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中,我已声明过,我久欲发表我的宗教思想;但我原来想把它保留到我一生的后期,作为我最后从事的着作。然而在年的最后阶段,在法国发生的形势,使我决定不再拖延。自从哲学首先被搞散以后,于是革命的公正和仁慈的原则随着发生。对于社会经常有危害性,对于万能的上帝亦同样有毁损作用的思想,就是说僧侣能够赦免罪孽似乎已经不再存在,却使人类的感觉,大为混乱,认为一切罪恶,都可做得。教会方面令人不堪忍受的迫害精神已经自行改变为政治,以革命形式的法庭,使审查一件事情有了场所;于是断头台和火刑柱胜过了教会中的火烧和柴把。
我看到过许多极亲密的朋友遭到了毁灭;每天还有别人被系入狱;我有理由相信,也有人暗中告诉我说,我自身也将有同样的遭遇。
我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之下,开始写作《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我虽然对于《圣经》的《旧约》和《新约》都有所驳斥,但我手边新旧约都没有,我也无法取得。尽管如此,我已写成一书,使《圣经》的信徒在自己的书库之旁和利用教会图书馆的藏书,从事写作,仍不能驳倒我的作品,就在那年月底,有人动议,并实行排斥外人于国民议会之外。被排斥者只有二人,一个是阿那嘉昔斯·克罗茨,另一个是我。我知道在那次动议会上作演讲的巴东·特渥西特别指出了我。
此后,我想到我仅有几天的自由了,我便坐下来尽快把我的作品作一结束。不超过六小时我已写好,且已为世人所知。于是在半夜三时就有一个卫兵,带了公共安全和安全保障委员会所签发的命令,把我作为外国人加以拘捕,并把我送到卢森堡监狱中去。在去监狱的途中,我设法访问了嘉尔·拜罗,便把原稿放在他的手中,这比较我在狱中带在身边要安全得多。我不知作者和作品在法国的命运如何,所以我吁求美国公民们的保护。
我要说句公道话,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执行命令的卫兵和安全保障委员会的那个译员,随从他们检查我的身分证的人,对我不但很有礼貌而且表示恭敬。卢森堡监狱的看守贝努瓦也是一个好心人。他在权力范围之内,处处对我表示友好。他在任期间,他的家属也待我很好。后来他被解职,遭到逮捕,并且被恶意控告,带到法院接受审问,结果被释放了。
我在卢森堡监狱大约被关了三星期之后,那时在巴黎的美国人,集体到国民议会去申请说我是他们的同胞和朋友;但是当时的总统凡特,也就是安全保障委员会的主席和签发拘捕我的命令的人,说我生于英国。从此以后,直到热月①月9日—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的失败为止,我从未听到过监狱以外来自任何人的消息。
在这个事件大约两个月以前,我发起烧来,在发烧的过程中,种种症状显示我将死亡,从病的后果来说,我并无起色。正在那时,我又满意地想起,我为了已写完《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而祝贺自己。那时我对于再活下去的期望很小。在我周围的人对我的希望更小。所以我根据经验体会到对我自己的原则的真实考验。
那时和我同室的还有三个同志:即布吕热的约瑟夫·旺厄尔,鲁万的沙①热月在历史上指1793年制定的法兰西共和历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8—19日。——译者
尔·巴斯蒂尼和米歇尔·吕班。这三位朋友日日夜夜对我不断的和深切的关怀,我想起了便觉得感激,提到了便觉得愉快。碰巧一位内科医生格拉安博士和一位外科医生邦恩先生是奥·阿拉将军的随员的一部分,当时驻在卢森堡监狱。我也没有自问,他们既是英国政府人员,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是否适当;但是我如果不这样做,我得引为自咎;对于卢森堡监狱的医生麦可斯基博士来说,亦复如是。
我有某种理由相信,因为我不能发现其它原因,就是这场病保全了我的生命。在一个由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所送请议会审查的罗伯斯庇尔的文件中,有一份罗怕斯庇尔的亲笔短简,其文如下:
“为了美国的利益,同样也为了法国的利益,要求通过一项对托马斯·潘恩起诉的法令。”
这种意图,没有付诸实行,其原因何在,非我所知,所以连我自己也说不明自,只能说由于这场疾病而变为不可能。
国民议会尽它的权力所及,为我所受的不公待遇补偏救弊,一致同意公开邀请我返回国民议会。于是我接受邀请,表示我能够忍受伤害而不影响我的原则或性情。正确的原则,并不因受到违犯而被放弃。从我恢复自由以后,我已看到好几种刊物,有些出在美国,有些出在英国。这些刊物对于我的《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作了答复。如果这些文章的作者这样做了,能以此自娱,我不打算加以干涉。他们尽可随心所欲,对于我的作品和我本人加以批驳。
他们对于我的帮助比他们所想望的更大,而且我不反对他们继续写下去。然而,在我未曾写出第二部分作为对他们的答复时,他们会觉得必须重读他们的作品,而把他们的“蛛网”重新结织。那末他们初次的写作,偶然之中改过来了。
现在他们会发觉我已得到了一本《圣经》和一本《新约》:而且我也可以说我已发觉它们是比我以前想象中更坏得多的书。假如我在《理性时代》
第一部分中犯了什么错误,那是由于我对于那些书中某些部分说得过分好了。
我观察到所有我的对手方面,为解除他们的困难起见,多少乞灵于他们所称的经文证据和《圣经》权威。他们对于所讨论的问题,知识十分浅陋,甚至把真实性的争辩和教义上的争辩混为一谈;虽然我要向他们指正,假如他们再要有所写作的话,也许知道怎样开始。
托马斯·潘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