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决，浸民田，坏庐舍。遣使护塞，逾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涨，诏觇候水势，并工修补，增起堤岸。工毕，复遣使致祭。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水涨溢，自京至郑州，浸道路。诏选使乘传减汴口水势。既而水减，阻滞漕运，复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八月，太常少卿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阔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费。即诏遣使计度修浚。使还，上言：“泗州西至开封府界，岸阔底平，水势薄，不假开浚。请止自泗州夹冈，用功八十六万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计减功七百三十一万，仍请于沿河作头踏道擗岸，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长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淀，可三五年一浚。又于中牟、荥泽县各置开减水河。”并从之。
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员外郎郑希甫言：“汴河两岸皆是陂水，广浸民田，堤脚并无流泄之处。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诏转运使规度以闻。”
仁宗天圣三年，汴流浅，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涨，堤危，众情恟忄匈忧京城，诏度京城西贾陂冈地，泄之于护龙河。六年，勾当汴口康德舆言：“行视阳武桥万胜镇，宜存斗门。其梁固斗门三宜废去，祥符界北岸请为别窦，分减溢流。”而勾当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孙村之石限，悉从其请。七年，德舆言，修河芟地为并滩农户所侵。诏限一月使自实，检括以还县官。皇祐三年，命使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岁以为常。旧制，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满五日，赐钱以劳之，曰“特支”；而或数涨数防，又不及五日而罢，则军士屡疲，而赐予不及。是岁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给钱，薄其数，才比特支十分之一，军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
嘉祐六年，汴水浅涩，常稽运漕。都水奏：“河自应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驶无所阻。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宜限以六十步阔，于此则为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令深驶。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诏兴役，而众议以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时已尝狭河矣，俗好沮败事，宜勿听。”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杂梢。岸成而言者始息。旧曲滩漫流，多稽留覆溺处，悉为驶直平夷，操舟往来便之。
神宗熙宁四年，创开訾家口，日役夫四万，饶一月而成。才三月已浅淀，乃复开旧口，役万工，四日而水稍顺。有应舜臣者，独谓新口在孤柏岭下，当河流之冲，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则泄以斗门，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议。
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尝论汴河曰：“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大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今陈说利害，以汴河为议者多矣。臣恐议者不已，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国家大计，殊非小事。愿陛下特回圣鉴，深赐省察，留神远虑，以固基本。”方平之言，为王安石发也。
六年夏，都水监丞侯叔献乞引汴水淤府界闲田，安石力主之。水既数放，或至绝流，公私重舟不可荡，有阁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尝下都水分析，并诏三司同府界提点官往视。十一月，范子奇建议：冬不闭汴口，以外江纲运直入汴至京，废运般。安石以为然。诏汴口官吏相视，卒用其说。是后高丽入贡，令溯汴赴阙。
七年春，河水壅溢，积潦败堤。八月，御史盛陶谓汴河开两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监宋昌言视两口水势，檄同提举汴口官王珫。珫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七分。昌言请塞訾家口，而留辅渠。时韩绛、吕惠卿当国，许之。
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县以东，有礓石三十里余，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诏检计工粮以闻。七月，叔献又言：“岁开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调夫役。今惟用訾家口，减人夫、物料各以万计，乞减河清一指挥。”从之。未几，汴水大涨，至深一丈二尺，于是复请权闭汴口。
九年十月，诏都水度量疏浚汴河浅深，仍记其地分。十年，范子渊请用濬川杷，以六月兴工，自谓功利灼然，请“候今冬疏浚毕，将杷具、舟船等分给逐地分。使臣于闭口之后，检量河道淤淀去处，至春水接续疏导”。大抵皆无甚利。已而清汴之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