其迹，施于今未适其宜。其罢习二舞，愿习雅乐者听。“
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为八论：其一曰：乐由阳来，阳之数极于九，圣人摄其数于九鼎，寓其声于九成。阳之数复而为一，则宝鼎之卦为《坎》；极而为九，则彤鼎之卦为《离》。《离》，南方之卦也。圣人以盛大光明之业，如日方中，向明而治，故极九之数则曰景钟，大乐之名则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晟》，不亦宜乎？
其二曰：后世以黍定律，其失乐之本也远矣。以黍定尺，起于西汉，盖承《六经》散亡之后，闻古人之绪余而执以为法，声既未协，乃屡变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于数十等，而至和之声愈求而不可得也。《传》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秬黍云乎哉？
其三曰：焦急之声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照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和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