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正义曰：此章指言义以行勇，则不动心，养气顺道，无效宋人，圣人量时，贤者道偏。是了孟子究言情理归学於孔子也。“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者，是公孙丑问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齐国卿相之位，以得行其道，虽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辅相其君而行之，亦不异於古之霸王矣。如此则夫子宁动心畏惧其不能行乎否？不动心畏惧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者，孟子答公孙丑，以谓我年至四十之时，内有所定，故未尝动心、有所畏惧也。“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者，公孙丑见孟子以谓四十之时已不动心，言如此，则夫子是有勇过於孟贲之勇士也。“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过於孟贲，此不难也。孟子之意，盖谓已之勇勇於德，孟贲之勇但勇於力，必能过之也，所以谓不难也，以言其易过之也。言告子之勇已先我於未四十之时而不动心矣。“曰：不动心有道乎”者，丑问孟子，谓不动心宁有道乎？“曰有”，孟子欲为公孙丑言其不动心之道，故答之曰有也。“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至“孟施舍之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以至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者，此皆孟子答公孙丑而言养勇者也。北宫黝：北宫，姓；黝，名。孟施舍：孟，姓；名舍；施，发言之音也。曾子姓曾，名参，字子舆。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并为孔门之徒弟也。言北宫黝之养勇，人刺其肌肤，不为挠却；人剌其目，不以目转睛而逃避；思以一毫之毛而拔於人，若见捶挞於市朝之中矣；不受物於被褐者之独夫，亦不受赐於万乘之君；视剌万乘之君，但若剌被褐者之独夫；无严畏诸侯，有恶声加己，己亦以恶声反报之：此北宫黝养勇之如是也。孟施舍之养勇，尝谓视敌之不胜犹胜之也，若以量度其敌可以敌，然後进而敌之；谋虑其必能胜敌，然後方会其兵：此是畏三军之士也，非勇者也，故自称名曰舍，岂能为必胜其敌哉！但能无所畏惧而已矣。此孟施舍养勇之如是也。孟施舍养勇，其迹近似於曾子，北宫黝养勇，其迹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养勇，见於言而要约，如曾子以孝弟事亲喻为守身之本，闻夫子之道则喻为一贯之要，故以此比之也。北宫黝养勇，见於行而多方，如子夏况在於纷华为己，有杂於小人之儒，教人以事於洒扫之末，故以此比之也。虽然，以二子之实，固不足比於曾子、子夏，但以粗迹比之耳。是二子之养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养，得其大全而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黝与舍之养勇，又未知谁以为犹贤，然而能无惧而已者，近能知其本也，故曰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至“守约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谓子襄曰：子能好勇乎，言我尝闻夫子有大勇之义告於我，以谓自反已之勇为非义，则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虽一褐宽博之独夫，我且不以小恐惴之，而且亦大恐焉；自反己之勇为义，则在人无可惮之威，故虽千万人之众，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惧矣。如此，则孟施舍养勇在於守其气勇，又不如曾子以义为守而要也。言此，则黝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养勇有本末之异，则言北宫黝之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约；以其守约有气义之别，则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气勇，不如曾子以义为守而要也。然论其不动心则同根，其德则大不相侔矣。“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者，公孙丑又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其道可得而闻知之与？“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气”至“勿求於心，不可”者，孟子答孙丑，以谓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於言者也，故不复求其有善心。告子意以谓人既言之不善，则心中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不复求其有善辞气。告子意以谓人心既恶，则所出辞气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气。孟子言之，以谓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复求其有善辞气，则如告子之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复求其心之有善，则告子之言，以为不可也。无他，盖以人之言虽有不善，而其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则所出辞气必不善故也。以其告子非得其大全之道，故其言此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者，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之之谓志，所以帅气而行之者也，气但能充满形体者也，故曰“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以其人之辞气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帅而行之矣，气者但惟志是从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气次焉”。盖以气由志之所发，志得气而运之也，然则气为所适善恶之路，岂非志至焉、气次焉之意乎？至，言无以过之，以其足以制於气，不为气之所制；次，言有以先之，以其从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孟子言气惟志之是从，但持揭其志，则无暴乱其气矣。“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者，孙丑未晓孟子之言志、气，故问之曰：夫子既以言志至焉，气次焉，而又再言持其志，无暴其气，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者，孟子答孙丑，言志郁壹而不通矣，是谓志壹则动气，气郁壹而不通矣，是谓气壹则动志也。今夫志、气皆郁壹而不通，以之颠倒趋蹶者，是乃反动其心焉，故曰：“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盖志则将帅譬也，气则众卒譬也，心则君譬也。君任将帅，将帅御众，然则志壹则动气，如将帅悖则动众卒矣；气壹则动志，如众卒悖则动将帅，其上又有以动其君矣。由此论之，则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无暴其气矣。“敢问夫子恶乎长”者，公孙丑问孟子，曰：夫子之才志所长以何等，敢请问之。“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者，孟子答孙丑之问，以谓我之所长，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识其人情之所向，我又善养我所有浩然之气也。“敢问何谓浩然之大气”者，公孙丑之言，敢问如何谓之浩然大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者，孟子答公孙丑，以为浩然之大气，难以言形也，盖其为气至大而无所不在，至刚而无所不胜，养之在以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则充塞于天地之间，无有穷极也。“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者，孟子又重言为气也与道义相配偶，常以充满於人之五脏，若无此气与道义配偶，则馁矣，若人之饥饿也。能合道义以养其气，即至大至刚之气也。盖裁制度宜之谓义，故义之用则刚；万物莫不由之谓道，故道之用则大。气至充塞盈满乎天地之间，是其刚足以配义，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气之意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者，孟子又言是气也，是与义杂生所自有者也，从内而出矣，非义之所密取，而在外入者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如有道义不足於心者，则饥饿者矣，以其有邪干害其浩然之气者为，孟子所以云：“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盖以告子以仁内义外为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尝知义，是又不知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义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为福，然後乃行仁义也，止在其不忘於为福，不汲汲於助长其福矣。以其人生之初，盖性固有，不但为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斯亦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又一说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应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汲汲求助益之而已。斯则先事而虑谓之豫，豫则事优成，後事而虑谓之犹，犹则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之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长则同意。“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者，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其助长之意也。言人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长之者，则宋人揠苗者也，故言“无若宋人然”。宋人，宋国之人也。宋国之人，有怜闵苗之不长茂而以揠拔欲亟其长者，芒芒然罢倦而回归，谓其家中之人曰，今日我罢倦成病矣，我其为助长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见父云助苗长而罢倦成病，乃趋走而往视其苗还助得其长否？及往至田，所视之，其苗则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长者少矣，言当时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长之者也。以其为善无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长者，是若揠苗者也，非特无益其善，而又适所以残害其善也。善者即仁义是也，仁义即善也。苗是种之义者，以譬则人之美质也，固非可以增减之耳。孟子之意，盖欲人之所行当内治，不当急欲求其福也。此亦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知言”者，公孙丑既得孟子言浩然之气，又问孟子知言之意谓何？“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者，此孟子又答孙丑问知言之意也。诐辞，其言有偏诐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诐不平之言，我则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内义外是也。赵云若宾孟言雄鸡自断其尾之事也。淫辞，言过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过而不中之言，我则知其所陷而陷又无所不蔽而已，如人坠於陷阱之陷，以其无所不蔽也，若杨墨无父无君之言是也。赵云若骊姬劝晋献公与申生之事也。邪辞，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则知其言易以离畔矣，若陈贾谓周公未尽仁智、而况於齐王之言是也。赵云若竖牛观仲壬赐环之事也。遁辞，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则知其言易以穷也，若夷子与孟子相胜以辩、卒以受教是也。赵云若秦客之廋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者，即皆出於异端之学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则又妨害其事政。则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则下之所行以治职者也。故事为政之末，政为事之本，如孔子问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则谓之事，故不谓之政，是知政、事有别矣。“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者，孟子言後之圣人有能复兴起者，必从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辞命则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诐、淫、邪、遁之辞为非，故於此言其善为说辞、善言德行为是者也。盖言宰我、子贡二者，皆善能为说辞。说辞者，以辞说人者也。宰我、子贡皆得圣人所以言者也，故云善为说辞。《论语》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语之科也。冉牛、闵子、颜渊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言之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闵子、颜渊皆得圣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论语》四科，三者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纵之将圣，故多能鄙事，则於说辞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辞命，则不能也，孟子盖以儒道游於诸侯，而诸侯宾之，不敢臣，又为国人所矜式，故於辞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辞命则不能也。然孟子於辞命，非诚不能也，但不为之耳。以辞命人者，故谓之辞命，以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盖欲当时之人务本不务末耳。“然则夫子既圣矣乎”者，公孙丑见孟子但言不能辞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谓孟子如是则夫子既已为圣矣。以其宰我、子贡虽善为说辞，然尚未得圣人所以言，冉牛、闵子、颜渊虽善言德行，然尚未得圣人所以行，故数子者，但为孔子之高弟，惟颜渊三子於圣，但具体而微者，而亦未得其为圣矣。公孙丑见孟子言之辞命则不能者，以知孟子之意盖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辞命则言不能也，故问之曰：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者，孟子答公孙丑，为不敢安居其圣，故曰恶是何言也。恶，叹也，以其不敢居圣，故叹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贡问於孔子曰：夫子圣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贡尝问於孔子，而谓夫子圣矣乎？孔子答之曰：於圣则我不能为也，我但学不厌饱，教人不倦怠也。子贡曰：夫学道能不厌饱，是有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学道不厌也；教人能不倦怠，是有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既以圣矣。孟子遂言夫圣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圣矣，是何所言也，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者，孟子常自谦，故言我往日窃闻之，有子夏、子游、子张三人，皆有圣人之一体，亦未得其全才；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但而微小者也。孟子言此是宜孙丑於前有夫子既圣矣乎而问之也。“敢问所安”者，丑见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张、冉牛、闵子、颜渊数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数者之中，何者为比也。“曰姑舍是”者，孟子言且置去，非我之原比者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者，丑见孟子不比数者，又问之以伯夷、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曰不同道”者，孟子答之，以为伯夷之行，不与伊尹、孔子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者，孟子言非其所好之君则不奉事之，非以正道得民者不命使之，天下有治道之时则进而仕之，天下无道则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之君为非君，盖所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民为非民，盖以所使皆是民也；天下治亦进而行道，天下乱亦进而行其道：是伊尹之如是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进而进而为仕则进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则止之而不仕，可以久则久，虽终身不仕，亦不为之久，可以速则速，虽接淅而行亦不为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言此数者皆是古之圣人也，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所愿学，则孔子是学也。孟子之意，盖谓孔子所行，於伯夷、伊尹二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则仕，而不为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则止，而不为伊尹之必於进，无可无不可矣。故於终所必归之，但愿学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孙丑见孟子言之伯夷、伊尹，又言之以孔子，乃曰皆古圣人也，故问之，以伯夷、伊尹、孔子如是，则齐等之乎？班，齐等也。“曰：否，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者，孟子答之以为否，不齐等也，自其有生民以来，至今未有与孔子齐其等者也。“然则有同与”者，公孙丑又问孟子，以谓如是则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是则同”者，孟子答之，以谓此三人有所同也，盖得百里之土地而为君，三人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也；然行一事之不义杀、一人之无罪而得天下，则三人亦皆不为之：如是则同。若其他事则所行又有不同焉，故曰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者，公孙丑又问孟子曰：丑敢请问三人其所以有异者。“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至“未有盛於孔子也”者，此皆孟子为丑言此三人其所以异者也。言宰我与子贡、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圣人，然虽有小卑污不平处，盖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誉之，其言皆有可用者也。遂引宰我知圣人之事为公孙丑言之，故言宰我有曰：以予观於孔子，其贤过於尧舜远矣。予，宰我名也。宰我之意，盖谓尧舜有位之圣人，故其行道易，孔子无位之圣人，故其行道难，故以难易为言也。又谓尧舜治天下，但见效於当时，即一时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经，载道於万世，以其有万世之功，故以功为言也。孟子又引子贡有曰：见其孔子制作之礼，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闻孔子雅、颂之乐音，而知孔子有德与文、武同也，从孔子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圣王者，无有能违逆其孔子之道者，是其自生民而来至于今，未有如夫子者也。凡此是子贡之知圣人有如此也。孟子又引有若有曰：岂独其民有类乎哉？言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类也，圣人之於民亦类也；然而走兽之中以麒麟为之长，飞鸟之中以凤凰为之王，丘垤之中以太山为之尊，行潦之间以河海为之大，人民之间以圣人为人伦之至也；圣人之於民，类也，物亦类也，以其出乎民人之类，而超拔乎众萃之中，自生民以来，至于今，未有盛美过於孔子者也。然则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异於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所以愿学，则学孔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