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虚，漕虚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笺云：自河以东，夹於济水，文公将徙，登漕之虚以望楚丘，观其旁邑及其丘山，审其高下所依倚，乃后建国焉，慎之至也。○虚，起居反，本或作“墟”。夹，居洽反。济，节礼反。倚，於绮反。降观于桑。地势宜蚕，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龟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使，所吏反。能说如字。《郑志》“问曰：‘山川能说，何谓也？’答曰：两读。或言说，说者，说其形势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读如“遂事不谏”之遂。’”亻畕本又作“讠畕”，又作“诔”，皆力水反。《说文》云：“讠畕，祷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诔，谥也。“为卿大夫”，一本无“卿”字。
［疏］“升彼”至“允臧”。正义曰：此追本欲迁之由，言文公将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与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饶，高丘之阻，可以居处。又下漕墟而往观於其处之桑，既形势得宜蚕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从，乃命龟卜之，云从其吉矣，终然信善，非直当今而巳。乃由地势美而卜又吉，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国焉。○传“虚漕”至“高丘”。○正义曰：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盖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犹僖二十八年《左传》称“晋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为都，故以堂系楚丘而言之。《释诂》云：“景，大也。”故知景山为大山。京与山相对，故为高丘。《释丘》云：“绝高为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则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为，形则相类，故云“京，高丘也”。《公刘》笺云“绝高为之京”，与此一也。《皇矣》传曰“京，大阜也”，以与“我陵”、“我阿”相接，类之，故为大阜。○笺“自河”至“济水”。○正义曰：笺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东，夹於济水”，言楚丘在其间。《禹贡》云：“道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是济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东。楚丘在於其间，西有河，东有济，故云“夹於济水”也。○传“龟曰卜”至“大夫”。○正义曰：《大卜》曰：“国大迁，大师，则贞龟。”是建国必卜之。《绵》云“爰契我龟”，是也。大迁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谓筮迁都邑也。”《郑志》答赵商云：“此都邑比於国为小，故筮之。”然则都邑则用筮，国都则卜也。此卜云“终吉”，而僖三十一年又迁于帝丘，而言“终善”者，卜所以决疑，卫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兴复祖业，国家殷富，吉莫如之。后自更，以时事不便而迁，何害“终然允臧”也。传因引“建邦能命龟”，证“建国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连引之耳。建邦能命龟者，命龟以迁，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尔大筮有常，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士丧》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如此之类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龟，但辞亡也。田能施命者，谓於田猎而能施教命以设誓，若《士师职》云：“三曰禁，用诸田役。”注云：“禁，则军礼曰：‘无于车无自后射其类也。’”《大司马职》云：“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是也。田所以习战，故施命以戒众也。作器能铭者，谓既作器，能为其铭。若《栗氏》“为量，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是也。《大戴礼》说武王盘盂几杖皆有铭，此其存者也。铭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书以为戒也。使能造命者，谓随前事应机，造其辞命以对，若屈完之对齐侯，国佐之对晋师，君无常辞也。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师旅能誓者，谓将帅能誓戒之，若铁之战，赵鞅誓军之类。山川能说者，谓行过山川，能说其形势，而陈述其状也。《郑志》“张逸问：‘传曰山川能说，何谓？’答曰：‘两读。或云说者，说其形势。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则郑为两读，以义俱通故也。丧纪能诔者，谓於丧纪之事，能累列其行，为文辞以作谥，若子囊之诔楚恭之类，故《曾子问》注云：“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以作谥。”是也。祭祀能语者，谓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为言语，若荀偃祷河、蒯瞶祷祖之类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为九德，乃可以列为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谓有德音”，与俗本不同。独言可以为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当贤著德盛乃得位极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责其九能。天子诸侯嗣世为君，不可尽责其能此九者，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零，落也。倌人，主驾者，笺云：灵，善也。星，雨止星见。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驾者：雨止，为我晨早驾，欲往为辞说于桑田，教民稼穑。务农急也。○倌音官，徐古患反，《说文》云：“小臣也。”星言，《韩诗》云：“星精也。”说，毛始锐反，舍也。郑如字。辞，说。见，贤遍反。为，于伪反。匪直也人，非徒庸君。秉心塞渊，秉，操也。笺云：塞，充实也。渊，深也。○操，七刀反。騋牝三千。马七尺以上曰騋。騋马与牝马也。笺云：国马之制，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国六闲，马四种，千二百九十六匹。卫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马数过礼制。今文公灭而复兴，徙而能富，马有三千，虽非礼制，国人美之。○騋牝，上音来，马六尺巳上也；下频忍反，徐扶死反。上，时掌反。种，章勇反，下同。过礼，一本作“过礼制”。复，符富反。
［疏］“灵雨”至“三千”。○正义曰：此章说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时，命彼倌人云：汝於雨止星见，当为我早驾，当乘之往辞说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穑。言文公既爱民务农如此，则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诚实且复深远，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实，故能兴国，以致殷富，騋马与牝马乃有三千，可美之极也。○传“倌人，主驾者”。○正义曰：以命之使驾，故知主驾者。诸侯之礼亡，未闻倌人为何官也。○传“马七尺”至“牝马”。○正义曰：七尺曰騋，《廋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误也。此三千，言其总数。国马供用，牝牲俱有，或七尺六尺，举騋牝以互见，故言騋马与牝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独牝有三千。《辀人职》注云：“国马，谓种马、戎马、齐马、道马，高八尺，田马七尺，驽马六尺。”此天子国马有三等，则诸侯国马之制不一等，明不独七尺也。乘车、兵车及田车高下各有度，则诸侯亦齐、道高八尺，田马高七尺，驽马高六尺。独言騋马者，举中言之。○笺“国马”至“美之”。○正义曰：言国马，谓君之家马也。其兵赋，则《左传》曰“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
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计之。《校人》又曰：“凡颁良马而养乘之，乘马一师四圉，三乘为皂，皂一趣马；三皂为系，系一驭夫；六系为厩，厩一仆夫；六厩成校，校有左右。驽马三良马之数。”注云：“二耦为乘。自乘至厩，其数二百一十六匹。《易》：‘乾为马。’此应乾之策也。至校变言成者，明六马各一厩，而王马小备也。校有左右，则良马一种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种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驽马三之，则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驽，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后王马大备。”由此言之，六厩成校，校有左右，则为十二厩，即是十二闲，故郑又云“每厩为一闲”，明厩别一处，各有闲卫，故又变厩言闲也。以一乘四匹，三乘为皂，则十二匹。三皂为系，则三十六匹。六系成厩，以六乘三十六，则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厩，其数二百一十六匹，应乾之策。谓变者，为揲蓍用四，四九三十六，谓一爻之数。纯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为四百三十二。驽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为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虽驽马数言三良，亦以三驽之数共厩为一闲。诸侯言六闲，马四种，则不种为二闲，明因驽三良之数而分为三闲，与上三种各一闲，而六闲，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闲，马二种。郑因诸侯不种为二闲，亦分驽马为三，故注云诸侯有齐马、道马、田马，大夫有田马，各一闲，其驽皆分为三，是也。故《郑志》“赵商问曰：‘《校人职》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国六闲，马四种，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闲，马二种，为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大夫食县，何由能供此马？《司马法》论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马四匹，长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税以给王，其馀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职》相觉甚异。’答曰：‘邦国六闲，马四种，其数適当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闲，马二种，又当八百六十四。今子何术计之乎？此马皆国君之制，非民之赋。《司马法》甸有戎马四匹，长毂一乘，此谓民出军赋，无与於天子国马之数。’”是郑计诸侯大夫之明数也。赵商因校有左右，谓二厩为一闲，故其数皆倍而误。郑以十二厩即十二闲数，诸侯大夫闲数，驽与良同，故云“子以何术计之”。郑以诸侯之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诸侯之国，马有三千，过制，明非始文公，所从远矣，故本之先君，言由卫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谓有此邶、鄘之富，而马数过礼制，故今文公过制也。然则三千之数，违礼者也。而《校人》注引《诗》云“‘騋牝三千’，王马之大数”者，以三千与王马数近相当，故因言之。其实此数非王马之数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