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第三“详”,结论就是有早稿,有后改后加的,后加是“虚构”,所以是“创作”不是“自传”。

她对各抄本的年代先后,先作了考据,然后以此(她的年代见解)为底基来判断“改”和“加”。这些她讲来不犹豫,不谦虚,不仅“如数家珍”,简直就像她曾随从曹雪芹,亲见其写作全历程,委曲详尽,一丝不落地按回按人按事都列出了“账目”。

也让人惊佩,也让人担心。担心的是:那么自信,保得住不犯大错吗?

举一例以易说明愚疑——

她说宝玉挨笞挞原在先,湘云来住、回家,宝玉送到二门,湘云回头含泪叮嘱表哥:提醒老太太常去接我(来住)。此处有脂批云:“每逢此时,就忘却严父,可知前云‘为你们死也情愿’不假。”

于是她就认定:批语引的是宝玉被笞后的誓言,今反在前,可证被笞原稿的位置比这要“早”云云。

这么一来,依她的意见,曹雪芹的书稿是下象棋,可以“挪格子”,随时重“摆”的。

她是否忘了,甲戌本第二回有一眉批,早已表白清楚:

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砚之批,亦有脂砚取乐处。……

可知作批不是一次完成,更不是必定每条每句都是由首到尾、鳞次栉比、按部就班,不许有“通融余地”的。

事实上,批者反复读,每读不一定从首页直到末页,每读更不一定每处加批。那是前次未批,今次忽于此有感,忆起书中某回某语,与此有关联,于是提笔“辄加数语”——此“加”可在所见关联处之前,也可在其后。这次重读到湘、宝之情,便忆起上次读宝玉笞后“为你们”,其中包括了湘云,批书人受了新的感动,乃于此句“辄加数语”。

请问:这是常态,不是机器,板定的操作工序,颠倒不得!就凭了这,她硬“判”书稿情节是“大搬家”式的“浮动”的东西!

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敢盲从的。

与此差不多的,她喜欢凭一字的写法、一批的有无等等来判断本子的年代先后。她似乎同意某人,认为“甲戌本”上出现了比“甲戌”晚的批语,就无可移易地证明此本绝非“甲戌”本,应是晚了多少年的抄本,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本子如在脂砚手边未曾离去,那他[我考证是她,女性]完全可以随时随手增批并落款纪年。怎么可以只凭一点而定全部?不但批,就是正文,如此本属甲戌年抄本,而过后正文的某字某句就在此本上“加工”修饰了——如果此处迹象晚于“庚辰”抄本,那也不等于说甲戌抄本因此就是晚于庚辰的一个“晚出本”。

说“甲戌本”晚出,庚辰本反在前——或此二本的某几回某部分是杂凑拼配的,有偏早偏晚迹象,这也不即等于那本子整个改变“甲戌”、“庚辰”的基本观念。否则,今之所存旧抄本,回数多而无拼配的“整本”几乎是仅有绝无的。

从实际上说,我们通常所称的“甲戌本”、“庚辰本”等名目,是个代表性的方便称谓,指的就是:它大致、基本可以代表曾有那个年月的清抄定本(现存的是过录,过录就会发生不同人手的无知妄改,那就混乱了考年的证据)。

退一步说,即假设张爱玲所“判”条条符合了史实真相,那就让我对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发生了“破灭感”——因为,我原本以为最可爱最可珍的艺术绝作,现在让张女士一考,变成了一堆“破烂儿”,好比一件极美的袍子,一下子变成戏台上叫花子的戏衣,是一件缀满了各颜各色的“补丁”的难看之物。

这是伟大作家曹雪芹这么样地制作出来的伟大作品吗?我只觉得心里难以接受。

这也许是我“面对真人”、“不识吕洞宾”?或“掩耳盗铃”只说没有这么回事?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书中这么“交待”,也许就是张爱玲(以及她所受影响的俞、吴二家)的“大拆大改论”的借口和良证。但这派人士似乎不去体会“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所谓此书是哭成的”、“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常]哭芹,泪亦殆尽”……这些“书有明文”,他们不去想想:雪芹之写书,是什么心情和“力度”,怎么还会有兴致去玩下棋,挪格子的笔墨游戏?

“披阅”,应读为“写作”;增删,应读为“滴泪为墨,研血成字”(见《戚本》)。岂可以现代人当作家文人的情况去想象,去“套”在雪芹身上?

诗曰:

泪尽书残志未完,如何游戏弄笔端。

十年辛苦为何事,莫作寻常文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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