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在十八世纪时,却看重中国考试制度。但他们自有他们的历史渊源,不可能把中国制度彻底抄袭。英国最先模仿中国考试制度,但只事务官须经考试,各部门行政首长,则仍由政党提名。照理论言,海军应用海军人才,外交应用外交专长,都该经政府客观考试录用。但西方却只采用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下半截,海军外交各部之事务官,须经考试,其主持海军外交各部行政首长,却不须考试,仍由政党提名,岂非在理论上像似讲不过。此正为政党政治,乃西方历史渊源中自生自长的东西,若连此废了,势必发生政治上大摇动。此是政治元气,不可遏塞。任何一种外国制度,纵其法精意良,也只可在本国体制中酌量运用。西方人懂得此层,采取中国考试制度之一枝半截,成为他们今天的文官制。中国何尝不可也采取西方制度的一枝半截,把皇帝废了,再加上国会代表民意,而考试制度则依然保留。政府一切用人,仍该凭考试,只在内容上方法上再酌量改进。

但当时中国人意见不同,学西方便得全部学。其实如日本,又何尝是全部学了西方?他们依然还有一个万世一统尊严无上的皇帝,反而日本维新,早有富强实效。中国赶不,回过头来主张,不仅政治制度要全改,连文化学术也该全改,甚至连文字最好也全改。日本还未废绝汉学,中国则主张改用罗马拼音。一面又盛赞西方,如英国之善用习惯法,却不许自己尊重自己习惯法。只有海关、邮政、电报各机关因经由外国人主持,仍用考试制度,不致大扰乱。其他中国近代各机关一切用人,连像曹操、陈群时的九品中正制也没有,政治安得上轨道?而反肆意抨击中国传统政治之专制黑暗。于已往一切制度,漫不经心。政治无出路,回头来再打击历史学术文化。认为整个社会,均得从头彻底改造始得。结果造成今日对历史文化一笔抹杀,社会礼教一体推翻之狂妄风潮。

于此我们不得不推尊孙中山先生,只有他能高瞻远瞩,他的五权宪法,正也恰合于西方人采用中国制度半截的办法,他也想在中国自己传统制度下采用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一枝半截。但他的理论之精深博大,至今未为国人所注意,所了解。此层并不专限在考试制度之一项目上。若不明了孙先生五权宪法之精意所在,单单再来添进一考试制度,依然是要有名无实,难生大效。

中西考试制度,在方法上,复有一至要之歧点。西方考试只重专家,只如汉代辟召奇才异能之例。至于政治人才,则贵有通识,尤胜于其专长。此等人才,西方则在国会中培养。中国传统考试着重在通识,不在专长。中国科学不发达,考试制度亦预有关系。如在金、元统治时期,异族君临,政权不开放,考试制度松弛,有名无实。但中国社会其他各专门学术技能,如医药、天算、水利、工程、艺术、制造诸项,反而有起色。此后中国考试制度,自应在录取专长方面,积极注意。然如何培植政治通才,此事依然重要。即如明、清两代之翰林院制度,即在此方面颇著绩效。可见每一制度,其背后必有一段精神贯注,必有极深微的用心所在,哪里是随便抄袭,即能发生作用?

这里更有一种重要关键。我常说西方民主政治重选举,是偏于人治精神的,一切政制均可随大众意见而转移,政府须常常受民众监督,这非人治精神而何?中国传统政治,重考试制度,是偏于法治精神的,政府一切用人,全凭客观标准,公开竞选,再凭客观标准,按例铨叙,中国人想把整个政府,纳入一种法度规范之内,如是则便可减轻人治分量。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及其权能分职之理论,正是无意中走上了中国政治传统精神之老路。其实人治法治,亦各有长短,各有得失。大抵小国宜人治,大国宜法治。即以英、美两国言,英国制度偏多人治意味,美国则偏多法治意昧。今天中国人论政制,只高喊法治空口号,又心上终觉考试是中国土货,选举才是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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