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妻子已经收齐八千，再加上我的五千，一共是一万三.作为开端，这已经很好了。这个本来使我感兴趣，同时弄得我放心不下的工作现在总算落在我手里了。我在做一件别人不肯做而且也不会做的工作，我在尽我的责任，我在筹划正确严肃的赈济饥民的办法。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合乎我的意图和愿望，可是为什么我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一连四个钟头检查我妻子的文件，了解它们的意义，改正它们的错误，可是我非但没有感到安慰，反而觉得仿佛有人站在我的身后，用粗糙的手心摩挲我的后背似的。我还缺什么呢？赈济的组织工作已经落在可靠的人手里，饥民可以吃饱了，那还需要什么呢？
四个小时的轻松工作不知什么缘故弄得我很累，我没法再埋下头坐在这儿，没法再写下去了。楼下偶尔传来闷声闷气的呻吟，那是我的妻子在哭。那个老是脾气温顺、带着睡意、假仁假义的阿历克塞不时走到我的桌子跟前，把蜡烛摆好，有点古怪地瞧着我。
“不行，我得离开此地！”我终于暗自决定，这时候我已经累极了。“要躲开这些烦心的事，走得远远的。我明天就动身。”
我把纸张和练习簿收拾好，到我妻子那儿去。我带着十分疲劳和衰弱的感觉，用两只手把纸张和练习簿压在胸上，穿过我的寝室，看见我的皮箱，这时候那哭泣的声音隔着地板传到我这儿来。……“您是少年侍从吗？”有人在我的耳朵旁边问道。“久仰久仰。不过您仍旧是个坏蛋。”
“这全是胡说，胡说，胡说，……”我一面走下楼梯，一面嘟哝着。“胡说。……至于我爱面子，有虚荣心，那也是胡说。……这都是废话！难道我为饥民出了力，人家就会给我一个星章，或者提升我去做部长？胡说，胡说！而且在乡下，我向谁去夸耀这种虚名呢？”
我累了，累得很，有一句话老是在我的耳边轻轻响着：“久仰久仰。不过您仍旧是个坏蛋。”不知什么缘故，我想起以前小时候念过的一首古诗，里面有一行：“做一个好人是多么愉快啊！”
我的妻子照先前那种姿势伏在躺椅上，脸朝下，两只手抱住头。她在哭。她身旁站着一个使女，现出惊恐和迷惑的脸色。我把使女打发走，把纸张放在桌子上，沉吟一下，说：“您的公文都在这儿，Natalie.一切都有条有理，一切都挺好，我很满意。明天我要走了。”
她仍旧哭个不停。我走进客厅，在那儿的黑暗里坐下来。
我妻子的涕泣和她的叹息是对我的一种责难。我为了开脱自己，就回想我们这场争吵的经过，从我的头脑里出现倒霉的念头，要邀我妻子上楼共同商量起，直到这些练习簿和哭泣为止。这是我们夫妻间仇恨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既不象样子又毫无意义，此种情况在我们婚后的生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
可是如今为什么把饥民也牵连进来呢？他们怎么会成了我们争执的原因呢？这倒象是我们互相追逐着，无意间跑到圣坛上，就在那儿吵起架来似的。
“Natalie，”我在客厅里轻声说，“别哭了，别哭了！”
为了止住她的哭声，结束这个痛苦的局面，我应当走到妻子跟前，安慰她、亲近她，或者对她赔罪才是。可是我该怎样做才能使她相信我呢？我怎样才能叫一个生活得不自由而且痛恨我的野小鸭相信我喜欢它，同情它的痛苦呢？我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妻子，所以从来也不知道该跟她谈些什么，该怎样谈才对。她的外貌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给予它正确的评价，可是她的内心活动或者精神世界、她的智慧、世界观、经常变化的情绪、充满憎恨的眼睛、高傲、有的时候使我惊讶的读书热情，或者比方说，象昨天那样的修女神态，在我都是不熟悉和不了解的。每逢我们发生冲突，我想确定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心理学总是只限于确定她任性，不严肃，具有不幸的性格，按女人的逻辑办事，似乎这在我已经完全够了。可是目前她一哭，我却又生出满腔的热望，想多了解她一点才好。
哭声停了。我走到妻子那边去。她坐在躺椅上，两只手支着头，深思地、呆呆地瞧着烛火。
“我明天早晨要走了，”我说。
她沉默。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叹口气，说：“Natalie，先前您要求我离开此地，您总是说，您会原谅我的一切，一切。……可见您认为我对不起您。我请求您冷静下来，用短短几句话概括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
“我累了。以后再谈吧，……”我的妻子说。
“我有什么过错呢？”我接着说。“我做过些什么错事呢？
如果说，您年轻，美丽，希望生活，我的年纪却差不多比您大一倍，您憎恨我；那么，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并没有强迫您跟我结婚啊。不过呢，也罢，如果您希望过自由的生活，想走，那么我给您自由就是。您自管走，您要爱谁就爱谁。……我甚至可以跟您办离婚手续。“
“我并不需要这些，”她说。“您知道，以前我一直爱您，老是认为我的年纪比您大。这都不算一回事。……您的过错并不是您年纪大而我年纪小，也不是我一过上自由的生活就可以爱上别人，而在于您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是利己主义者，内心充满憎恨的人。”
“我不知道。也许是这样，”我说。
“您走吧，劳驾。您打算把我数落到明天早晨去，可是我预先声明，我很累，没有力气回答您的话了。您答应过，说要离开此地，我很感激您，此外我不需要什么了。”
我妻子叫我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却不容易。我感到浑身无力，害怕我那些不舒适的而且讨厌的大房间。从前我小时候，遇到我身上有什么地方疼痛，我总是偎到母亲或者奶妈身边，把脸藏在她们衣服暖和的皱褶里，觉得好象避开疼痛了。现在，不知什么缘故，我也有那样的感觉，我只有在这个小房间里，在我妻子身旁，才能摆脱我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我坐下来，把手放在眼睛上，遮住亮光。四下里静悄悄的。
“您有什么过错？”我妻子沉默很久，然后抬起闪着泪光的红眼睛瞧着我，问道。“您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教养，为人十分正直，公平，有原则，可是在您身上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后果：不管您走到哪儿，您总是带去气闷和压抑，弄得人感到非常屈辱，难堪。您的思想方式是纯正的，因此您憎恨全世界。您憎恨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是思路不开展和愚昧的表现，同时您又憎恨缺乏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您憎恨老人，因为他们落后和保守；您也憎恨青年，因为他们具有自由思想。人民的利益和俄国的利益在您是宝贵的，所以您憎恨人民，因为您怀疑每个人都是贼，都是强盗。您憎恨一切人。您公平，您站在合乎法律的立足点上，所以您经常跟农民和邻居们打官司。您给人偷去二十大袋黑麦，您由于热爱秩序而把农民们告到省长和一切长官那儿，又把当地的长官告到彼得堡去。好一个合乎法律的立足点！”我妻子说着，笑起来。“根据法律，而且为了维护道德的利益，您不给我身分证。居然有这样的道德，这样的法律，弄得一个年轻健康而有自尊心的女人在闲散中，在痛苦中，在经常的恐惧中消磨岁月，她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个她并不爱的人所供应的膳食和住所而已。您精通法律，很正直，很公平，尊重婚姻和家庭基础，可是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您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人人都恨您，您跟所有的人都处得不和睦。您结婚有七年了，跟您的妻子同居却连七个月也不到。您没有妻子，我也没有丈夫。跟您这样的人是没法共同生活的，谁都会受不了。起初那些年，我跟您在一块儿觉得害怕，如今却只觉得害臊。……最好的岁月就这样虚度过去了。那些年我只顾跟您吵闹，却弄得自己的脾气很坏，变得尖刻，粗鲁，胆怯，不信任人了。……哎，说这些有什么用！难道您真想了解这些？您走开吧，求上帝保佑您！”
我妻子在躺椅上躺下，沉思起来。
“可是，我们本来可以过到多么美好，多么使人羡慕的生活啊！”她轻声说，沉思地瞧着灯火。“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呀！现在却没法挽回了。”
要是有谁冬天在农村居住过，领略过那些冗长、乏味、安静的傍晚，看到连狗也烦闷得不肯吠叫，似乎时钟也懒得滴答滴答响了，要是有谁在这样的傍晚给醒来的良心惊扰得心乱如麻，神魂不定地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时而要压制自己的良心，时而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那他一定会理解在那舒适的小房间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嗓音，说我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会感到多么快乐，多么欢喜。我不明白我的良心需要什么，可是我的妻子倒象翻译家似的，按照女人的方式清清楚楚地对我阐明了我的心神不宁的含义。如同我以前心情极其不安的时候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我猜出，整个关键并不在于那些饥民，而在于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
我妻子费力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凄凉地微笑着。“请您原谅，我不相信您的话，您是不会离开此地的。不过我再请求一次。这些东西，”她指着她那些文件说，“随您说它们是自欺，是女人的逻辑，是错误，都由您，可是请您不要再管我的事。生活里给我留下的只有这一点点了。”她背过脸去，沉默了一忽儿。“以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在跟您争吵上耗尽了我的青春。现在我总算抓到这个工作，我活过来了，我幸福了。我觉得，我找到这个工作就仿佛找到了我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似的。”
“Natalie，您是一个有思想的好女人，”我说，热情洋溢地瞧着我的妻子，“您做的事和您说的话都美好而且聪明。”
为了掩盖我的激动，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Natalie，”过了一分钟，我接着说，“我临行前，想要求您：作为一种特别的照顾，帮助我为那些饥民做点事！”
“我能帮什么忙呢？”我妻子说，耸一耸肩膀。“也许只有认捐单能帮您忙吧？”
她在那些纸里翻一阵，找到了那张认捐单。
“您捐点钱吧，”她说，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并不十分看重她这张认捐单。“除此以外，您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参加这个工作了。”
我拿过那张纸来，写上：“匿名氏，五千。”
“匿名氏”三个字带有一种不好的、做假的、虚荣的意味，然而这是我一直到发现妻子满脸通红，匆匆地把这张纸塞进那堆纸里的时候才体会到的。我们两个人都害臊了。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得马上把这件不妥当的事弥补一下才成，否则以后我到火车上，到彼得堡，还是会觉得羞愧。可是怎么样弥补呢？该说什么话呢？
“我赞成您的工作，Natalie，”我诚恳地说，“我祝您一切顺利。不过，请您容许我在临别的时候给您进一个忠告。Natalie，您对索包尔，一般地说对您的助手们，都要小心提防，不要轻易信任他们。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老实，不过他们都不是贵族，都是些没有思想的人，他们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明确的原则，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卢布。卢布，卢布，卢布！”我说着，叹口气。“他们喜欢那种轻易到手和白白得来的面包，在这方面他们越是受过教育，对工作却越是危险。”
我的妻子走到躺椅那儿，躺下来。
“思想啦，有思想原则啦，”她无精打采，勉强地说，“原则性啦，理想啦，生活目标啦，原则啦……每逢您要糟蹋人，侮辱人，说不中听的话，您总是用这些词藻。您就是这么个人！如果容许您带着这种见解，带着这种对人的态度参加工作，那无异于头一天就把工作弄得一败涂地。现在该明白这一点了。”
她叹口气，沉默一忽儿。
“这是性情粗鲁，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您受过教育，有教养，可是实际上您还是个……西徐亚人①！这是因为您过的是闭塞的、充满憎恨的生活，什么人也看不见，而且除了工程书以外，您什么书也不看。可是，好人有的是，好书有的是！是的。……不过我累了，说话吃力了。我得睡觉了。”
“那我走了，Natalie，”我说。
“好，好。……Merci.……”
我呆站了一忽儿，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过了一个钟头，那是一点半钟，我举着蜡烛又走下楼，打算跟我的妻子谈话。
我不知道我要对她说什么，可是觉得我有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要对她说。她不在工作室里。她寝室的房门关紧了。
“Natalie，您睡了吗？”我轻声问。
没有答话。我在门旁站了一忽儿，叹一口气，走进客厅。
在那儿，我在长沙发上坐下，吹熄蜡烛，在黑暗中一直坐到天亮。
「注释」
①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