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阁下不在馆里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单开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见习随员们也和我们共餐。就是在最简陋的小饭馆里，席面也布置得干净些、整齐些，桌布也不会那么脏，吃的也要好一些。我们只有一支脏的小蜡烛，锡碟子，铁叉子。吃饭反正在家里，倒也罢了，可是连我的专用贡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要临时租用贡多拉，否则就只好步行，从此，除了到参议院外，我就没有六使阁下的仆役相随了。而且，使馆里发生了什么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员个个都嚷起来了。事情虽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来的，他却叫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们受到的这种不成体统的待遇，我比谁都更感到难堪。全使馆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丑外扬，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责怪其余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却出于他那肮脏的灵魂，每天总给我来一个新的侮辱。为了不至于在其他大使馆的秘书前面相形见绌，为我的职位撑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费，而我的薪金却又一文钱也省不出来。我一向他要钱，他就说他怎样器重我，怎样信任我，仿佛信任就能充实我的腰包，应付一切开支似的。
那两个恶棍最后使他们那位头脑本来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晕头转向了，他们怂恿他不断地做旧货生意，使他亏尽血本，明明是受骗的买卖，他们硬叫他相信是赚钱的交易。他们叫他花了双倍的代价在伯伦塔河岸租了一所别墅，他们将多出的钱和屋主均分了。别墅里的房间都依当地的习惯镶嵌着瓷砖，饰有很美的大理石做的圆柱和方柱，蒙太居先生却花大钱，叫人把这一切都用杉木板盖起来，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的墙壁都钉上一层护墙板。在驻威尼斯的各国大使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不让他的见习随员佩剑，不让他的随身侍役执仗，其理由也和上述相似。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把我看作眼中钉，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忠实地为他服务。
他的嫌恶，他的暴躁，他的虐待，我都耐心地忍受了，只要我认为那都是性情脾气的问题，而不是出于仇恨。但是，我一旦发现他有意要剥夺我由于良好的服务而挣得的那点荣誉的时候，我就决心不再忍耐下去了。我第一次领教了他那坏心眼，是在他招待当时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和家属吃饭的那一次。他通知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虽然没有生气，却满心不快地回答他说，既然我很荣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饭，那末就是摩德纳公爵来馆时亲自要求我不去同席，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和我本身职位的尊严，他的要求也应该拒绝。“怎么！”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我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国元首同席？我的随员们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驳说，“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贵的，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随员，不论是贵族或自称贵族，都要高一级。他们不能参与的地方我能参与。你不是不知道，将来你正式回朝那天，仪节上以及自古以来的习惯上都规定我要穿着大礼服跟随着你。在圣·马克官赐宴席上也有与你同席的光荣。我就不懂，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元首和参议院的公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虽然我的理由无法辩驳，大使却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再起争执的机会，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大使馆吃饭。
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给我找些不痛快，给我不公正的待遇，极力设法把属于我的职位的许多小特权都剥夺掉，让给他那亲爱的维塔利。我确信，如果他有胆子派他代替我到参议院去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干的。他通常都是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书房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奥利维船长案件的报告了。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参预，他在报告里却不提我，甚至连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不说那是我写的，反而说是帕蒂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