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二先生头天到得太原,第二天就派了手下司事等众带了钱米,分往各处,稽查户口,核实散放;自己也穿了极破的衣服跟在里头做事。列位要晓得:这些做大善士的人,一年到头,捐了人家多少银钱,自己吃辛吃苦,毕竟那被灾户口也着实沾光;若无此辈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有了此辈到底救活性命不少。此乃做书人持平之论;若是一概抹杀,便不成为恕道了。但是办捐的人能够清白乃心,实事求是,不于此中想好处的虽然也有;至于像这回书上所说的各节,却亦不能全免。既然有了这种人这等事,做书的人拿他描画出来,也不算得刻薄了。

闲话少叙。且说阎二先生在太原足足放了两个多月的赈,又办了些善后事宜,功德做了不少,银子却也用去不少。不但山西百姓颂声载道,就是山西官员,从巡抚以下,也没有一个不感激他的。他到此更觉扬扬得意,目中无人。又他生平为人度量极小,天底下人,除他之外,没有一个好的。回省之后,见了抚台,便把他放赈所到的地方那些府、厅、州、县,某人如何不好,某人如何不好,一半公怨,一半私仇,竟说的没有一个好人。抚台听了,当时亦着实生气,吩咐藩台把情节较重的撤参了几个。

毕竟他的架子太大了,不满意于人的地方很多。起先是他到抚台面前说人不好,后来渐渐的有人到抚台面前说他不好。人众我寡,一张嘴如何说得过众人。抚台想起他的前情,见了人那副傲慢样子,心上很不舒服他。因此便将计就计,上了一个折子,上叙:

“山西吏治,早已坏到极处。现当大旱之后,户口凋残,元气一时难以骤复;非得关心民瘼之员,竭力抚循,不足以资补救。兹查有南中义绅、分省补用知州阎某人,此次由上海捐集巨款,来晋赈济,急公好义,已堪嘉尚。自到太原后,臣屡次接见,见其才识宏通,性情朴实;每至一处放赈,往往恶衣菲食,与厮养同甘苦,奔驰于炎天烈日之中,实属坚忍耐劳,难能可贵。及试以他事,尤复刚毅果敢,不避嫌怨,实为当今不可多得之员。伏乞俯念晋省需才,允留该员在晋差遣委用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各等语。折子上去,朝廷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有天批折回来,抚台也不声张,袖了折子前去拜他。见面之后,又着实拿他抬举,慢慢露出借重之意。阎二先生听了,只当是抚台敷衍他的话,不免拿腔做势,添了许多自抬身价的话,说甚么“现在山东,直隶都等着我去放赈,我顾了你们便顾不了别处。现在除非有上谕留我在贵省帮忙,那是无可如何之事。除此以外,无论是谁都留我不住。”抚台到此方微微的一笑,从袖筒管里取出批折,送到他的面前。此时也不称他为阎老先生,但说得一句道:“现在有上谕在此,老兄请看。”阎二先生一听大惊,赶忙接在后中看时,只见前是山西抚台的折子保举他,留他在山西的派话;后面一行奉旨,是“阎某人着交某人差遣委用”十几个字。阎二先生看到这里,一时又惊又喜,两手拿着折子放不下来。惊的是:他在我面前,从未提过一声,凭空的一个折子竟其把我留下。喜的是:我本是一个没有省分的人,现在忽然归了特旨班,即日就可补缺。因此心上忐忑不定。但是既经留在山西,同抚台便是堂属体制,不能再照前番称呼。一旦要我恭顺起来,并非心有不甘,实在面子上一时放不下去。前日是并起并坐,今日是“大人、卑职”,未免叫不出口,难以为情。仔细思量,踌躇不决。既而一想:“他既然能够晓得我的好处,保举我,他便是我的知己。古人云:“感恩知己。”我既感他的恩,就是叫声大人,有何不可。”主意打定,于是放下折子,慌忙离座,恭恭敬敬朝抚台磕了个头。磕头之后,接着请了一个安,说了声“卑职蒙大人提拔,谢大人栽培。卑职情愿伺候大人,替大人效力”。抚台仍旧照前同他客气:每逢禀见,无不立请,见了面总是灌米汤。有些实缺道、府都赶他不上。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抚台从没道过一个“不”字,因而官场上有些黑点的反去趋奉他,巴结他。他起初同人家还客气,到得后来,也就“居之不疑”了。

又过了些时,他带来的银钱已渐渐放完,因为要在抚台面前讨好,又打电报到上海汇了十几万来。起先银子都归他一人经手,除掉放赈之外,并无别用。自从改归山西差遣之后,上海二批汇来的钱,抚台渐渐也要干预;有时并借办理善后为名,向他支付。他碍于抚台情面,不敢不付。十几万银子,经不得几回也就完了。银子用完再打电报到上海;人家晓得他已经做了山西的官,而且银子已用掉不少,大约可以无须再行接济,以后的钱便来得不像前头容易了。

他此时正在热头上,为了一件甚么事到抚台面前说首府不好。抚台马上把首府撤任,就同藩台商量,派阎某人署理。藩台说:“阎某人乃是知州班次,署理知府,未免衔缺不甚相当。”抚台把脸一板,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拘什么资格吗?我从前保举他,留他在山西,就想要重用他的。现在朝廷尚且破格用人,你我岂可拘守成例!”藩台被抚台驳得无话可说,只得诺诺称“是”。回到衙门里,立刻挂牌;然而为他碰了抚台一个钉子,心上总不高兴。第二天阎二先生上去谢委,独独藩台没有见他。

抚台又立逼催他接印。恰巧前任这几个月碰着天旱,一无进款,赔的也苦极了,也乐得收交卸一天早轻快一天,阎二先生择定第三天接印。他老先生向来是俭朴惯的,上任的那一天,坐了一乘破轿子,名为四轿。其实只有两个轿夫,一把红伞,一面锣,喝道的亦止有一个。问问那些人那里去,回称:“都饿跑了。”阎二先生不便挑剔。等到拜过印,升堂点卯,六房书吏只有三个人,差役亦只有五六个。点卯应名都是一个人轮流上来好几趟。及至看他们穿的衣裳,都同叫化子一样。阎二先生手里早捏着一把汗,晓得荒年没有收成,这个缺万无生发;只得将机就计,做个清官,还好蒙骗上司的耳目。等到接印之后,一连十几日,下属应送的到任规,一处没有,而且弄得是政简刑清,案无留牍,连下属申详的案件,半个月来,亦是一桩没有。并不是德化感人,实因太原一府的百姓都已死净逃光,所以接印以来,竟无一事可做。

他这时仍旧总办放赈事务。看看秋尽冬来,北方天气寒冷,未交十月,已下得一场大雪。上海一连去了几个电报,不见有银子汇来,心中正在愁闷,一日端坐衙中,忽然接到抚台一个札子,折阅之下,这一急非同小可!要知所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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