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贝父子》无论从形式方面还是从内容方面而论，都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它突破了早期作品中流浪汉体（thepicaresque）的影响，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一个主导观念来展开故事，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是第一部结构严谨的代表作。作者在序言、书信中多次提到，在写《董贝父子》时，他时刻注意“扣紧该书的一般目的与设计，并以此严格束缚自己”。《董贝父子》形式上的新特点是跟内容方面的发展相联系的。在这以前，狄更斯在小说中曾抨击了负债人监狱、新的济贫法、地方上的所谓慈善事业以及大城市底层的罪恶与黑暗，多多少少把它们当作孤立的现象。《董贝父子》却试图在更严谨的形式中以现代城市为背景，通过一个资产者的典型形象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观，而不复在个别社会弊病上做文章。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作者的小说艺术向着更高级阶段发展——结构的严谨在美学上不一定比流浪汉体小说的松散更优越，它们可以各有各自的美，但无论如何，《董贝父子》代表了作者思想的深化，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英国19世纪小说专家凯瑟琳·蒂洛逊在她的学术名著《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一书中把《董贝父子》列为40年代的代表作不是偶然的。《董贝父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在这里表现一个新时代——40年代工业发达的英国社会。小说中的伦敦是一个金融和商业中心、一个大港口，又是上流社会社交中心。董贝就是处在这样生活漩涡中的巨商。《董贝父子》用不少篇幅描写一个破落的航海仪器商所罗门·吉尔斯；他的小店铺里摆着些过时的仪器，从来没有人光顾，除非是进来问路或兑换零钱。吉尔斯悲叹道：“竞争、不停的竞争——新发明、层出不穷的新发明……世界把我抛在后边了”。时代的落伍者所罗门·吉尔斯和他的小店铺在小说中与董贝先生和他的大公司形成对比，愈加突出了《董贝父子》内容题材的时代特色。
狄更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上塑造了一个资产者的典型形象。关于《董贝父子》的创作意图，狄更斯曾说，在这里他要处理的是“傲慢”问题，正如前一部小说《马丁·柴则尔维持》里要着重描写“自私自利”。的确，在董贝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是从傲慢入手的。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在董贝先生看来，“世界是为了董贝父子经商而创造的，太阳和月亮是为了给他们光亮而创造的。河川和海洋是为了让他们航船而构成的；虹霓使他们有逢到好天气的希望；风的顺逆影响他们实业的成败；星辰在他们的轨道内运行，保持以他们为中心的一种不能侵犯的系统”。董贝公司称霸四海，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于是董贝先生就自认是世界的中心，他的傲慢由此而来。他的傲慢不是由于作为一个人有任何优越于他人的地方，而是由于他的公司的地位、他的资本力量。在董贝的形象中，狄更斯不把问题局限于一般的自私贪婪，事实上在私德方面，董贝基本上是恩格斯说的那种“具有各种私德的可敬人物”。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A·T·杰克逊所指出的，“董贝的傲慢是他作为一家大公司的头目的地位带给他的品质”。因此，傲慢只是其表，而根本问题在于董贝作为人，与资本同一了。他失去了人的本质，只是资本的化身，亦如某些西方评论所说的，是“19世纪企业精神”的象征，“一种制度、竞争心理和冷酷无情”的典范。《董贝父子》以连载形式问世以后，当时便有评论指出：“描绘董贝这类的人物简直是当务之急——伦敦的世界里充满了冷漠的、装模作样的、僵硬的、炫耀金钱的人物，想法跟董贝一模一样……”可见董贝的形象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具有代表性的。
首先狄更斯强调了董贝作为一个资产者的非人性。他把感情完全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董贝父子一向跟皮货打交道，而不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