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第三“详”，结论就是有早稿，有后改后加的，后加是“虚构”，所以是“创作”不是“自传”。
她对各抄本的年代先后，先作了考据，然后以此（她的年代见解）为底基来判断“改”和“加”。这些她讲来不犹豫，不谦虚，不仅“如数家珍”，简直就像她曾随从曹雪芹，亲见其写作全历程，委曲详尽，一丝不落地按回按人按事都列出了“账目”。
也让人惊佩，也让人担心。担心的是：那么自信，保得住不犯大错吗？
举一例以易说明愚疑——
她说宝玉挨笞挞原在先，湘云来住、回家，宝玉送到二门，湘云回头含泪叮嘱表哥：提醒老太太常去接我（来住）。此处有脂批云：“每逢此时，就忘却严父，可知前云‘为你们死也情愿’不假。”
于是她就认定：批语引的是宝玉被笞后的誓言，今反在前，可证被笞原稿的位置比这要“早”云云。
这么一来，依她的意见，曹雪芹的书稿是下象棋，可以“挪格子”，随时重“摆”的。
她是否忘了，甲戌本第二回有一眉批，早已表白清楚：
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砚之批，亦有脂砚取乐处。……
可知作批不是一次完成，更不是必定每条每句都是由首到尾、鳞次栉比、按部就班，不许有“通融余地”的。
事实上，批者反复读，每读不一定从首页直到末页，每读更不一定每处加批。那是前次未批，今次忽于此有感，忆起书中某回某语，与此有关联，于是提笔“辄加数语”——此“加”可在所见关联处之前，也可在其后。这次重读到湘、宝之情，便忆起上次读宝玉笞后“为你们”，其中包括了湘云，批书人受了新的感动，乃于此句“辄加数语”。
请问：这是常态，不是机器，板定的操作工序，颠倒不得！就凭了这，她硬“判”书稿情节是“大搬家”式的“浮动”的东西！
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敢盲从的。
与此差不多的，她喜欢凭一字的写法、一批的有无等等来判断本子的年代先后。她似乎同意某人，认为“甲戌本”上出现了比“甲戌”晚的批语，就无可移易地证明此本绝非“甲戌”本，应是晚了多少年的抄本，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本子如在脂砚手边未曾离去，那他[我考证是她，女性]完全可以随时随手增批并落款纪年。怎么可以只凭一点而定全部？不但批，就是正文，如此本属甲戌年抄本，而过后正文的某字某句就在此本上“加工”修饰了——如果此处迹象晚于“庚辰”抄本，那也不等于说甲戌抄本因此就是晚于庚辰的一个“晚出本”。
说“甲戌本”晚出，庚辰本反在前——或此二本的某几回某部分是杂凑拼配的，有偏早偏晚迹象，这也不即等于那本子整个改变“甲戌”、“庚辰”的基本观念。否则，今之所存旧抄本，回数多而无拼配的“整本”几乎是仅有绝无的。
从实际上说，我们通常所称的“甲戌本”、“庚辰本”等名目，是个代表性的方便称谓，指的就是：它大致、基本可以代表曾有那个年月的清抄定本（现存的是过录，过录就会发生不同人手的无知妄改，那就混乱了考年的证据）。
退一步说，即假设张爱玲所“判”条条符合了史实真相，那就让我对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发生了“破灭感”——因为，我原本以为最可爱最可珍的艺术绝作，现在让张女士一考，变成了一堆“破烂儿”，好比一件极美的袍子，一下子变成戏台上叫花子的戏衣，是一件缀满了各颜各色的“补丁”的难看之物。
这是伟大作家曹雪芹这么样地制作出来的伟大作品吗？我只觉得心里难以接受。
这也许是我“面对真人”、“不识吕洞宾”？或“掩耳盗铃”只说没有这么回事？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书中这么“交待”，也许就是张爱玲（以及她所受影响的俞、吴二家）的“大拆大改论”的借口和良证。但这派人士似乎不去体会“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所谓此书是哭成的”、“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常]哭芹，泪亦殆尽”……这些“书有明文”，他们不去想想：雪芹之写书，是什么心情和“力度”，怎么还会有兴致去玩下棋，挪格子的笔墨游戏？
“披阅”，应读为“写作”；增删，应读为“滴泪为墨，研血成字”（见《戚本》）。岂可以现代人当作家文人的情况去想象，去“套”在雪芹身上？
诗曰：
泪尽书残志未完，如何游戏弄笔端。
十年辛苦为何事，莫作寻常文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