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练淮军

古人云:“时势造英雄”。重返曾幕的李鸿章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急剧变化的时势却为他实现梦寐以求的掌握军权、独树一帜的野心提供了良机。

1861年8月咸丰帝奕詝病逝,其子年方6岁的载淳即位,以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9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少保。11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②勾结恭奈王奕诉③发动宫廷政变,杀害和罢黜赞襄政务王大臣,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慈禧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改明年为同治元年,任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译署),随即宣布垂帘听政。慈禧、奕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统治,进一步依靠汉族地主势力,任命曾国藩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节制自巡抚、提镇以下各员。

就在上游军情出现转机、曾国藩权势日益烜赫的时候,下游战局急剧逆转。太平军在“合取湖北”、保卫安庆的战斗失败以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方略,击溃东线清军,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直捣杭州,威逼上海,力图把苏浙变成支撑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上海地处东南前哨,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中外反革命蚁聚的巢穴。上海官绅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建立中外会防局,加强华尔常胜军;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他们效法春秋时被吴国攻破的楚国贵族申包胥到秦庭痛哭求救故事,于11月18日派法部主事钱鼎铭等乘外轮到达安庆,晋见曾国藩,呈递沪绅公启私函,并“缕述上海将怯卒惰、旦夕不可恃状”,声泪俱下,叩头乞师。曾国藩既顾虑上海“地僻远,即有急,声援不相达”,又深感手下“无兵可分”,因而未敢冒然应允。钱鼎铭探知李鸿章是曾国藩亲信幕僚,便登门拜访,并诱之以利曰:

“沪滨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人不足当之,若弃之资贼可惋也。”

①李鸿章为之所动,帮助钱鼎铭等劝说曾国藩。11月21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因钱茗甫鼎铭来此请兵,情词深痛,不得不思有以应之也。”

②当然,曾、李之所以决定出兵“救援江苏”,并非由于钱氏“情词深病”,而是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实际利益的考虑。当时湘军正在西线顺江东下,威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分兵援沪,“由下捣上”

③,就可以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

④。分兵援沪,既能控制饷源重地上海,保证每月可得白银10万两济军;又能谋取避处海隅、无所作为的薛焕的江苏巡抚桂冠。

因此,曾国藩对领兵援沪的入选问题,作了周密安排,起初决定派其弟国荃②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位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之女,1852年被选入宫,封兰贵人。1856年生载淳,封懿妃,次年进懿贵妃。1861年咸丰帝死去,载淳即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徵号慈禧。

③奕(1832—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封为恭亲王。

①薛福成:《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庸盒文续编》,卷下,第17页。

②《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③《钱农部请师本末》,《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96页。

④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97页。

前往,继而改为以国荃为主帅,辅之以李鸿章、黄翼升。不料,12月31日曾国藩按到其弟拒绝援沪的信,不得不派李鸿章先行。据说李鸿章“欣然以肃清自任。曾笑曰:‘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

李坚请赴申。”

①这种变化,为李鸿章创立淮军从而掌握兵权、控制饷源重地上海、登上江苏巡抚宝座开辟了道路。梦寐追逐“驷马高车”的李鸿章自然喜出望外,以为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不过,李鸿章一面踌躇满志,一面忧心仲忡。他既深知“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成否利钝”实难预料②;又害怕遭致同僚、尤其是曾国荃的忌恨。他特地致函曾国荃,故作姿态:

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下才应诏。鸿章庸陋,岂知军国大计,近年跧伏幕中,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其何能军?幸叠次寄谕,催令吾丈同赴下游。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师资得借,懦夫气增。乃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

③李鸿章招募淮勇,乃系秉承曾国藩意旨。曾国藩意在“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

④。当时主要是打算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

早在1860年8月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了编练淮勇问题。

因为咸丰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令湖北派拨精兵即刻驰往。曾国藩认为“事多窒碍”,难以如愿,不如“用楚军之营制,练准徐之勇丁”,切实可行⑤。

这可以说是筹议淮军的先声。1861年12月曾国藩基于同样的考虑,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①。

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牢。他并没有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等办法,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12月12日他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当地的团首潘鼎新说:

帅(曾国藩)意将令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其口粮与张山樵(张遇春)之淮勇一律。所虑楚军不用长杆火枪,专用抬炮小枪,轻重大小,毫不参差,步伍连环,须有约束,阁下所部,未必即能降心相从耳。如愿习此间队伍纪律及扎营之神速,请赐回示,再行专札调赴皖省,勤加训练。楚军招募,准领枪炮、器械、帐棚,起程时支小口粮,勇夫每日给钱百文,到营点名后给大口粮。前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余属振轩(张树声)详致下一。

②张树声时在安庆,他前往安庆可能与筹议淮军有关。据说,在合肥诸多团练中,张氏之团声势独隆,隐为盟主。一日张树声召集各圩团首密议说:

吾皖中诸豪,振臂一呼,举足诚足重轻;但是时曾湘乡开府治军,天下①《李文忠轶事》,《清代名人轶事》,第104页。

②李鸿章:《复姚石樵孙雪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4页。

③李鸿章《复曾沅甫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3页。

④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13页。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第350页。

①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22,兵拿志二,第24—25页。

②《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页。

属望,少荃先生佐幕持筹,足为吾辈先容,盍驰书致意,如觇出处乎?

③大家表示赞成,于是张树声致书李鸿章,表达投效之意。曾国藩看到这封信,甚为惊叹,公然把张树声比喻为渡江北伐匈奴的东晋名将祖逖,说“独立江北,今祖生也。”

①曾、李决定“创立淮勇新军”后,李鸿章特邀张树声前来面商一切,并请他转交致潘鼎新手书。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左提右挚,动员刘铭传等“各建旗鼓”

②。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团练上书请缨,双方一拍即合,因而仅仅两月之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1862年2月李鸿章所募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其中有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铭、鼎两营出于庐州团练,曾随六安绅士李元华转战多年。树宇营亦为庐州团练,原系李鸿章父亲旧部,其父死后改隶李元华。庆字营是由合肥西乡解先亮组织的,后为合肥知县英翰所收编,故称官团。英翰“主解圩,李(元华)与诸练首势不能容。英恃官威,李倚练众,日事抄掠。”

③李鸿章招募淮勇,采取兼收并蓄方针。据说,曾国藩一见张、潘、刘等人,就非常赏识,吹捧说:“诸君均人杰也,今日之会,天其有意致中兴乎?已饬麾下列几筵,请与诸君聚饮,尽今日欢。”

他们在席次“畅谈用兵方略,规复计划,沆瀣相合,有如宿契。”

④除上述四营外,还有张遇春统带的春字营。张遇春原是李鸿章在皖北办理团练时的嫡系部将,后改隶湘军,从唐义训转战各地。李鸿章奉命招募淮勇,张遇春重归其节制。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⑤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远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

①。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

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②,以陶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腾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4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宇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氏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鸿章授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13营,6千5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腾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

李鸿章组建淮军,虽然由于得到曾国藩的支持而较为顺利,但也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其一曰军心不稳。据李鸿章幕僚周馥说:“时人多以江北巢县③转引自罗刚编撰:《刘公铭传年谱初稿》,上册,第18—19页。

①吴汝纶:《张靖达公神道碑》,《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卷2,第12页。

②张之洞:《积劳病故胪陈事绩折》,《张靖达公奏议》,卷首,第3页。

③徐珂:《僧格林沁平苗沛霖》,《清稗类钞》,第2册,故事类,第880页。

④曾啸宇:《谈刘铭传》,《国民周报》,第12卷,第36期。

⑤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8,第146页。

①②李鸿章:《复曾沅甫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3页。

下抵浦口,数百里皆粤贼,重重守御,南京尚未收复,虑事不济,先许戎者,临时多辞退。”

③其二曰缺乏统将。李鸿章供认:“各营官尚有可用之材,但无统将。楚中诸老虽相爱之甚,竟难以偏稗畀我。沅甫方伯终不欲东,俊臣(陈士杰)廉访以母老辞。独立无助,能不愧惧。”

④其三曰粮饷不继。李鸿章致函吴煦说,“朝旨叠催起程,惟恐不速。弟亦急欲就道,无如水陆各军丝毫无可指之饷,行装难措,举步维艰。如蒙尊处分惠十余万金,发给弁勇一两月行粮,庶可早抵下游,共维全局。”

①他在写给李桓的信中表白自己“不得不专盼上海解济”的苦衷,然而“彼间屡逼寇警,商货顿滞,当事又摇摇欲动,辄无意迎馈我师,帅已两次具奏鸿章二月杪成行,其迟延之咎,固难独任矣。”

②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育水源木本之谊。”

③因而湘军和淮军有着基本的一致性。其一曰“营制饷精皆同”

④。湘淮军改革绿营之制,略仿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分营立哨。湘淮军均以营为单位,设营官1员,每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哨长各1员,每哨正勇分为8队,1、5两队为抬枪队,2、4、6、8各队为刀矛队,3、7两队为小枪队。刀矛小枪每队正勇10名,拾枪每队正勇12名。每队又置什长、伙勇各1名。每一哨官有护勇5名,伙勇1名。合计每哨官兵共有108名,四哨官兵共有432名。此外营官还有亲兵6队,不置哨宫、哨长,其中1、3两队为劈山炮队,2、4、6各队为刀矛队,5队为小枪队。各队均置什长1名,亲兵10名,伙勇1名,合计6队共有72名。连亲兵与4哨合计,每一营官统带504名。综合一营武力,包括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共有38队。每营除正勇外,还额设长夫180名,使之分执粗重之役,俾正勇出征则无误战事,平居则致力操防,是谓长夫之制。此外,淮军还因袭了湘军的薪粮、恤赏、濠垒、营务处、粮台等制度⑤。其二曰兵为将有。湘淮军“以召募易行伍”,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权归于兵部的世兵制,从而改变了兵与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湘淮军以各级将领为中心,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后来,李鸿章对李宗羲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

①之所以“呼应较灵”,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使统领、营官、哨官成了大帅的私属,而弁勇也成了营官、哨官的私兵,“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

②,全军只服从曾国藩或李鸿章,完全成了“曾家军”或“李家军”。其他省区的将帅固然指挥不了,就是清朝中央也休想直接调遣。

当然,淮军从建立之初,就有某些区别于湘军的特质。其一曰兵将冗杂。

湘军的组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湘军将领主要是一些名利蒸心而政③《周懿慎公自订年谱》,卷上,第7页。

④李鸿章:《复李堂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9页。

①李鸿章:《复吴晓帆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7页。

②李鸿章:《复李堂护抚》,《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5页。

③柴萼:《梵天庐丛录》,卷4,第32页。

④王定安:《湘军记》,谋苏篇,卷10,第138页。

⑤参阅王尔敏:《淮军志》,第73—87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2页。

②王定安:《湘军记》,卷20,水陆营制篇,第338,337页。

治地位不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名的多达30人。淮军则有所不同。李鸿章虽然身为翰林,但却鄙薄那些以科名相标榜的人。他重视的不是门第身世,而是才能韬略;加之急于成军,饥不择食,广收杂揽,因而在13营淮军的11位统领中,只有举人、凛生各1人,其余多为地主团首、降将、盐枭、防军等。这表明淮军将领的知识结构,比之湘军将领要差得多。至于淮勇,也不像湘勇那样以“山农”为主,而多是团勇、降众。其二曰志在利禄。曾国藩是一位理学家,特别注意对湘军灌输反革命思想和进行军事训练。

拿他的话说,他的治军要领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③李鸿章一面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辨等明威”;一面以利为义,用功名利禄、子女玉帛诱使将弁为清朝反动统治流血卖命。他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

①因而淮军”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淮军既已组成,进军方式就成了突出的难题。安庆、上海两地不仅相距遥远,而且间隔太平天国控制区,要突破太平军防线,千里跃进上海,其艰险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原拟水、陆两种方案。1862年2月24日曾国藩致函吴煦说:“若尊处能办火轮夹板等船前来迎接,则水路行走较速;若无船来接,则须由陆路穿过贼中,循和州、天(长)、六(合)而达于扬、镇。”

②上海吴煦、顾文彬和中外会防局的吴云、应宝时等力主雇赁外国轮船接运淮军,并与英国驻沪领事和有关洋行筹商,最后议定由麦李洋行承运,拟运兵9千,骡马军械携同入船,总计运费18万两。薛焕以费巨为由,拒绝批准。吴煦也随之动摇,“犹豫未决”。然而顾文彬却坚持定见,通过吴煦游说薛焕。吴煦专程拜访薛焕,转达顾文彬的意见。薛焕问:“资将安出?”吴煦说’:“顾某任之。”薛焕非常生气,瞪着眼睛质问道:“顾某有此力耶?”吴煦答道:“贷之洋商得之矣。”薛焕听后,沉默良久,点头应允③。

李鸿章虽然极愿乘船东下,但却因军中有人怀疑“乘夷船越贼境”是否安全,“异论蜂起”,加之久久未闻上海官绅“借用何船,解济何数”,遂与曾国藩商定“卒陆师循北岸透迄前进”。不料,3月28日钱鼎铭、潘馥自上海乘坐轮船赶到安庆,告以雇妥英轮,拟分3班,每班7艘,潜载淮军直趋上海。曾国藩起初举棋不定,第二天与李鸿章反复筹议,才“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

①4月5日首批淮军韩正国、周良才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各乘一船,鼓轮东下。第二天,李鸿章登舟起行,4月8日抵达上海。此后淮军分批陆续乘船东下,至6月上旬13营淮军全部抵沪。

李鸿章是在曾国藩训导、提携下发迹的,但曾国藩对李鸿章能否胜任援沪重托仍然心存疑虑,既担心李鸿章因缺乏阅历而摆不正“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的位置,又害怕李鸿章因思想个性而莽撞胡为。因此,在李鸿章离③曾国藩:《与王山》,《曾文正公书札》,卷2,第28页。

①周馥:《负暄闲语》,卷1,第42页。

②《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79页。

③冯桂芬:《皖水迎师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226—227页。

①《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

开安庆之前,曾国藩“临别赠言,谆谆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②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

“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③。

②李鸿章:《复吴仲仙漕帅》,《李大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18页。

③李鸿章:《复李堂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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