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齐宣王”至“未之有也”。
○正义曰：此章言典籍攸载，帝王道纯，桓、文之事，谲正相纷，拨乱反正，圣意弗珍。故曰后世无传未闻。仁不施人，犹不成德，衅钟易牲，民不被泽，王请尝试，欲践其迹，答以反本，惟是为要。此盖孟子不屈道之言也，无传霸者之事也。“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者，齐宣是齐威王之子辟彊是也，谥为宣。言齐宣王问孟子曰：齐威公小白、晋文公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而闻之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者，是孟子答齐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门徒，无有道及桓、文二霸者事，是以後世无传焉，故臣于今未之曾闻知也。云“臣”者，是孟子对王而言，故自称己为臣也。“无以，则王乎”者，孟子言无以问及宓牺以来至文、武、周公之法，尚当以王者之道为问耳。“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者，齐宣又问孟子，言德当何如则可以为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者，孟子言当安民而为之王，则天下之民莫之能止御之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问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恐德不足以安民，故问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问孟子何缘而知吾之德可以安民。“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王见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龁之言而答宣王之问也。胡龁，王之左右近臣。言尝闻胡龁曰王坐於庙堂之上，有牵牛自堂下而过者，王见之，而问牵牛者曰，其牛牵去何所？牵牛者，对之曰：“相将以为衅钟也。王对牵牛者曰：舍去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栗，若无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牵牛者又对曰：如若王之所不忍，则废去衅锺之礼与？王复与牵牛者曰：涂衅祭锺之礼，何可得而废？以羊更易之而已。“不识有诸”者，是孟子又未知齐宣王还是有此言，故问宣王曰不识有诸。“曰有之”者，宣王答孟子，以为是有此言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者，是孟子於此言知王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为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孟子言然百姓尽以王为爱财也，臣素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如此也。“王曰：然”者，宣王复亦自谓百姓是有此疑也。“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者，宣王言诚有百姓以我为爱财者，齐国虽曰褊小狭隘，我亦何独止爱其一牛？即是不忍见其牛之恐栗，如无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为衅锺不可废，故以羊更之也。宣王必以羊易牛者，以其羊之为牲，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曰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者，孟子对宣王，言王无怪百姓皆谓我为爱财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之人安知王以为不忍见其恐栗、又为衅锺不可废，故以羊易之之意也，彼必曰王若隐痛不忍见牛若无罪而就所死之地，则牛与羊何择焉？言羊之与牛，是皆若无罪而就死也，何独择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者，是宣王自笑以其已之心不如是，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傥如此者，是何心哉！然我非爱其财，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宣王又疑孟子亦以为然，故以此言复答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谓我爱财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者，孟子复解王之自责之意也。言如此亦无伤害於为王也，此亦为仁之一术耳。无他，是见其牛之觳觫，未见其羊之觳觫也。凡君子之於禽兽，见其生貌，则不忍见其就死；闻其鸣声，则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人，凡於庖厨烹炙之事所以远去之也。“王悦，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者，是宣王见孟子解其已意，故喜悦之，而引《诗》之文而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小雅·巧言》之诗也，宣王引之，而为如夫子之所谓也。云“夫子”者，宣王尊孟子为夫子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王言我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己而不得其心之所之，自今夫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动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虽有是心，其所以得契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复於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今有人复白於王曰：我力能举得三千斤之重，而不能举一羽毛之轻；目之明能观视其秋毫之末锐，而不能见一大车之薪木，则王信乎否乎？“曰否”者，是宣王答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何与”者，孟子复以此讽之也。言今王有恩德足以及其禽，而其功绩不至於百姓者，王独以为何如？“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者，孟子又言苟如是一羽之轻所以不能举者，为其不用力也；一车薪之大所以不见之者，为其不用明也；今百姓所以不见安者，为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为王，是王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者，是宣王问孟子。言不为与不能二状，何以为异也？“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是折枝之类也”者，是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问不为与不能之异状也。言今有人云挟太山而超过北海，而语人曰我不能挟太山超北海，此真不能也；如为长者按摩手节，而语人曰我不能为长者按摩手节，是耻见役使，但不为之耳，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挟太山超北海之类也，是不为长者折枝之类也，以其不为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王也。言敬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爱吾之所爱，以及他人之所爱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则治天下之大，止如运转於掌上之易也。“《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孟子引《大雅·思齐》之诗文也。言文王自正于寡妻，以至正于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临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举此心而加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己矣”者，孟子言为君者但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虽妻子亦不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过强於人者，无他事焉，独能推其所为恩惠耳。盖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诗》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善推其所为之意旨故也。“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何与”者，孟子复言非王不能，但不为耳。故复云“然权，然後知轻重；度，然後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者，孟子又托物而讽王也。言为之权与度，然尚能知其轻重长短，其权度之为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权度，故请王自忖度之耳。“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於诸侯，然後快於心与”者，抑，辞也，与《语》曰“抑为之不厌”之“抑”同，孟子又以此数事而测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兴起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戎，不以为危事，外结怨於诸侯，如此且然後快乐其心与。“王曰否”者，宣王答之，以为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数事，我但将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问之，曰：王大欲可得而闻之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为肥甘不足於口与，轻暖不足於体与”至“不足使令於前与”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测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为其肥甘之味不足以供於口与？抑是其声音之乐不足供听於王之耳与？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与？采色之饰不足供视於王之目与？然此数事，而为王之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矣，而王岂用为此者与？故继之曰：“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又曰“否，吾不为是”者，宣王答之曰：我不为是四者之事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则王之大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为所大欲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者，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开辟其土地而求其广，又欲朝秦、楚之诸侯，以临莅其中国而抚安四夷，为所大欲，是若缘乔木之上而求其鱼也。“王曰：若是其甚与”者，宣王亦谓己之大欲若此求鱼之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後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後必有灾”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殆有甚於缘木求鱼也，缘乔木而求鱼，虽不得鱼，又且无後灾难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尽心力而为之，後亦必有大灾难所及也。“曰可得闻与”者，是宣王又问孟子，欲求知其大灾难也。“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邹之小国，与楚之大国战斗，则王以为谁国胜之？“曰楚人胜”者，宣王答孟子，以为楚之大国人胜之也。“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者，孟子言如是则小国固不可敌大国，人之寡少固不可以敌人之众多，劣弱固不可以敌强悍也。“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於邹敌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有九，而齐国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以异於邹国之小而敌楚国之大哉？言与此无异也。王如欲服之，盖当反行王道之本耳，故云“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至“孰能御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之本也。言今王发政而施仁，使天下为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贾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涂，凡天下欲疾恶其君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诉之，其如此，天下皆归之，谁能止御之也。商贾，《汉书》云：“通财鬻货曰商。”《白虎通》云：“卖曰贾。”行旅者，师旅也。《说文》云：“军，五百人也。”“王曰：吾惛，不能进於是矣。原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者，宣王欲孟子明其王道而教之也。故曰我之惛乱，不能进於此仁政，原夫子辅我志，以明白教我也，我虽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请尝试教之如何耳？“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为宣王陈王道之本而教之者也。言无常生之业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为能有之。言士穷则独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也。若民则迫於穷困，不能守其常善，苟无常生之业，遂因之而无常善之心。苟无常善之心，则放辟邪侈之事，无有不为。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从而诛戮之，是若张罗网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为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别民之生产，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则足以奉事父母，俯而下之则足以畜养妻子，丰乐之岁，终身饱足，凶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驱率而从善教，故其民从其善教亦轻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产，仰则不足以奉养父母，俯则不足以畜养妻子，虽丰乐之岁，终身又且劳苦；而凶荒之年，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则民惟独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闲暇而修治礼义哉。言无及修其礼义也。“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则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亩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为宣王陈王道之本，其说已在前，此更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