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脩其业，以明民共财。
［疏］正义曰：公刘者，后稷之曾孙，当夏时为诸侯。以后稷当唐之时，故继唐言之也。中叶，谓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刘居其中。《商颂》云“昔在中叶”，亦谓自契至汤之中也。《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明民，谓使衣服有章。共财，谓使之同有财用。公刘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顾天。
［疏］正义曰：此《尚书·多方》，说天以纣恶，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方，罔堪顾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顾由视念也。其意言天下灾异之威，动天下之心，开其能为天以视念者。众国无堪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顾天耳。大王、王季为天所祐，已有王迹，是能顾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於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疏］正义曰：《泰誓》说武王伐纣，众咸曰孜孜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圣人为父母，必将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
［疏］正义曰：此总言文、武之诗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时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检其文，皆成王时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疏］正义曰：时当成王，功由周公，故《谱》说成王之诗皆并举周公为文。制礼作乐，大平无为，故与大平连言。颂声之兴，不皆在制礼之后也。故《春官·乐师职》云：“及彻，帅学士而歌彻。”玄谓彻者，歌《雍》也。是颂诗之作，有在制礼前者也。
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疏］正义曰：此解周诗并录风、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风，是王化之基本，《鹿鸣》、《文王》之雅，初兴之政教。今有颂之成功，由彼风、雅而就，据成功之颂，本而原之，其颂乃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以道衰乃作者，名之为“变”，此诗谓之为“正”。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以为常乐，非孔子有去取也。《仪礼·乡饮酒》“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閒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燕礼》用乐与《乡饮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虫》之篇，其馀在於今《诗》，悉皆次比。又《左传》及《国语》称鲁叔孙穆子聘於晋，晋人为之歌《文王》、《大明》、《绵》，又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亦各取三篇，风、雅异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谱》於此不言孔子。其变风、变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录之。《春官·大师职》郑司农注云：“古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故延陵季子观乐於鲁，时孔子尚幼，未定《诗》、《书》，而曰‘为之歌《邶》、《鄘》、《卫》’，曰：‘是其《卫风》乎’。又为之歌小雅、大雅，又为之歌颂。《论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农之意亦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岁。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此说非也。六诗之目，见於《周礼》，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孔子以后，简札始倒，或者《草虫》有忧心之言，故不用为常乐耳。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
［疏］正义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变风、变雅之作时节。变风之作，齐、卫为先。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庄四年《公羊传》曰：“齐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徐广以为周夷王亨之。郑知懿王者，以《齐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为胡公。”当夷王之时，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时，山杀胡公，则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谮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书传》不言孝王有大罪恶。《周本纪》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谮矣。《本纪》言诗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时《鸡鸣》之诗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卫世家》云：“贞伯卒，子顷侯立。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是卫顷公当夷王时。《郊特牲》云：“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礼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贤也。
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正义曰：大率变风之作，多在夷、厉之后，故云“众国纷然，刺怨相寻”。《击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剌之类，故连言之。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
［疏］正义曰：此言周室极衰之后不复有诗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传》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犹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则言伯者，长也，谓与诸侯为长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与诸侯为长，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谓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也。”知者，《郑语》云：“祝融之后，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论语》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昭九年传云：“文之伯也。”是五者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谓周代之霸齐桓、晋文之后，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齐、晋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传》云：“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是齐桓、晋文能赏善罚恶也。其后无复霸君，不能赏罚，是天下之纲纪绝矣。纵使作诗，终是无益，故贤者不复作诗，由其王泽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设方伯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是方伯谓州牧也。周之州长自名为牧，以其长於一方，故《公羊》称为方伯。言无天子，无方伯，谓无贤明耳。
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於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疏］正义曰：懿王时诗，《齐风》是也。夷王时诗，《邶风》是也。陈灵公，鲁宣公十年为其臣夏徵舒所弑。变风齐、邶为先，陈最在后，变雅则处其閒，故郑举其终始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务》《尚书·璿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者，汉世毛学不行，三家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谶纬皆汉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讫於陈灵”，则在鲁僖之后。《艺论》云：“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唯言“至於鲁僖”者，据《诗》之首君为文也。陈灵公非陈诗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举鲁僖以为言也。《艺论》云“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则《商颂》不在数矣。而以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则篇数先定，论录则独举周代，数篇则兼取商诗，而云“合为国风、雅、颂”者，以商诗亦周歌所用，故得称之。孔子刊定，则应先后依次，而《郑风·清人》是文公诗，处昭公之上；《卫风·伯兮》是宣公之诗，在惠公之下者，郑答张逸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录者直录，存义而已。”然则孔子之后，始颠倒杂乱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