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兄:

我很感谢你的殷勤的慰问,但对于你所愤慨的两点和几句结论,我却并不谓然,现在略说我的意见——

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2)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使我较为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但终于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又自己开出帐来发表了。仿佛世界上还有光明,所以即便费尽心机,结果仍然是一个瞒不住。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3),也使我莫明其妙。

《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4)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5)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挦(6),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7)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8)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挦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单是现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牍和游谈的堆积,纸张虽白,圈点虽多,是毫无用处的。

鲁迅。八月二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莽原》周刊第十九期。

(2)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

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由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的行动和解散女师大的措施,章便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段祺瑞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次日公布。八月二十二日鲁迅在平政院控诉章士钊,结果胜诉,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复职。后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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