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范将来，奥旨微言，已备解乎《注疏》。尚以辞高旨远，后学难尽诗论。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号之为讲义也。
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注疏成都府学主乡贡傅注奉右撰
夫《孝经》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圣人蕴大圣德，生不偶时，適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坠，君臣僣乱，礼乐崩颓。居上位者赏罚不行，居下位者襃贬无作。孔子遂乃定礼、乐，删《诗》、《书》，赞《易》道，以明道德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虑虽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说《孝经》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谨其法。故《孝经纬》曰：“孔子云：‘欲观我襃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是知《孝经》虽居六籍之外，乃与《春秋》为表矣。先儒或云“夫子为曾参所说”，此未尽其指归也。盖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为请益问答之人，以广明孝道。既说之后，乃属与曾子。洎遭暴秦焚书，并为煨烬。汉膺天命，复阐微言。《孝经》河间颜芝所藏，因始传之于世。自西汉及魏，历晋、宋、齐、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虽备存秘府，而简编多有残缺，传行者唯孔安国、郑康成两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义疏》，播於国序。然辞多纰缪，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诏群儒学官，俾其集议。是以刘子玄辨郑注有十谬七惑，司马坚斥孔注多鄙俚不经。其馀诸家注解，皆荣华其言，妄生穿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采摭菁英，芟去烦乱，撮其义理允当者，用为注解。至天宝二年注成，颁行天下，仍自八分御紥，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台《孝经》是也。
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御制序并注
［疏］正义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参陈孝道也。汉初，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至刘炫遂以《古孝经·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闺门》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馀字。孝者，事亲之名；经者，常行之典。”按《汉书·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又按《礼记·祭统》云：“孝者，畜也，畜养也。”《释名》云：“孝，好也。”《周书》：“谥法至顺曰孝。”总而言之，道常在心，尽其色养，中情悦好，承顺无怠之义也。《尔雅》曰：“善父母为孝。”皇侃曰：“经者，常也，法也。此经为教，任重道远，虽复时移代革，金石可消，而为孝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经、下经，《老子》有道经、德经。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经之创制，孔子所撰也。前贤以为曾参唯有至孝之性，未达孝德之本，偶於间居，因得侍坐，参起问於夫子，夫子随而答，参是以集录，因名为《孝经》。寻绎再三，将未为得也，何者？夫子刊缉前史而修《春秋》。犹云笔则笔，削则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辞。按《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斯则修《春秋》、撰《孝经》，孔子之志、行也。何为重其志而自笔削，轻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刘炫《述义》，其略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士有百行，以孝为本。本立而后道行，道行而后业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则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时立称，经典之目，随事表名，至使威仪礼节之馀盛传当代，孝悌德行之本隐而不彰。夫子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