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们的“最后一小时”真的敲响的时候，请你们想起牛津的这位教授吧。好了，但愿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再同诸位相会。再见！（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牛律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庸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这一观点，仍然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至宝。牛津大学真不愧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风水宝地，不仅为英国出产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教授，也为中国出产这样的教授。）……西尼耳１８３６年发现的“最后一小时”这个信号，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５日，又被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官老爷詹姆斯·威尔逊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重新吹奏起来，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
４、剩余产品
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在第２节举的例子中，是２０磅棉纱的１／１０或２磅棉纱）称为剩余产品。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资本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同样，决定剩余产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产品同总产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对于一个拥有２００００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２０００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２０００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１００个工人还是雇１０００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１００００镑还是卖２００００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１０００万还是有１２００万，都是无关紧要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１６页）早在李嘉图之前，有一位剩余产品的狂热的崇拜者阿瑟·杨格——他还是一个喜欢空谈而缺乏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名声和他的功绩适成反比——就曾说过：“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象古罗马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１７７４年伦敦版第４７页）。注的补充：奇怪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纯收入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但是很明显，它之所以有利，并不因为它是纯的”（托·霍普金斯《论地租》１８２８年伦敦版第１２６页）。）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