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云“徐子徐辟”。
○正义曰：经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见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
○注“大沟小浍”。
○正义曰：案《周礼·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郑注云：“十夫，二邻之田。百夫，一酂之田。千夫，二鄙之田。遂、沟、畎、浍，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广深各二尺；沟倍之，是广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广深各八尺也；浍广二寻，深二寻。”然则注云大沟、小浍，又非以常制言之尔。《论语》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仲尼常称於水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无几也。知义与不知义之间耳。众民去义，君子存义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伦，序。察，识也。舜明庶物之情，识人事之序。仁义生於内，由其中而行，非强力行仁义也。故道性善，言必称於尧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尔。）
［疏］“孟子曰”至“行仁义也”。
○正义曰：此章指言禽兽，俱含天气，就利避害，其间不希。众人皆然，君子则否。圣人超绝，识仁义之生於己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至“非行仁义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别异於禽兽畜者无几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气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异於禽兽之心，所以为小人也；君子知存其异於禽兽之心，所以为君子也。所谓异於禽兽之心者，即仁义是也。禽兽俱不知仁义，所以为禽兽。今夫舜之为帝，在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虽与禽兽杂居其间，然能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莫不从之，若决江河也，而无滞之耳。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无知，而存乎异於禽兽之心，详察人伦之类，而由仁义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义而行之，非所谓行仁义而得之人也，是由仁义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异於禽兽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但当存其异於禽兽之心耳，如杨雄“由於礼义，入自仁门，由於情欲，入自禽门”，斯其旨欤。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书》曰：“禹拜昌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正之道，惟贤速立之，不问其从何方来。举伊尹以为相也。）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望道而未至，殷录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诛於纣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泄，狎。迩，近也。不泄狎近贤，不遗忘远善。近，谓朝臣。远，谓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汤、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参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疏］“孟子曰”至“坐以待旦”。
○正义曰：此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辅成王，太平之隆，礼乐之备，盖由此也。“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言禹王恶疾其美酒，而乐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恶之。盖仪狄造酒，禹王饮而甘之，遂疏仪狄是也。善言谈而难人，常情之所厌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盖闻皋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言汤王执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贤者、智者得以俯而就，而不为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而不为狷者矣。未尝立骄伉崖异绝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谓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是其旨欤。《尚书》云“汤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贤，则不以一方任之，但随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长短小大，不可概以取之矣。《书》云“佑贤辅德，显忠遂良”，是其事矣。总以汤言之，则所谓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用人，故无遗贤，是其旨欤。“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视下民常若有所伤，而不敢以横役而扰动之也。《尚书》曰“文王不敢侮鳏寡”，又曰“怀保小民”，是其事矣。盖以望商之有贤，道未得至，故不敢诛於纣也，故曰未之见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者，孟子言武王於在迩之臣，则常钦之而不泄狎；在远之臣，则常爱之而不遗忘：是所谓不泄迩，不忘远也。非特臣也，虽远迩之民，亦如是。《尚书》云“武王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远人安”，又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辅相成王，常思念兼此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为功业矣。三王即禹、汤、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则曰三王者，盖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则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恶旨酒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与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不泄迩不忘远，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则云四，盖父子所为有不同，所以别言之也。言周公施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则常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继日，而未尝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则鸡鸣而起，坐以守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谓也。
○注“三王三代之王也”。
○正义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汤，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为三代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於衰世也。）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三大国史记之异名。“乘”者，兴於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於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其事，则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举之。其文，史记之文也。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窃，亦圣人之谦辞尔。）
［疏］“孟子曰”至“窃取之矣”。
○正义曰：此章指言《诗》可以言，咏颂太平，时无所咏，《春秋》乃兴，假史记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窃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风化之迹熄灭而《诗》亡，歌咏於是乎衰亡，歌咏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褒贬之书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晋国所记言之，则谓之《乘》，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因名为《乘》也；自楚国所记而言之，则谓之《梼杌》，以其所载以记嚚凶之恶，故以因名为《梼杌》也；鲁以编年，举四时，记为事之名，故以因名为《春秋》也。凡此虽曰异其名，然究其实则一也。盖王者迹熄，则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则齐桓、晋文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载之文，则鲁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义，则丘私窃取之矣。盖《春秋》以义断之，则赏罚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窃取之者，不敢显述也，故以赏罚之意寓之褒贬，而褒贬之意则寓於一言耳。
○注云“乘为乘马之事，梼杌为嚚凶之类”。
○正义曰：乘马之事已详，故不再述。云“梼杌嚚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传》所谓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凶，其言“梼杌”，乃曰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杜预云：“梼杌，嚚凶无畴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泽者，滋润之泽。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孙，善恶之气乃断，故曰五世而斩。予，我也。我未得为孔子门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贤人耳，盖恨其不得学於大圣人也。）
［疏］“孟子”至“诸人也”。
○正义曰：此章指言五世一体，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斩各有时，企以高山，跌以陷污，是以君子恨不及乎仲尼也。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居子之泽”至“予私淑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虽有贤、不肖之异，然自礼服而推之，则馀泽之所及，但皆五世而断耳，以其亲属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之泽，流於无穷，虽万世亦莫不尊亲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为孔子徒党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己，未有善诸人人也。盖孟子学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未得为孔子徒者，盖亦公孙丑问“夫子既圣矣乎”、则曰“夫圣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斩，断也。淑，善也。
○注云“自高祖至於玄孙”。
○正义曰：自高祖至玄孙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己身、子、孙、曾孙、玄孙是也。今注乃以此证五世而斩者，据己身而推之，则上自高祖，至玄孙，是为无服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