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七点多钟。把我们从前厅送到门外的，除了伊凡·伊凡内奇以外，还有几个农妇，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婆，几个姑娘和一个农民，他们流着眼泪，说了种种吉祥话。在那些马旁边，在黑地里，有些人提着灯站在那儿，或者走来走去，他们指点我们的车夫该怎么赶路，走哪条路最好，而且纷纷祝我们一路平安。那些马啦，雪橇啦，人啦，都是白的。
“他家里怎么会有这许多人？”我问，这时候我那辆三套马雪橇和医师的双套马雪橇正缓缓地驶出院子。
“这都是他的农奴，”索包尔说。“新条例①还没有传到他这儿。有些老仆人要在他的家里一直待到死；还有各式各样没处安身、无依无靠的人；又有些人硬要住在这儿，赶也赶不走。古怪的老头儿！”
又是马的飞奔，醉醺醺的尼卡诺尔的反常的叫声，大风，纠缠不已、飞进人的眼睛和嘴里和皮大衣的各处皱褶里的白雪。
“鬼支使我东奔西跑！”我想。我雪橇上的铃铛和医师的铃铛互相呼应，大风怒号，车夫们呐喊，在这种疯狂般的闹声中我想起这希奇古怪的一天的种种情形，这在我一生中要算是仅有的一次了。我觉得我真的疯了，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仿佛今天以前的我，如今在我看来已经成为陌生人了。
医师的雪橇跟在后面跑，他一直跟他的车夫大声说话。有的时候他追上我了，跟我并排赶路，仍旧天真地相信这在我一定很愉快。他请我吸纸烟，向我要火柴。或者。他一追上我就忽然在雪橇上站起来，挺起身子，挥动他那几乎比胳膊长一倍的皮大衣袖子，嚷着说：“快呀，瓦斯卡！赶过那个阔佬去！加油，小猫！”
医师那些“小猫”就在索包尔和他的瓦斯卡的幸灾乐祸的响亮笑声中冲到前头去了。我的尼卡诺尔生了气，勒住那三匹马，可是等到医师的铃声听不见了，他却抬起胳膊后，大喝一声，我那三匹马就发疯般猛追上去。我们跑进一个什么村子。眼前闪过稀疏的灯火和农舍的轮廓，有人喊叫一声：“嘿，这些魔鬼！”雪橇似乎已经跑了两俄里光景，那条街却还在往前伸展，看不见尽头。等到我们追上医师，两辆雪橇都慢下来，他就向我要火柴，说：“您来供养这条街上的农民吧！要知道，此地这样的街有五条呢，先生。站住！站住！”他嚷道。“拐弯到小饭铺去！我们得取一下暖，马也得休息一下。”
我们在一个小饭铺旁边停下来。
“在我住的教区里，这样的村子不止一个，”医师说着，推开一扇装着吱吱响的滑车的门，让我先走进去。“就是大白天来看一看，也还是看不到这条街的尽头，而且另外还有许多小巷，弄得人只有搔头皮的份儿。要出力都很难听。”
我们走进迎客的“正屋”，那儿有浓重的桌布气味。我们进门的时候，一个睡眼惺忪的农民从长凳上跳了起来。他穿着坎肩，衬衫没有塞进裤腰里。索包尔要啤酒，我要茶。
“想出力都很难啊，”索包尔说。“您的太太有信心，我佩服她，尊敬她，可是我自己的信心不大。只要我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仍旧带有普通的慈善工作的性质，如同孤儿院或者残废院那样，那么，我们就只是在耍花招，蒙蔽人，欺骗自己而已。我们的态度应当实实在在，建立在计算、知识和公正上。我的瓦斯卡在我家做了一辈子工人，如今他那儿没有收成，他挨饿，得了病。如果我现在每天给他十五个戈比，那我是想借此恢复他原先的工人地位，也就是说我首先是要维护我的利益；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把这十五个戈比叫做赈济，补助，做好事。现在我们就来照这样谈一谈这种赈济。按照最起码的计算，每家五口人，每口人七个戈比，那么要养活一千家人，每天就得散发三百五十卢布。这个数字是由我们对那一千家人实实在在、义不容辞的态度所规定的。可是，我们每天不是给三百五，却只给十个，还说这就是赈济，补助，为此您的太太和我们这些人都成了好得出奇的人，引得大家为我们的人道主义喝采。事情就是这样，老兄！唉，要是我们少谈点人道主义，多算一算，想一想，而且本着良心对待我们的责任就好了！我们当中有多少这样富于感情的人道主义者呀，他们真心诚意拿着认捐单，挨家挨户地跑，可是他们的裁缝和厨娘的工钱，他们却扣着不给。我们的生活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这么的！没有道理可讲！”
我们沉默了一忽儿。我暗自计算一下，说：“我想养活一千家人二百天。您明天来我这儿谈谈吧。”
我这些话说得很朴实，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使我高兴的是，索包尔回答得更朴实：“行。”
我们付过该付的帐，走出这家小饭铺。
“我喜欢这样坐车赶路，”索包尔说，在雪橇上坐下。“大人，请您把火柴借给我用一用，我把我那盒忘在小饭铺里了。”
过了一刻钟，他那辆双套马雪橇落在后面了。在风雪的呼啸声里，听不到他的铃铛声了。我回到家，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仔细考虑，尽量想弄明白我的处境。至于我该对妻子说什么话，我脑子里却一句也想不出，一个字也想不出。我的头脑不灵了。
我什么也没想出来，却下楼去找我的妻子了。她在她的房间里站着，仍旧穿着那件粉红色长衫，仍旧保持着那种姿势，仿佛要拦住我，不准我去碰她那些文件似的。她脸上现出困惑和讥诮的神情。看得出来，她听说我已经回来，就准备好不象昨天那样哭出声来，也不提出要求，也不为自己辩护，而只是嘲笑我，带着轻蔑回答我的话，采取果断的行动。
她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既是这样，那我们就分手吧。
“Natalie，我没有走掉，”我说，“然而这不是欺骗。我神志失常，衰老，病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总之，您爱怎么想，都随您。……我总算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地把原来的我摆脱了，我看不起他，为他害臊。不过，从昨天起，在我心里出现的新人，却不容许我走掉。请您不要赶走我，Natalie！”
她定睛瞧着我的脸，相信了我的话，她的眼睛里闪着不安。有她在面前，我的心陶醉了，再加上她的房里温暖，我的身子也暖和过来了。我对她伸出手，象说梦话似的喃喃道：“我要对您说：除了您以外，我连一个亲人也没有。我从未没有一分钟不留恋您，只是顽强的虚荣心不容许我承认这一点。当初我们照夫妇那样生活过的日子，如今是无法挽回了，其实也不必挽回，您就叫我做您的仆人，把我所有的财产都拿去，按您的心意散发出去吧。现在我心里踏踏实实，Natalie，我心满意足。……我心里踏实了。……”我妻子带着好奇的神情凝视着我的脸，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哭起来，跑进隔壁房间去了。我回到楼上我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个钟头，我已经坐在我的桌子边，写《铁路史》，那些挨饿的人不再妨碍我做这个工作。现在我不再感到心神不宁了。这以后，不管是有一天我同我妻子和索包尔一块儿在彼斯特罗沃村巡查农舍的时候看到的混乱情形，也不管是凶险的谣传，周围的人的错误，我的老年的临近，都不能使我心神不宁了。如同战场上那些飞过的炮弹和枪弹不会妨碍士兵们谈自己的事，吃东西，修理皮靴一样，那些挨饿的人也不来妨碍我安静地睡觉，做我个人的工作了。我家里也罢，我院子里也罢，远处，四面八方也罢，都在沸腾着医师索包尔称之为“慈善的狂欢”的工作。我的妻子常到我的房间里来，眼睛不安地打量我的房间，仿佛在搜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送给那些挨饿的人，为的是要“找到自己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我看出来，由于她，不久我们的财产就会一点也不剩，我们就要穷了。然而这也没有使我激动，我对她快活地微笑。以后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注释」
①指一八六一年俄皇颁布的农奴解放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