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古公亶父聿来胥宇，爰及姜女。其后，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历世有贤妃之助，以致其治。○正义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郑言此者，以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召南》夫人虽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诗文以历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义曰：此《思齐》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国。此明二国之诗先以后妃夫人为首之意。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终以《麟趾》、《驺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兴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获嘉瑞。○正义曰：此论二国之诗次比之意。“是故”者，缘上事生下势之称。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随其事立称。礼，天子之妃曰后，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称后妃；《召南》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为名，非为先后之别。有陈圣化，虽受命前事，犹称后妃。有说贤化，虽受命后事，尚称夫人。二国别称，而文王不异文者，《召南》夫人为首，后妃变称夫人，足知贤圣异化，於文王不假复异其辞，故《鹊巢》之序言国君以著义於后，皆以常称言之。圣王之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驺虞》於末，欲见致嘉瑞也。时实不致，设以为法，故言耳。以诗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关雎》、《驺虞》之与《鹊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驺虞》叹国君之仁心，自取兽名，别为兴喻，非叹瑞应，与前篇共相终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宪后昆，大师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关雎》之应，《鹊巢》之应耳。其实作者本意不在於应，而使诗有龙凤之文，亦将以之为应，非独麒麟、白虎也。郑答张逸云：“文王承先公之业，积脩其德，以致风化。述其美以为之法。能行其本，则致末应，既致其应，设以为法，是其不实致也。”此《谱》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风大意，皆自近及远，《周南·关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苡》后妃化之所及，《汉广》、《汝坟》变言文王之化，见其化之又远也。《召南·鹊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虫》、《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与夫人同为阴类，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国，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远也。篇之大率，自以远近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汉广》、《汝坟》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氾》、《驺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论后妃夫人详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则《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详，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别，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鹊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与后妃接连，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独夫人身事，文与夫人不相连接，故变言《鹊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后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后无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详，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已致人。《草虫》以下，非复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为《鹊巢》之功所致，则《汉广》文王之道被于南国，亦是《关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风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赞。《周南》以《桃夭》至《芣苡》三篇为后妃所致，《汉广》以下，其事差远，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虫》至《行露》四篇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远，为文王之致。各举其事，互相发明。此二《南》之诗，文王时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时，已四十馀年，诸侯从之盖亦早矣。郑答张逸云：“文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当此之时，诗巳作也。何则？化被於下则民述其志，何须待布王号然后作歌。武王采得之时，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系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诗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与《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时作。武王伐纣，乃封太公为齐侯，令周、召为二伯。而《何彼襛矣》经云“齐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齐，《甘棠》经云“召伯”，召公为伯之后，故知二篇皆武王时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时，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时也。《行露》虽述召伯事，与《甘棠》异时。赵商谓其同时，疑而发问，故《志》“赵商问：‘《甘棠》、《行露》之诗，美召伯之功，笺以为当文王与纣之时，不审召公何得为伯？’答曰：‘《甘棠》之诗，召伯自明，谁云文王与纣之时乎？’至《行露》篇，笺义云‘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若当武王时，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乱之俗已销，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时也。序义云‘召伯听讼’者，从后录其意，是以云然”。而郑此答，明《甘棠》笺之所云美其为伯之功，谓武王时也。此二篇武王时事，得入《召南》风者，以诗系於召，召为诗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即录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妇道，《召南》多陈人伦，事与相类。又王姬贤女，《召南》贤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圣化之风，故录之於《召南》也。
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故耳。○正义曰：云言“或”者，道异说也。郑之前世有为此说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风言后妃乐得淑女，无嫉妒之心，夫人德如鸣鸠，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妇有义，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风切后夫人，以节此义序，故用之耳。《王风》云“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谓路寝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乐，则后夫人亦有房中之乐。以后夫人房中之乐歌《周南》、《召南》，则人君房中之乐亦歌《周南》、《召南》，故《谱》下文云路寝之常乐，“风之正经”也。天子歌《周南》，诸侯歌《召南》，用此“或”说为义也。后夫人用之亦当然也。王肃云：“自《关雎》至《芣苡》，后妃房中之乐。”肃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为后妃之乐。然则夫人房中之乐，当用《鹊巢》、《采蘩》。郑无所说，义亦或然。
射礼，天子以《驺虞》，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为节。○正义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乐，故言之。《礼记·射义》有此。又彼注亦以为《驺虞》取其“一发五豝”，喻得贤者多；《貍首》取“小大莫处，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涧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义以为戒也。“为节”者，谓射之进退当乐节相应。彼每篇一言为节，此引之省文也。今无《貍首》，周衰，诸侯并僣而去之，孔子录诗不得也。为礼乐之记者，从后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义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则《貍首》亦当在。今无其篇，故辨之，云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然则於时诸侯不肯朝事天子，恶其被射之言，故弃之。为礼乐之记者，正谓记作《射义》者，以《貍首》乐歌之曲，故并乐言之。《射义》注云：“《貍首》，逸诗，下云‘曾孙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谓此是《貍首》经文也。彼虽引诗，无“貍首”之字，郑知是《貍首》者，以彼之说诸侯射法而引此诗，其下又云：“君臣相与，尽志於射，以习礼乐，则安则誉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言诸侯用为射节，知是《貍首》之辞。无“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尽其辞故也。
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正义曰：周公封鲁，召公封燕，《史记》皆有《世家》言之。《周语》引《常棣》为周文公之诗，是周公谥曰文也。《公刘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谥曰康也。《閟宫》云“建尔元子，乃命鲁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当厉王之时”，则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谥，传国於后，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时周公、召公是也。○正义曰：僖九年“公会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来会葬”，是春秋时周公、召公也。经传皆言周公，谓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称伯，则伯爵，以《左传》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与奭次子名谥，《书传》无文。平王以西都赐秦，则春秋时周公、召公别於东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复岐周之地。《晋书地道记》云“河东郡垣县有召亭，周则未闻，今为召州”是也。左方无君世者，此因诗系二公，故终言之，其君世，《世家》亡灭，且非此所须故也。
问者曰：“《周南》、《召南》之诗，为风之正经则然矣。自此之后，南国诸侯政之兴衰，何以无变风？”答曰：“陈诸国之诗者，将以知其缺失，省方设教为黜陟。时徐及吴、楚僣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正义曰：以列国政衰，变风皆作，南国诸侯，其数多矣，不得全不作诗。今无其事，故问而释之。巡守陈诗者，观其国之风俗，故采取诗以为黜陟之渐。亦既僣号称王，不承天子威令，则不可黜陟，故不录其诗。吴、楚僣号称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僣者，《檀弓》云：“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其辞云，昔我先君驹王”，是其僣称王也。其馀江、黄、六、蓼之属，既驱陷於彼俗，又亦小国，犹邾、滕、纪、莒之等，夷其诗，蔑而不得列於此。”○正义曰：《春秋》文四年，楚人灭江。僖十二年灭黄。文五年，楚灭六并蓼。终为楚人所灭，是被其驱逼陷恶俗也。既驱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国，政教狭陋，故夷其诗，轻蔑之，而不得列於国风也。邾、滕、纪、莒，春秋时小国，亦不录之，非独南方之小国也。其魏与桧、曹，当时犹大於邾、莒，故得录之。春秋时，燕、蔡之属，国大而无诗者，薛综答韦昭云：“或时不作诗，或有而不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