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于连觉得德·拉莫尔府高贵的客厅里的一切都很怪，那么，他这个脸色苍白、身穿黑衣的年轻人，在肯注意他的那些人后来，也是很特别的。德·拉莫尔夫人向她丈夫建议，在有要人来吃饭的日子里，把他打发出去办事。
“我想把试验进行到底，”侯爵答道。“彼拉神甫认为，我们伤害用在身边的人的自尊心，是不对的。一个人只能靠在有抵抗力的东西上……。此人之不合适不过是其生面孔罢了，反正是又聋又哑。”
“为了熟悉这里的情况，”于连心想，“我得把在这间客厅里见到的人的名字写下来，并对他们的性格写上一句话。”
他把这个家庭的五、六位朋友放在了第一行，他们以为他得到任性的侯爵的保护，就讨好他，以防万一。这是些穷人，多少有些庸俗乏味；不过也应该说句话，夸一夸今天还能在贵族客厅里见到的此类人物，他们并非在所有的人面前都一样地平庸乏味。他们中有的人甘心忍受侯爵的粗暴，但是德·拉莫尔夫人若说一句生硬的话，他们就会反抗。
在这家主人的性格深处，有太多的骄傲和太多的烦闷；他们为了散心而习惯于侮辱别人，因此他们不能得到真正的朋友。然而，除了下雨天和极少的特别烦闷的日子外，人们总是觉得他们彬彬有礼。
那五、六个清客对于连表示出一种父执般的友谊，如果他们不来德·拉莫尔府了，侯爵夫人就会面临长时间的孤独；而在这个地位的女人眼中，孤独是可怕的：这是失宠的标志。
侯爵对妻子无可挑剔；他注意让她的客厅总有足够的人；不是那些贵族院议员，他觉得这些新同僚不够高贵，不能作为朋友来他家，又不够有趣，不能作为下属来接纳。
于连很久以后才了解这些内情。执政者的政策是资产者家庭的话题，而在侯爵这个阶级的家庭中，只有在身处困境之中才会论及。
寻欢作乐的需要，就是在这个百无聊棘的世纪，也支配着一切，因此，甚至在有晚宴的日子里，一旦侯爵离开客厅，大家也都逃之夭夭。只要不拿天主、教士、国王、在位的人、受宫廷保护的艺术家和一切即成的事情打哈哈，只要不说贝朗瑞、反对派报纸、伏尔泰、卢梭和一切胆敢稍许直言的人的好话，尤其绝口不谈政治，那就可以自由地谈论一切了。
即使十万年金的收入，蓝绶带，也斗不过这种客厅的规矩。稍有一点生气的思想都似乎是一种粗鄙。尽管得体，彬彬有礼，想取悦于人，烦闷还是明摆在每个人的额头上。年轻人来此尽义务，害怕说到什么可能被怀疑为有思想的东西，或者害怕泄漏读过什么禁书，就说几句关于罗西尼和今天天气的漂亮话，随后即钳口不言。
于连注意到，谈话通常由侯爵在流亡中结识的两位子爵和五位男爵撑着，才不至中断。这些先生们都有七、八千利弗尔年金的收入；四位支持《每日新闻》，三位支持《法兰西报》。其中一位每天都要讲个宫廷里的小故事，“了不起”这个词儿是免不了的。于连注意到他有五枚十字勋章，而其他几位一般只有三枚。
此外，前厅有十名穿号衣的仆人，整个晚上，每隔一刻钟供应一次冰冻饮料或茶，午夜有一顿带香槟酒的夜宵。
为此，于连有时候留下来一直到底；尽管这样，他几乎还是不理解，他们如何能在这间如此金碧辉煌的豪华客厅里一本正经地听那种平平常常的谈话。有时候，他望着说话的人，看他们自己也觉得是在信口开河。“我的德·迈斯特先生的著作我能背，他说得可要好上一百倍，”他想，“然而就是他也还令人生厌呢。”
觉察到这种精神窒息的，并非于连一个。为了自我宽解，有的人喝大量的冰镇饮料，有的人则在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大谈：“我从德·拉莫尔府来，我知道了俄国如何如何……”
于连从一个清客的嘴里知道，不到六个月前，德·拉莫尔夫人让复辞以来一直当专区区长的勒布吉尼翁男爵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