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每年夏天都带着孩子们（她有三个孩子：女儿娜塔里娅，十七岁，两个儿子，一个十岁，另一个九岁）回到乡间避暑。她的生活方式相当开放，也就是说她经常接待男士，尤其是独身男士；至于外省的那些太太，她简直无法容忍。为此，她曾遭到这些太太们的多少非议！她们说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态度傲慢，品行不端，又很霸道，更主要的是她说话放肆到极点！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在乡间确实不受任何约束，待人接物不拘小节，处处流露出京城的贵妇人对周围无知平庸之辈的轻蔑……当然，她和城市里的熟人交往时态度也很随便，甚至冷嘲热讽，但是没有轻蔑的成分。
顺便请问诸位读者，你们可曾留意：一个对待下属非常随便的人，他在上司面前是决不会随随便便的。这是什么缘故呢？不过，提出这类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终于熟悉了塔里别格的练习曲，便离开自己整洁舒适的房间，来到楼下的客厅。他发现全家人都聚集在那里了。沙龙已经开始了。女主人躺在一张宽阔的卧榻上，两腿蜷曲着，手里正在摆弄一本新出版的法文小册子。窗口的绣架两侧分别坐着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的女儿和家庭女教师邦库尔小姐，一位年约六十、黑色假发上扣一顶花俏的压发帽、耳朵里塞了棉花的干瘪老处女；巴西斯托夫坐在门边看书，彼佳和瓦尼亚在他身边下跳棋，而靠着壁炉、背剪双手站在那儿的是一位身材不高，灰白的头发蓬乱不堪。脸色黝黑，一对乌黑的小眼睛骨溜溜乱转的先生——阿夫里康·谢苗诺维奇·比加索夫。
这位比加索夫是个怪人。他仇视一切，仇视所有的人——尤其是女人，他从早到晚骂个不停，有时候骂得颇有道理，有时候又不着边际，但他始终骂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他这样容易动怒简直像孩子脾气；他的笑声，他的嗓音，他浑身上下的一切，似乎都充满了怨气，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倒也十分乐意接待比加索夫：他用自己的奇谈怪论逗她开心。他的话也确实相当有趣。夸大一切成了他的嗜好。譬如说，大家谈到什么灾难——雷电烧了村子啦，大水冲毁了磨坊啦，农夫用斧子砍断了自己的手啦——，只要他在场，每次他都要恶狠狠地问：“她叫什么名字？”也就是引起这场灾难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坚信，只要认真追查，那么任何灾难的根源总是女人。有一次，他突然跪倒在一位几乎不认识的但执意要招待他的太太脚下，痛哭流涕地但又怒气冲冲地请求她的饶恕，说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她的事，而且今后再也不上她的门了。还有一次，达丽娘·米哈依洛芙娜的一名洗衣女工刚骑上马，那马立即朝山下冲去，途中把洗衣女工掀到了山沟里，差点没把她摔死。从此以后比加索夫一提起这匹马便连声称赞：“好马！好马！”连那座山和那条沟他也认为是景色如画的好地方。比加索夫一生命运不佳，因此他愤世嫉俗，故意装疯卖傻。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家庭，他父亲担任过各种卑微的职务，勉强识几个字，从不关心儿子的教育，给他吃饱穿暖就算完事。母亲对他百般溺爱，但她很早就死了。比加索夫只能自己教育自己，先进了县立小学，后来又上了中学，掌握了几门外语——法语和德语，甚至还有拉丁语，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后便进了台尔普特①大学。在那儿他经常与贫困作斗争，但终于修完了三年的课程。比加索夫的能力并不出众，但他的忍耐和毅力却超出常人，尤其是那股虚荣心，那种不甘居人后，竭力要挤进上流社会、与命运抗争的愿望特别强烈。他刻苦读书，投考台尔普特大学，都是出于虚荣心。贫困令他生气，同时也练就了他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的言谈富有特色；他从小就掌握了一种发泄怨恨的特殊口才。他的思想并未超出一般水准，但他的言谈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不是一般的聪明，而是聪明绝顶。获得副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