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先生的朋友说:中国是没有救药的了,但中国是有救药得很。季陶先生说:念佛拜忏,可以救国。介石先生说:长期抵抗,可以救国。行边会议的诸先生说:九国公约,国际联盟,可以救国。汉卿先生说:不抵抗,枕戈待旦,可以救国。血魂团说:炸弹可以救国。青年党说:法雪斯蒂可以救国。这才叫,戏法人人会变,只有巧妙不同。中国是大有救药在哩,说什么没有救药?

九一八纪念,只许沉默五分钟,不许民众集团集会结社。

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却又来得太多,多得如天主教日历上的殉教圣贤节一样,将来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中国若依旧不亡,那说不定,一天会有十七八个国耻纪念。长此下去,中国的国民,怕只能成为哑国民了,因为五分钟五分钟的沉默起来,却也十分可观。

韩刘打仗,通电上都有理由,却使我不得不想起在乡下春联摊上,为过旧历年者所老写的一副对来,叫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有理。你过你新年,我过我新年,各自新年。”

百姓想做官僚军阀,官僚军阀想做皇帝,做了皇帝更想成仙。秦始皇对方士说:“世间有没有不死之药的?若有的话,那我就吃得死了都也甘心,务必为朕去采办到来!”只有没出息的文人说:“愿作鸳鸯不羡仙。”

吴佩孚将军谈仁义,郑××对李顿爵士也大谈其王道,可惜日本的参谋本部陆军省和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不是孔孟的弟子。

故宫的国宝,都已被外国的收藏家收藏去了,这也是当局者很好的一个想头。因为要看的时候,中国人是仍旧可以跑上外国去看的。一个穷学生,半夜去打开当铺的门来,问当铺里现在是几点钟了?因为他那个表,是当铺里为他收藏在那里的,不就是这个意思么?

伦敦的庚款保管购办委员会,因为东三省已被日人占去,筑路的事情搁起,铁路材料可以不必再买了,正在对余下来的钱,想不出办法来。而北平的小学教员,各地的教育经费,又在各闹饥荒。我想,若中国连本部的十八省,也送给了日人的话,岂不更好?因为庚款的余资,更可以有余,而一般的教育,却完全可以不管。

节制生育,是新马儿萨斯主义,中国军阀的济南保定等处的屠杀,中部支那的“剿匪”,以及山东等处的内战,当是新新马儿萨斯主义。甚矣哉,优生学之无用也。因为近来有人在说:“节产不对,择产为宜”,我故而想到了这一层。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想再写了,来抄一首辛稼轩的《丑奴儿》词,权作尾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原载《论语》1932年10月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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