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下
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由是牛弘奏曰：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
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按汉、魏所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宜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鄴没胡后，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钟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
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鄴。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渡。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凯容》歌辞，《后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
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
制曰：“制礼作乐，圣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议之。今宇内初平，正化未洽。遽有变革，我则未暇。”晋王广又表请，帝乃许之。
牛弘遂因郑译之旧，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雅乐每宫但一调，唯迎气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祭祀施用。各依声律尊卑为次。高祖犹忆妥言，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于是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曰：
后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远，其法久绝，不可依用。谨案《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以祭天。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圜钟为羽，舞《韵》以祀宗庙。”马融曰：“圜钟，应钟也。”贾逵、郑玄曰：“圜钟，夹钟也。”郑玄又云：“此乐无商声，祭尚柔刚，故不用也。”干宝云：“不言商，商为臣。王者自谓，故置其实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无德以主之，谦以自牧也。”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然此四声，非直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得而行也。
按《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鄴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钟，三月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复黄钟，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钟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
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按《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钟，终于南吕，凡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馀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钟。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于夹钟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馀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论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余调，更成杂乱也。
其奏大抵如此。帝并从之。故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更尽，其馀声律，皆不复通。或有能为蕤宾之宫者，享祀之际肆之，竟无觉者。
弘又修皇后房内之乐，据毛苌、侯苞、孙毓故事，皆有钟声，而王肃之意，乃言不可。又陈统云：“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弘等采肃、统以取正焉。高祖龙潜时，颇好音乐，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女人教习之。
初，后周故事，悬钟磬法，七正七倍，合为十四。盖准变宫、变徵，凡为七声，有正有倍，而为十四也。长孙绍远引《国语》冷州鸠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自鹑及驷，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有七律。又引《尚书大传》“谓之七始”，其注云：“谓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歌声不应此者，皆去之。然据一均言也。宫、商、角、徵、羽为正，变宫、变徵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浊倍，三七二十一而同为架，虽取繁会，声不合古。又后魏时，公孙崇设钟磬正倍，参悬之。弘等并以为非，而据《周官·小胥职》“悬钟磬，半之为堵，全之为肆”。郑玄曰：“钟磬编悬之，二八十六而在一虡。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又引《乐纬》“宫为君，商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悬十六”。又据汉成帝时，犍为水滨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悬八之义也。悬钟磬法，每虡准之，悬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悬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