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政治史学者常说,他们的政治,由神权转进到王权,又从王权转进到民权。他们又说,政治有立宪或专制之别,或是君主专制,或是君主立宪,否则是民主立宪。近代中国学者专以抄袭稗贩西方为无上之能事,于是也说中国政治由神权转人到君权。因为中国没有议会和宪法,中国自然是君主专制,说不上民权。但不知中国自来政治理论,并不以主权为重点,因此根本上并没有主权在上帝抑或在君主那样的争辩。若硬把中国政治史也分成神权时代与君权时代,那只是模糊影响,牵强附会,不能贴切历史客观事实之真相。至于认为中国以往政治,只是君主专制,说不到民权,也一样是把西洋现成名词硬装进中国。并不是实事求是,真要求了解中国史。当知西洋近代,又有法西斯共产极权两种政治,完全逃出了他们以前所归纳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之三范畴。可见这三范畴也只照他们以前历史来归纳。虽道中国传统政治便一定在此三范畴之内,不会以别一方式出现吗?我们还得把自己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来为自己政治传统划分它演进的阶段,这才是尊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若只知道根据西方成说,附会演绎,太随便,亦太懒惰,决不是学者应取的态度。

《尚书》上早说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类此的话,不止一见。直到春秋时代,随国的季梁说:“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虢国的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晋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这些话,通春秋二百四十年,类似的还多。这决不是代表神权时代的理论,也不是代表君权的理论,但又不能说它是在主张民权。这里便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理论,根本不在主权问题上着眼。

孔子《论语》说得更明显。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这里所提出的,并不是政治上的主权应该谁属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社会上一切不正,照政治责任论,全由行政者之不正所导致,所以应该由行政者完全负其责。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样子,尽君的责任,臣才能像臣样子,尽臣的责任。臣不臣,还是由于君不君。远从《尚书》起,已说“万方有罪,罪在联躬。”这是一种君职论,绝不是一种君权论。

这番意思,到孟子发挥得更透切。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可见社会上,一切不仁不义不正,全该由行政者负责。所以孟子曾亲问齐宣王,士师不能治士,该罢免士师,“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说,君不尽君职,便不成一个君。不成一个君又如何呢?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寇雠何服之有?”照人道讲,不能强人服从他寇雠。臣不服君,有时责任还在君,不在臣。而且臣有臣责,“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也是臣责,臣不能将有大过之君易位,那是臣不尽其责。这些全是政治上的责任论,亦可说是职分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皇帝或国君,仅是政治上最高的一个官位,所以说天子一位,公、侯、子、男各一位,共五等。君一位,卿、大夫、上、中、下士各一位,共六等。天子和君,在政治上也各有他应有的职分和责任。天子和君不尽职,不胜任,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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