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王国的煤产量，１８５５年为６１，４５３，０７９吨，价值１６，１１３，２６７镑，１８６４年为９２，７８７，８７３吨，价值２３，１９７，９６８镑；生铁产量，１８５５年为３，２１８，１５４吨，价值８，０４５，３８５镑，１８６４年为４，７６７，９５１吨，价值１１，９１９，８７７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１８５４年为８０５４哩，投入资本２８６，０６８，７９４镑，１８６４年为１２７８９哩，投入资本４２５，７１９，６１３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１８５４年为２６８，２１０，１４５镑，１８６５年为４８９，９２３，２８５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
１８４７年５８，８４２，３７７镑
１８４９年６３，５９６，０５２镑
１８５６年１１５，８２６，９４８镑
１８６０年１３５，８４２，８１７镑
１８６５年１６５，８６２，４０２镑
１８６６年１８８，９１７，５６３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３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在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８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３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１８５１——１８５３年３年间上涨了２０％。在随后的３年中，即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７１５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尽管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了。前面的数据表明，过去买一吨生铁还不到３镑，而现在３０镑也买不来一吨生铁。价格的变动规律与价值的变动规律并不是在表面上直接地一致。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