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特矫唐弊,公私教育皆特盛。其先则自社会私家教育开始。如范仲淹、胡瑗、孙复,皆先在寺庙中成学,再复从事于社会下层之私家讲学事业。范仲淹继戚同文在睢阳书院,孙复在泰山书院,而以胡瑗在苏州湖州书院讲学为尤着。其在湖州,分设经义、治事两斋,俨如今大学之文理分院制度。经义斋培植通才,治事斋指导专长。一时人才纷出。朝廷诏下苏湖取其法为太学制度,并召瑗为教授。宋代之国立太学,乃采用社会下层教育成轨,此亦难得。

当时所谓书院,亦渐由私立变为公立。宋初有四大书院,皆不由政府创建,其后乃如僧寺,亦受政府赐额。又如范仲淹在睢阳书院讲学,乃由晏殊延聘,胡瑗在苏湖书院讲学二十余年,乃由范仲淹、滕宗谅延聘,地方有贤长官,始得延聘名师,书院乃得美誉,学者竟集。一时闻风继起,州县皆兴学。然在神宗元丰时,天下诸路州府学官,凡得五十三员,可谓寥落已甚。盖书院之主要条件仍在师资人选。惟其注重师资,于是有制度亦等于无制度。因良师不常有,未可必得。若为师者非其人,则学者裹足不至。即有至者,学校风声亦不佳。故每宁缺毋滥,空有建筑,不成学校,地方教育终于时兴时辍。

宋代太学,在神宗时立三舍法。始入学为外舍,定额七百人。升内舍,员三百。内舍升上舍,员百人。月考优等,以次升舍。略如近代学校有年级制。然太学既由政府官办,政污则学敝,三舍制备受诟议。要之,在中国教育史上,官办教育亦终不为人重视。

故宋代政府,虽刻意兴学,而当时教育势力,则终以私人讲学为盛。但其时门第,仅有吕、范两家,已在社会无势力。理学家崛起,乃与寺院僧侣争取教育权。其先如二程在伊洛,横渠在关中,风气初开,聚徒不盛。然彼等之讲学故事及讲学精神,则大堪与战国诸子媲美。要之是私家自由的,不受政治影响,亦不为门第与寺院所拘束。下及南宋,如朱子、象山,讲学始盛,蔚成一时风气。即地方长官兴建书院,亦必奉祀社会先贤,亦如寺院必奉祖师佛像。而尤以濂溪、二程三人,几于为大多数书院所奉祀。

书院又称精舍,精舍之名,其先起于东汉儒家之私门授徒。其后僧侣所居亦称精舍,最后理学家讲学又用此名。可见中国中古以来之社会教育,乃由儒佛两家迭兴迭衰,即此精舍一名,亦可透露其中之消息。而中国教育,实际即以代宗教教育之任务,亦由此可见。

在当时,复有一事值得注意者,乃为皇帝宫中之经筵讲官制。王室教育,远自秦始皇帝使赵高教少子胡亥,汉高祖使叔孙通教太子孝惠帝,即已开始注意。此下贾谊力主太子教育之当郑重,实为汉代崇奖儒学启其机运。因重教育,则必重儒术。景帝武帝皆有师,而武帝师王臧,乃儒生。武帝尊儒,乃受其幼学影响。贾谊、董仲舒皆为王子师。而东汉明、章二帝在宫中为太子时之尊师向学,尤传为历史嘉话。但宋代则帝王亦从师,乃有经筵讲官之设置。经筵一名,亦始佛门,但宋代则有侍讲侍读诸臣为天子讲学之称。王荆公为侍讲,曰:“臣所讲是道,帝王当尊道,不当立而讲,帝王坐而听。”神宗依之,许其坐讲。及程伊川为讲官,亦争坐讲,哲宗亦许之。厥后明、清两代,皆有经筵进讲。以及历史上东宫教育太子之制度,皆值注意。

元代蒙古入主,中国文化传统只在政治上受屈,在社会上则依然维持。而许衡为国子师,所教蒙古族人侍御贵近子弟,后皆为重臣。此亦可谓乃受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之影响。而书院尤遍布全国,较之南宋时代更增。虽未必各处常有名贤主讲,然一时名贤,则借书院为躲藏,中国文化命脉,实赖以传递。故明初开国,朝廷文风,转较汉宋远胜,惟唐初乃差堪相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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