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缁衣诂训传第七
○陆曰：郑者，国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诗谱》云：“宗周圻内咸林之地，今京兆郑县是其都也。”《汉书·地理志》云“京兆郑县，周宣王弟郑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随平王东迁，遂灭虢、郐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济，前华后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郑是也，在荥阳宛陵县西南。
郑谱。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为郑桓公，今京兆郑县是其都也。○正义曰：《汉书·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是为郑桓公。”郑据此为说也。《春秋》之例，母弟称弟，系兄为尊，以异於其馀公子。僖二十四年《左传》曰“郑有厉、宣之亲”，以厉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预皆云“母弟”。《郑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谧亦云“庶弟”。又《史记·年表》云：“郑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马迁，而自乖异，是无明文可据也。《地理志》云“京兆郑县，周宣王母弟郑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郑县，故云京兆郑县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郑国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郑因虢、郐之地而国之，而郐亦有诗，既谱郐事，然后谱郑，故先言有郑之由，而后说得郐之事。又云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正义曰：自此以下，尽“可以少固”，皆《郑语》文，谓得西周之众，与东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谓多难，惧祸难及己也。
史伯曰：“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皆有骄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帑与贿，不敢不许，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以成周之众，奉辞罚罪，无不克矣。○正义曰：谓济西、洛东、河南、颍北，是四水之间，其子、男之国有十，惟虢、郐为大。叔、仲皆当时二国之君字也。势谓地势阻固，险谓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鄢、蔽、补、丹、依、畴、历、华，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正义曰：八国皆在四水之间，与虢、郐为邻。若克虢、郐二邑，则其馀八邑自然可灭，为君之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处可以少固，馀方不可入也。虢、郐实国，而言邑者，以国邑相对为异，散则国亦为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传》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国而称邑也。
桓公从之，言：“然。”之后三年，幽王为犬戎所杀，桓公死之，其子武公与晋文侯定平王於东都王城。○正义曰：《郑语》又云：“公悦，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是桓公从之也。《郑语》云：“幽王八年，桓公为司徒。”《郑世家》云：“桓公为司徒一岁，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为司徒一年乃问也。问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杀，是言然之后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杀幽王，并杀桓公。郑人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地理志》云：“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济，前华后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郑是也。正义曰：此谓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隐元年《左传》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传》曰：“先郑伯有善於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郑见处虢、郐之地，明是武公灭虢、郐，则其馀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郑世家》：“史伯云：‘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东徙其民於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如《世家》，则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后武公取者，马迁见《国语》有史伯为桓公谋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傅会为此说耳。《外传云》“皆子、男之国，虢、郐为大”，则八邑各为其国，非虢、郐之地，无由得献之桓公也，明马迁之说谬耳。桓公虽未得虢、郐，既寄帑贿，臣民亦从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传》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翟而共处之。”是桓公寄帑之时，商人亦从而寄，至武公遂取而与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设令十邑皆方百里，开方除之，尚三百有馀。郑当侯爵而为伯者，《周礼》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叙郑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许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计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济，前华后河，食溱、洧焉”，亦《郑语》文也。韦昭云：“华，华国也。食，谓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郐谱》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则郑都在郐地，故服虔云：“郑，东郑，古郐国之地。”是郑虽处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传》称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郐城之下。服虔云：“郐城，故郐国之墟。”杜预云：“郐国在荥阳密县东北，新郑在荥阳宛陵县西南，是郑非郐都，故别有郐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传》曰“郑祝融之墟”，《郐谱》亦云“则郐、郑同地”，而云郑非郐都者，正以郑国别有郐城，决知郑国之都非郐也。但二城不甚相远，故於郐言祝融之墟，见郑因国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谓郑居郐都也。郐在东周畿外之国，隐元年《穀梁传》曰：“寰内诸侯，不正其外交。”然则畿内之国，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禀於天子，善恶归於其上，无假风谏，不当有诗。郐国见有变风，不在畿内明矣。郑因虢、郐之国，自然亦为畿外。郑《发墨守》云：桓公国在宗周畿内，武公迁居东周畿内者，以郑於西周，本在畿内。西都之地，尽以赐秦，明武公初迁，亦在东周畿内，故历言之也。及并十邑，郁成大国，盟会列於诸侯，灼然在畿外，故《缁衣》传曰：“诸侯入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称入也。郑虽非畿内，不过侯服。昭十三年《左传》曰：“郑伯，男也。”贾逵以为，郑伯爵，在男畿。郑距王城三百馀里，而得在男畿者，《郑志》答赵商云：“此郑伯男者，非男畿，乃谓子男也。先郑之於王城，为在畿内之诸侯，虽爵为侯伯，周之旧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郑伯，男也’。”是郑意与贾说异。
武公又作卿士，国人宜之，郑之变风又作。○正义曰：《缁衣序》云：“父子并为周司徒。”则桓公之死，武公即代为司徒，故得辅平王以东迁。是先为卿士，后并十邑。但郑先说得国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实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国人宜之而作变风也。对上《郐风》已作，故云“又作”。案《左传》及《郑世家》，武公生庄公。庄公娶邓曼，生太子忽，是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为厉公。又生公子亹、公子仪。《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庄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卫，而厉公立。桓十五年夏，厉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弥弑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齐人杀子亹，郑人立公子仪。庄十四年，傅瑕杀子仪，而纳厉公。厉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复入。至庄二十一年卒，前后再在位，凡十一年。厉公卒，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诗·缁衣序》云“美武公”，则武公诗也。《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庄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鸡鸣》。《遵大路》序云“庄公失道”，则此三篇通上《将仲子》等六篇，皆庄公诗也。《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及《扬之水》皆云“刺忽”，则《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在其间，皆为昭公诗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统，虽未逾年，要君於其国。《有女同车序》云“至於见逐”，则为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时事也。《山有扶苏》、《萚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贤，权臣擅命。忽之前立时月既浅，则此三篇盖后立时事也。《褰裳》“思见正”，言突篡国之事，是突前篡之事，国人欲以邻国正之。《春秋》之义，君虽篡弑而立，已列於会，则成为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会郑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后，频列於会，则成为郑君，国人不应思大国之见正，《褰裳》宜是初田事也。《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直云“刺乱世耳”，不指君事。或当突篡之时，或当忽入之后，其时难知。要是忽为其主，虽当突前篡时，亦宜系忽，故序於《扬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扬之水》言“无忠臣良士，终以死亡”，经云“终鲜兄弟”，则兄弟已争，是后立之事。《出其东门序》云“公子五争”，《野有蔓草序》云“民穷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类，皆三公子既争之后事也。公子五争，突最在后得之，则此三篇，厉公诗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诗也。郑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厉公之子，《清人》当处卷末，由烂脱失次，厕於庄公诗内。所以得错乱者，郑答赵商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弟，录者直录其义而已。”如《志》之言，则作序乃始杂乱，故《羔裘》之序从上《大叔于田》为庄公之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