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统一盛运再兴,于是汉代公立教育制度亦随之复起。唐初太宗时,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太学生多至八千余人。又有书、算、律各门专科,学制似较汉代更为进步。

但汉制须先进太学,再经选举,而唐代则教育考试分途发展。太学出身与进士之公开竞选属于两事,把考试来代替了汉代之选举。学校出身其事易,公开竞选其事难。社会群情,都看重进士,不看重太学生。当时中央政府地位虽高,而国家公立教育,则未有大振作。抑且唐代还有门第教育与寺院教育之存在。就教育言,则未见有大胜于魏晋南北朝之世。

唐代考试重诗赋,其事亦未可厚非。考试本是一种智力测验,短短一首诗,其中有学问,有抱负,有寄托,有感想,不仅智力高下,即其学问人品,亦可于此窥见。若作策问或经义,题材内容,先已有了限制,未易出奇制胜。而且陈陈相因,易于揣摩抄袭,不如诗题,层出不穷,无可准备。而应考者却得借题发挥,各尽其趣,于拘束中见才思。

唐代终于把进士考试来渐渐替代了门第势力。社会孤寒之士,亦得平地拔起,厕身仕宦,使仕途不再为门第所垄断。而寒士应考前,则常赴寺院中读书。乃有如王播饭后钟故事。相传播客扬州某寺,随僧斋餐。僧伽厌怠,乃斋罢击钟,播作诗有“惭愧阇黎饭后钟”之句。后播显达,出镇扬州,访旧游,其所题诗,已受碧纱笼之。或传段文昌事与此相类。其他此等事,亦复屡见。

故可谓唐代仅有考试取才,而无学校养才。养才仍赖于寺院与门第。寺院所养不为世用,门第出身,比数渐不如进士之多。而进士又仅尚诗赋,不免实学渐衰,流于轻薄。唐晚季,昭宗时,郑綮以为歇后诗得相位。彼自谓纵使天下人皆不识字,相位亦不及于我。制诏既下曰:“笑杀天下人。”又曰:“歇后郑五作相,事可知矣。”或问綮,相国近有诗否,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处那得之。”此亦可谓有自知之明。然国家岂得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人来掌理治平。其时则已若政府社会举世无才,有才则只在寺院中作禅宗祖师去。

唐末有书院教育,此事乃门第教育之残波余影。门第没落,子弟向学,无共学之人。乃于宅旁建书院,藏书其中,延纳后秀之来者,可为子弟作师友。又为避世乱,常择名山胜地建书院,则受寺院影响。而书院之盛,则待宋代。故言中国教育史,有唐一代,实有腰虚中弱之象,此亦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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