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籀，字师古，雍州万年人，齐黄门侍郎之推孙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历事周、齐，齐灭，始居关中。父思鲁，以学艺称，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隋仁寿中，为尚书左丞李纲所荐，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因谓曰：“安养剧县，何以克当？”师古曰：“割鸡焉用牛刀。”素奇其对。到官果以干理闻。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与高祖有旧，又悦其才，有所缀文，尝使其掎摭疵病，甚亲昵之。寻坐事免，归长安，十年不得调，家贫，以教授为业。
及起义，师古至长春宫谒见，授朝散大夫。从平京城，拜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于时军国多务，凡有制诰，皆成其手。师古达于政理，册奏之工，时无及者。太宗践祚，擢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以母忧去职。服阕，复为中书侍郎。岁余，坐事免。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雠校，师古抑素流，先贵势，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物论称其纳贿，由是出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谓之曰“卿之学识，良有可称，但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弃，宜深自诫励也。”于是复以为秘书少监。师古既负其才，又早见驱策，累被任用，及频有罪谴，意甚丧沮。自是阖门守静，杜绝宾客，放志园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迹及古器，耽好不已。俄又奉诏与博士等撰定《五礼》，十一年，《礼》成，进爵为子。时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十五年，太宗下诏，将有事于泰山，所司与公卿并诸儒博士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仪，时论者竞起异端。师古奏曰：“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说，然而事竟不行。师古俄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从驾东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谥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大行于世。永徽三年，师古子扬庭为符玺郎，又表上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付秘书阁，仍赐扬庭帛五十匹。
师古弟相时，亦有学业。武德中，与房玄龄等为秦府学士。贞观中，累迁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有诤臣之风。寻转礼部侍郎。相时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赐以医药。性仁友，及师古卒，不胜哀慕而卒。师古叔父游秦，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敬让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高祖玺书劳勉之。俄拜郓州刺史，卒于官。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耳。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为河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业末，为药城长，以世乱不就职。及义旗建，淮安王神通据太平宫，自称总管，以德棻为记室参军。高祖入关，引直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元年，转起居舍人，甚见亲待。五年，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高祖问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对曰：“在人之身，冠为上饰，所以古人方诸君上。昔东晋之末，君弱臣强，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后，君德尊严，衣服之制，俄亦变改。此即近事之征。”高祖然之。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上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诏曰：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赐爵彭阳男。十年，以修周史赐绢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礼》成，进爵为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赐帛二百匹。十五年，转太子右庶子。承乾败，随例除名。十八年，起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书成，除秘书少监。
永徽元年，又受诏撰定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寻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时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尝召宰臣及弘文馆学士于中华殿而问曰：“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德棻对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为要？”德棻对曰：“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高宗曰：“政道莫尚于无为也。”又问曰：“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德棻对曰：“《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于妹喜、妲己，诛戮谏者，造砲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悦，既罢，各赐以缯彩。四年，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寻又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龙朔二年，表请致仕，许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谥曰宪。德棻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
自武德已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时所称。
邓世隆者，相州人也。大业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阳，引世隆为宾客，大见亲遇。及太宗攻洛阳，遣书谕太，世隆为复书，言辞不逊。洛阳平后，世隆惧罪，变姓名，自号隐玄先生，窜于白鹿山。贞观初，征授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顗、庾安礼、敬播等俱为修史学士。世隆负宿罪，犹不自安。太宗闻之，遣房玄龄谕之曰：“尔为王太作书，诚合重罪，但各为其主，于朕岂有恶哉？朕今为天子，何能追责匹夫之过？尔宜坦然，勿怀危惧也。”擢授著作佐郎，历卫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数年之后，道致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贞观十三年，世隆上疏请编录御集，太宗竟不许之。世隆又采隋代旧事，撰为《东都记》三十卷。迁著作郎。寻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