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2〕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奸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3〕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4〕,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5〕,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6〕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十月三十一日。

CC

〔1〕本篇在印入本书前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2〕《戏》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发表伯鸿的《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上)》一文,该文先引《申报》“读书问答”栏《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三)》文中的话说:“中国旧剧其取材大半是历史上的传说,其立论大体是‘劝善罚恶’的老套,这里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着以观感的具体的符号来象征什么……即如那一般人认为最含有象征主义意味的脸谱,和那以马鞭代马的玩意儿,也只能说借以帮助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不能认为即是象征主义。”于是接着说:“这个是很正确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国旧戏是象征主义,同时否定了中国旧剧采用的一些‘象征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因为‘色的象征’,还有‘音的象征’‘形的象征’,也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着……这一些都是象征的手法,不过多是比较单纯的低级的。”

〔3〕指南北朝时的歌舞戏《大面》。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4〕“相人术”《左传》文公元年:“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又《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著录有《相人》一书。

〔5〕“诚于中,必形于外”语出《大学》:“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6〕古代罗马剧场,中间为圆形表演场地,周围环绕着台阶式的观众席,近似现代的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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