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曰：台湾天富之国也，官山府海，利尽东南。荷人得之，欲以掌握通商之霸权，顾其时地利未启，移民未多，岁入不过十数万盾，故犹仰东印度公司之津贴也。延平建宅，万众偕来，蓄锐待时，百事俱举。养兵之数，多至七十有二镇，使镇为千人，则器械粮秣之数将何所给，而延平乃布屯田之制，自耕自赡，不取于民。谘议参军陈永华又整饬之，内兴土宜，而外张贸易，贩洋之利，岁率数十万圆，故无竭蹶之患。民及经西伐，军费浩繁，转粟馈饷，取之无穷，而历年积蓄，因而渐罄。然犹不敛之民，而以王家所储者用之。盖以郑氏志图恢复，倾家纾难，固非有自私自利之心也。文武勋旧皆有官田，诸王汤沐之奉，亦别有所给，而土田初辟，征赋甚轻，故民皆乐业，先公而后私。迹其所以治国治民者，犹有西周遗法。天不祚明，三世而陨，此则无可如何者也。
清人得台之后，仅设一府三县，正供杂税多沿旧制，岁入不过八万八千一百四十八两，而岁出亦祇五千六百七十四两。台湾之兵均调自福建，自总兵以至把总，合以战守之兵七千四百六十人，俸禄饷糈岁绘四千八百五十一两，兼以福建各营兵米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五石，折价二万六千九百三十六两，计为三万七千四百六十一两，入款尚有余裕。盖其时米价甚贱，银则贵，殆多今日十倍，故以一府三县之大，而经费竟若是之少也。正款之外，尚有私款，可以调剂。其贪者则取之于民，以肥私橐，而省中巧宦且以台湾为金穴矣。雍正以后，拓地渐广，增设厅县，而物价亦起，官吏俸禄不足以赡，故有复设官庄之议，并布盐制，归府办之。迨乾隆八年，增加文武养廉，岁出为之骤多。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用兵逾年，耗财甚巨。及平，尚存兵饷五十余万两。大将军福康安奏设隆恩官庄，购置田园，征收租息，以为班兵赏恤之资，又有叛产数万石，似可以弥其缺，然多为武弁所吞没，故台湾财政犹未裕也。蔡牵之乱，商船多损，贸易遏绝，官民咸受其困。夫台湾土产，米糖为巨，米糖不能出口，则商务停滞，而农业衰颓，业户因之而贫，官斯土者亦不能有所沾润，此其所以交困也。续以英人之役，俶扰频年，防洋经费数十万两，道府两库以是渐罄。然台湾每有大繇役，辄由绅富捐输，急公乐义，故政府亦不致拮据。
道光三十年，兵备道徐宗干以台湾财政困难，须谋补救，乃以筹议备贮书，上之督抚，其言曰：“自古官有余俸，而后可以讲吏治，即无余而非不足，尚可责备也。民有恒产，而后可以讲风俗，即无产而得以谋生，尚可措理也。惟日不足，而万无不足之时，其台湾之官乎。不能谋生，而万无生之理，其台湾之民乎。其不足也，皆自至足来也，其谋生之难也，皆自谋生之易致之也。府有叛租，有盐课，厅有口费，县有正供、有杂税，皆有羡余也，皆有津贴也。仓有余粟，库有余帑，民有余钱，商有余货。昔之官于此者，皆公私绰绰然，加以存项充牣，无虑支绌。故至今无不以为台地之胜于内地，信而有征。履其地而后知十年前之不如二十年前也，五年前之不如十年前也，一二年内之不如五六年前也。其故安在？两言以蔽之，曰：银日少，谷日多。银何以日少？洋烟愈甚也；谷何以日多？洋米愈贱也。他郡县犹或可以补救，台地居海中，既无去路，又无来路。他郡县不过曰谷贱伤农，与其谷贵而有损于贫民，不如谷贱而有损于富民。台民则无业者十之七，皆仰食于富民，富民贫，贫民益贫，而官亦因之而贫。府中叛产每年额征洋八万余圆，皆籴谷完纳，今易谷十石才五六圆，而额完且多在十圆以上，民间正供少亦在二十圆以内，设法垫纳，以昔之有余，补今日之不足，亦未为苦也。乃逾一年而贱，逾二三年而更贱，向来承办之殷户，今皆纷纷禀退，恳求查抄，以延余喘。此难之在民者，于昔日至足，而今日至不足也。府库积欠历年，统计叛租垫二十余万，盐课欠十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