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

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2)。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3)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

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4)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5)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6)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7)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8)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

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9)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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