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些盖尔芒特女士头几封信就用“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朋友”称呼你，不总是最谦虚的盖尔芒特女士，有一些和各国君主过从甚密、“轻浮风骚”的盖尔芒特女士也用这些称呼：她们自高自大，坚信她们给予的一切都能给人带来快乐，她们想收买人心，养成了尽可能满足别人欲望的习惯。只要在路易十三时期曾有同一个外高祖母，就能使一个年轻的盖尔芒特说到盖尔芒特侯爵夫人时，称呼她为“阿达姆姑妈”，因此，盖尔芒特家族成员不计其数，致使这些普通礼节，例如引见礼节变得形形色色，丰富多彩。每一个比较高贵的支系都有自己的一套礼节，这套礼节就象一个秘方或一种特别的果酱配方那样，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当圣卢听到介绍你的名字时，他象是无意识地把手伸给你，不瞧你一眼，也不向你致意。一个可怜的平民百姓因某人特殊原因——况且这是很少有的事——被介绍给圣卢支系的一个人，当他看到那位盖尔芒特先生（或女士）故意装出无意识的样子，非常生硬地向他问好时，会绞尽脑汁地想知道他（或她）对他有什么不满。当他听说他（或她）认为有必要专门写信告诉介绍人他（或她）很喜欢他，希望能再见到他时，他会惊得目瞪口呆。如果说圣卢机械的握手动作与众不同的话，那么，菲埃布瓦侯爵那复杂而快速的跳跃（夏吕斯先生认为这个动作很可笑），盖尔芒特亲王那缓慢而有节奏的步伐也是异乎寻常，别具一格。但是，这里不可能详尽描写盖尔芒特家族丰富多采的舞谱，因为芭蕾舞团的规模太大了。
言归正传。前面谈到古弗瓦西埃家族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很不满意。只要盖尔芒特夫人仍然待字闺中，尚未婚嫁，古弗瓦西埃家的人就能对她表示同情，从而聊以自慰，因为那时她没什么财产。但遗憾的是，总有一种冒着黑烟的独特的物质遮住古弗瓦西埃家族的财富，因此，他们的财富再多，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家财万贯的古弗瓦西埃小姐嫁给了一个大富翁，可是，这一对年轻夫妇在巴黎却没有自己的寓所，每次都“下榻”在父母亲家里，其余时间则生活在外省的一个纯洁但却毫无光彩的社会中。当债务累累的圣卢用他几套豪华的车马使东锡埃尔市民眼花缭乱，赞叹不绝时，一位腰缠万贯的古弗瓦西埃先生在那里却从来只乘有轨电车。相反（况且，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没有多少财产的德·盖尔芒特小姐（即奥丽阿娜）却以她的服饰使人叹为观止，如果把古弗瓦西埃家族所有的女性在服饰上受到的赞美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德·盖尔芒特小姐一个人受到的赞美多。甚至连她的谈话引起的轰动也为她的衣着和梳妆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她竟敢对俄国大公说：“喂！阁下，据说您想派人暗杀托尔斯泰？”她是在一次晚宴上说这话的，古弗瓦西埃家族无一人受到邀请，况且，他们对托尔斯泰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把享有亡夫遗产的加拉东公爵夫人（加拉东亲王夫人的婆婆，那时候她还年轻）作为例子加以判断，古弗瓦西埃家族对希腊作家也是所知无几：加拉东公爵夫人五年中一次也没有看见奥丽阿娜光临她的府上，当有人问她奥丽阿娜不来的原因时，她回答道：“据说她在社交界朗诵亚里士多德的诗（她想说阿里斯托芬）。我可不能容忍别人在我家里这样。”
不难想象，德·盖尔芒特小姐在托尔斯泰问题上对俄国大公的“攻击”，即便使古弗瓦西埃家的人愤慨，但却令盖尔芒特家的人叹服。不仅如此，所有同他们关系密切或不密切的事，都会引起他们惊叹。享有亡夫遗产、娘家姓塞纳波尔的阿让古尔伯爵夫人是一个女才子，尽管她有一个势利的儿子，但她几乎什么人都接待，她在文人面前叙述德·盖尔芒特小姐那句话时说：“奥丽阿娜·德·盖尔芒特聪颖精明，多才多艺，她画的水彩画能和名画家并肩媲美，作的诗与凤毛麟角的大诗人不分高低。你们知道，她出身高贵，祖母是蒙邦西埃小姐，她自己是第十八代奥丽阿娜·德·盖尔芒特，没有出现过一次有损门第的联姻，是法国最纯洁、最古老的血统。”那些受到德·阿让古尔夫人款待的假文人，半吊子文人，恐怕永远不会有机会看见奥丽阿娜·德·盖尔芒特，他们把她想象得比巴德鲁尔—布拉尔公主更卓越，更非凡，当他们听说一个出身如此高贵的小姐那样赞美托尔斯泰时，不仅感到愿为她献出生命，而且觉得他们对托尔斯泰的爱和对抵抗沙皇的愿望产生了一股新的力量。正当自由主义思想在他们身上可能已经削弱，他们对这些思想的威力可能已产生怀疑的时候，盖尔芒特小姐，一位额头上覆盖着头发（古弗瓦西埃家的人绝不会让头发盖住额头），极其高贵、极有权威的妙龄少女，给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帮助。现实中有不少好的或不好的事物，就因为象这样得到了某些有影响人物的赞同而更受重视。例如，古弗瓦西埃家的人在街上向人致意有一套固定的礼节，这套礼节十分难看，很不热情，但大家知道这是高雅的致敬方式，也就抛弃微笑和真诚，竭力模仿这种冷冰冰的体操动作。然时，一般说来，盖尔芒特家的人，尤其是奥丽阿娜，却不拘泥礼节。他们比谁都熟悉这套礼节，但当她们从马车上看见你，会毫不犹豫地向你亲切招手，如果在客厅里，她们让古弗瓦西埃家的人在一旁行那套矫揉造作的礼节，而她们自己匆匆行过颇有魅力的屈膝礼后，就让蓝眼睛闪出微笑，立即亲切地向你伸出手来。多亏这些盖尔芒特，这套从来是空洞无物、枯燥乏味的所谓高雅的礼节骤然间增添了人人喜闻乐见、但却尽量摒弃不用的东西，一种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欢迎和问候。与此相仿，有些人天生喜欢低劣的音乐和平庸但流畅、悦耳的旋律，但也会因交响乐的存在而抑制自己的爱好。可是，他们刚抑制住本能的爱好，刚为理查·施特劳斯①那色彩富丽、令人目眩的交响乐所倾倒，紧接着却又看见这位音乐家用奥贝②的宽容演奏了通俗乐曲，就认为自己的爱好在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那里意外地找到了辩解的理由（这一次正名是没有道理的），不禁喜出望外，喜形于色，一面美滋滋地聆听《莎乐美》③，一面对施特劳斯感激涕零，因为在听《皇冠上的钻石》④时，他们决不可能流露出自己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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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特劳斯（1864—1949），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②奥贝（1782—1871），法国作曲家，作歌剧约五十部。
③《莎乐美》是施特劳斯的歌剧，取材于《圣经》。
④《皇冠上的钻石》是施特劳斯的交响曲。
真也罢，假也罢，德·盖尔芒特小姐对俄国大公的“斥责”已传得家喻户晓，满城风雨，无论如何，这为议论奥丽阿娜在那次晚宴上的过分风雅的穿戴提供了机会。然而，虽说奢华不是取决于财富，而是取决于挥霍（就因为这个，那些堆金积玉的古弗瓦西埃就奢华不起来），但是，挥霍如有财富作后盾，就能维持长久，就能随心所欲。然而，既然奥丽阿娜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贯公开宣扬贵族无足轻重，认为念念不忘地位是荒唐可笑的，财富不会带来幸福，唯有智慧、才华和品性才最重要，根据奥丽阿娜从侯爵夫人那里接受的这些原则，古弗瓦西埃家的人可以指望她嫁给一个不属于上流社会的男人，也就是嫁给一个演员、累犯、叫化子或不信教的人，指望她最终成为他们称作堕落者的那号女人。他们这个希望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此刻正在经历一场社交危机（我在她家里遇见的那些超群绝伦、出类拔萃的人物那时还没有一个回到她的身边），她对将她抛弃的上流社会耿耿于怀，深恶痛绝，甚至，当她谈到她常去看望的侄子盖尔芒特亲王时，也是冷嘲热讽，嫌他对自己的出身过分迷恋。然而，一旦涉及到要为奥丽阿娜找丈夫，婶母和侄女公开宣扬的那些原则就不再起主导作用了，而是让位给那位神秘的“家族守护神”。在贡布雷教堂（在那里家族每个成员都失去了个性，失去了名字，大家全都叫盖尔芒特，巨幅黑色帷幔上的绛红色G和位于G上方的公爵冠冕标志着他们的身份），家族守护神正确无误地引导这位学识渊博、爱批评人的耶稣教徒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为奥丽阿娜选择了一个世界上最富有、最高贵，在圣日耳曼区堪称独一无二的配偶——盖尔芒特公爵的长子洛姆亲王，就好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奥丽阿娜从来只谈财产证书和家谱，从来不谈文学才能和品性似的，仿佛侯爵夫人（就象她以后的归宿那样）暂死了几天，已被装进了棺木中。结婚那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看到她一向蔑视的王公贵族份份登门祝贺，为了嘲笑他们，她还邀请了几位同她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人士，洛姆亲王给他们送了名片，不过，第二年就同他们“砍断缆绳”，断绝了来往。古弗瓦西埃家的人所不能容忍的是，洛姆亲王夫人结婚不久，就又大谈特谈起她那套智慧和才能高于一切的社交准则了。这里顺便说一句，当圣卢和拉谢尔一起生活，与拉谢尔的朋友们经常来往，并且一心想娶拉谢尔的时候，他所维护的观点不管在家族中引起多大的恐惧，虽然部分是谎言，但与盖尔芒特家的小姐们宣扬的观点相比，谎言的成分要轻得多。她们鼓吹才智高于一切，认为人类平等不容怀疑，可最后却嫁给了拥有巨万家产的公爵，即使信奉相反的准则，也不过如此。圣卢恰恰是按照自己的理论行事的，但却被认为走上了歧途。当然，从道德观念看，拉谢尔的确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如果她是一个女公爵，或者拥有百万家产，即使品德不大好。德·马桑特夫人说不定倒会赞成这门婚事。
现在继续来谈洛姆亲王夫人（不久，等她的公公去世后，她就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了）。年轻的亲王夫人只是在口头上奢谈她那套理论，却不用来指导她的行动，这无疑给古弗瓦西埃家带来了新的烦恼。因为这套哲学（如果可以称为哲学的话）丝毫无损于盖尔芒特沙龙高雅的贵族气派。毫无疑问，那些没有受到德·盖尔芒特夫人接待的人，都以为这是因为自己没有才学。例如，有一位非常有钱的美国女子，她除了有一本巴尼①的旧诗集外，其他书一本也没有，即使这本书她也从没打开过，只是把它——因为眼下很“时髦”——放在她家客厅的一个家具上做摆设，可是，当她看见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走进歌剧院时，却向她投去羡慕的目光，表明她十分看重才智。同样，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因为看中某人的才智而给予接待时，也肯定是出于真心。她在谈到一个女人时会说：“她似乎很有魅力”，或在谈到一个男人时会说：“他非常聪明”，这说明她认为聪明和魅力是她接待这些人的唯一理由，家族守护神此刻没有干预：这位警惕性很高的守护神隐蔽在深处，把守着盖尔芒特家族判断是非的黑暗的大脑区，不让他们发现——只要在现在和将来没有社交价值——有才智的男人或有魅力的女人。男人一旦被宣布为学者，他在众人眼里，要么象一本辞典，只会卖弄学问，要么相反，象一个推销员，才智平庸；漂亮的女人不是矫揉造作，就是喋喋不休。至于那些没有地位的人，那就太可怕了，都是些冒充高雅的势利人。德·布雷奥代先生（其城堡和盖尔芒特城堡毗邻）只和殿下们交往，但却瞧不起他们，只想生活在文艺殿堂中。因此，当有人说他势利时，德·盖尔芒特夫人会愤愤不平。“拔拔尔势利？您是不是疯了，我可怜的朋友，正相反，他最讨厌有地位的人，谁也别想让他结交他们。在我家里也不行。如果我邀请他同时还邀请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他来时总要咕哝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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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尼（1753—1814），法国诗人，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先驱。
这并不是因为盖尔芒特家和古弗瓦西埃家对智慧的重视有什么大的分歧。从正面看，两家的分歧已结出了美丽的果实。那位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激起许多诗人无穷遐想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就曾举办了上面提到的那次晚会，在晚会上，英王享受到了在其他任何地方享受不到的快乐，因为公爵夫人除了邀请我们上面已提到的那些知名人士外，还别出心裁、胆大包天地请了音乐家加斯东·勒梅尔和戏剧家夏尔·格朗穆香。这是古弗瓦西埃家连想也不敢想的，更不用说有胆量付诸实现了。但是，智慧的高低尤其可以从反面感觉出来。如果说渴望受到德·盖尔芒特夫人接见的人地位越高，所需的智力和魅力系数就越低，倘若国王或女王，系数可能会接近零，那么相反，地位越是在这条王族水平线以下，所需的系数就越高。例如，在帕尔马公主接待的人中，有许多人长相很难看，而且令人讨厌或十分愚蠢，她接待他们，是因为从小就认识他们，或者他们同某公爵夫人是姻亲，要不然就和某国君关系密切。然而，在西弗瓦西埃家看来，只要是“帕尔马公主喜爱的人”，或是“阿巴雄公爵夫人的姨妈”，或者“每年在西班牙王后宫中生活三个月”，就完全有理由受到邀请。但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却不这样认为。十年来，她一直在帕尔马公主府上彬彬有礼地接受他们的致敬，却从没有让他们跨进她家的门槛，她认为一个沙龙的社会意义和物质意义是一样的，如果把一些并不显得漂亮的家具作为一种显示财富的填料装进沙龙，将会使沙龙变得十分可怕，这样的沙龙很象是一本华而不实的著作，舍不得放弃能显示学识、才气和智慧的东西。“一个‘沙龙’，也和一本书、一座房屋那样，”德·盖尔芒特夫人不无道理地想，“必须用牺牲作基石。”
帕尔马公主的许多女友在公主面前小心翼翼地抱怨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因为多年来公爵夫人只满足于合乎礼仪的问候，或者给她们送名片，却从不邀请她们，也不去参加她们的聚会。公主利用德·盖尔芒特先生单独来看她的机会，向她提起了这件事。但是，狡猾的领主回答说（他虽然不是公爵夫人的好丈夫，因为他有好几个情妇，但是，一旦涉及到奥丽阿娜沙龙的正常运转，涉及到奥丽阿娜思想——沙龙的魅力所在，他就是经得住考验的伙伴了）：“我妻子认识她吗？啊！那倒是应该请的。不过，我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夫人，奥丽阿娜不喜欢和女人交谈。在她周围，都是些才华超群的人——我不是她的丈夫，仅仅是她的一名贴身奴仆。女人使她感到厌烦，只有少数几个例外，但她们都很有才华。哦，殿下，您耳聪目明，见微知著，总不会对我说，苏夫雷侯爵夫人是一个才智出众的女性吧。是的，我明白，公主接待她是出于善心。再说您认识她。您说奥丽阿娜见过她，这很可能，但次数不会多，我向您保证。我要对公主说，这里面也有我的错。我妻子很累，她是那样喜欢和人来往，如果我不加以限制，她就会忙得不可开交。就说昨天晚上吧，她发着高烧，可要是不去波旁公爵夫人家，又怕人家不高兴。我只好抬高嗓门数落她，不许马车夫套车。噢，夫人，您知道，我甚至不想把您刚才讲的事告诉奥丽阿娜。奥丽阿娜很爱殿下，她肯定会立即去邀请苏夫雷夫人的，这不又多了一次拜访，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和她的姐妹来往，因为我同她姐妹的丈夫很熟。我想，如果公主允许的话，我什么也不对奥丽阿娜说。这样，我们就可以使她少受一些劳累和激动。我向您保证，这对德·苏夫雷夫人不会有什么影响。她去的地方很多，都是最有光彩的地方。我家的晚饭规模很小，甚至不请客人，德·苏夫雷夫人会厌烦死的。”帕尔马公主天真地相信盖尔芒特公爵不会把她的要求转告给公爵夫人，她为没能使德·苏夫雷夫人如愿以偿而感到抱歉，更为自己是这个很少接待女人的沙龙里的常客而感到心满意足。当然，这种满足不是没有烦恼的。每当帕尔马公主请德·盖尔芒特夫人吃饭时，总要费尽脑汁，避免邀请可能会引起公爵夫人反感从而致使公爵夫人拒绝再来的人。
在帕尔马公主会客的日子，总有几个宾客和她共进晚餐，遵照旧时的习惯，晚饭早早就开始了。饭后，她的沙龙向常客们，一般说来，向法国和外国所有的大贵族开放。接待的过程是这样的：公主走出饭厅，在一张大圆桌前的长沙发椅上就座，和同她共进晚餐的两个最有地位的夫人聊天，或者浏览一本“画报”，打打扑克（或假装打牌，这是德国宫廷的一个惯例），有时打通关，有时让一个显贵做真的或假的搭档。时近九点，大厅的门不停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宾客纷至沓来。为了屈从于公主的时间表，他们都是匆匆吃完晚饭就赶来了（如果他们在别人家里吃晚饭，不喝咖啡就得告退，说是一会儿再回来，他们的确打算“从一个门进去，而从另一个门出来”）。可是，公主全神贯注于打牌或闲聊，假装没有看见有客人来，只是当这些女宾走近时，她才仪态优雅地站起来，和蔼可亲地向她们微笑。但是，女宾向站着的公主殿下行屈膝礼，一直到近乎跪拜的程度，以便吻公主那只低垂的美丽纤手。尽管公主对这一礼节习已为常，但每到这时，总要装出感到意外的样子，用力地、但又是亲切而温和地把跪拜的女宾扶起来，在她们脸颊上吻一下。有人会说，公主的亲切和温和是以来宾的卑恭为条件的。也许是这样。礼节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消失，似乎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缺少教育的缘故，而是因为有些人对威望不再看重（想象中的威望才有作用），尤其是另一些人不再认为施行礼节对接受者来说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也就不施行礼节了。在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世界里，礼节就和一切只有使用价值的事物一样，会骤然间变得一文不值。但是，礼节在一个新社会中消失不是绝对的。我们有时候太容易相信一种事物的现状是它唯一可能的状态。许多优秀人物认为，共和国不可能有外交，不可能结盟，农民阶层不可能容忍政教分离。总之，即使在平等社会中出现礼节是一个奇迹，那它也比不过铁路和军用飞机。再说，即使礼节消失，也没有什么能证明这是灾难。还有，一个社会会不会因为事实上的越来越民主而渐渐地分成等级呢？这是很有可能的。教皇不再掌管国家和军队以来，他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二十世纪，教堂对无神论者的影响远比十七世纪对宗教信徒的影响大；如果帕尔马公主是一国之君，我就可能象谈论共和国总统那样谈论她，也就是说，我根本不想谈论她。
公主把那位求见的夫人搀扶起来，拥抱过后，又坐下来继续玩牌，如果来者是一位显要人物，她会请她坐到一张安乐椅上，先同她聊一会儿。
如果宾客太多，客厅容纳不下，负责接待的公主的伴妇就另辟场所，把宾客带到与客厅相通的一间大厅里，厅内摆满了波旁家族的肖像和古玩。于是，那些常客便自愿担任“导游”，介绍些有趣的事儿，可年轻人却没那份耐心听他们唠叨，宁愿注视那些有血有肉的殿下（必要时，还让宫廷贵妇或宫女给她们作介绍），而对已故女君主的遗物却不感兴趣。他们忙于和那些公主殿下认识，捉摸着怎样才能得到她们的邀请，所以，他们和这个珍贵的档案室打了几年交道，竟对里面的陈列物一无所知，只隐约记得厅内装饰着大仙人掌和大棕榈树，使这个珍品中心酷似布洛尼林园培植棕榈树的温室。
当然，在帕尔马公主会客的日子，为了促使食物消化，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时也会屈尊俯就，晚饭后到公主府上进行拜访，公主自始至终把她留在身边，一面和公爵说着笑话。但是，如果公爵夫人来吃晚饭，公主离开餐桌就关上大门，不让她的常客前来打扰，生怕没经过严格挑选的客人会给苛刻的公爵夫人带来不快。有些常客事先没得到通知，仍然前来拜访殿下，门房答复说：“殿下今晚不会客，”他们就走了。况且，公主的许多朋友事先就知道这一天公主不可能邀请他们。这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一个封闭的小圈子，渴望加入的人大多被拒之门外。被排斥在外的人几乎能肯定无疑地说出入选者的姓名，他们气恼地私下里说：“你们当然知道，奥丽阿娜·德·盖尔芒特走到哪里，她的智囊团都要倾巢而出。”帕尔马公主借助这个智囊团，在公爵夫人周围筑起一堵护墙，不让那些尚未博得公爵夫人欢心的人靠近。但是，在公爵夫人最心爱的朋友中，在这个引人瞩目的“智囊团”成员中，有些人对帕尔马公主很不热情，因此，公主也不便向他们表示亲热。当然，帕尔马公主真心诚意地承认，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社交圈里可能得到的快乐要比她自己的社交圈里得到的快乐多一些。她不得不承认，公爵夫人会客的日子，公爵府门庭若市，宾客满堂，她在那里也常常遇见三、四个殿下，她们只给她送名片，却从不登门拜访。她模仿奥丽阿娜说话，穿奥丽阿娜式样的裙子，茶会上端出相同的草莓馅饼，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有几次，一整天只有一个宫廷贵妇和一个外国使馆参赞与她作伴。因此，既然有的人（就象从前斯万那样）每天必到公爵夫人家呆两个钟头，而对帕尔马公主两年才拜访一次，公主也就不会有兴致——哪怕是为了取悦奥丽阿娜——“主动”邀请这个斯万式人物吃晚饭了。总之，帕尔马公主宴请公爵夫人总感到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因为她怕奥丽阿娜看什么都不顺眼。同样，当帕尔马公主到盖尔芒特府吃晚饭时，她确信这里的一切都将是妙趣横生，担心自己听不懂，记不住，不讨人喜欢，不善于领会和吸收别人的思想。于是，我的存在，和用水果组成花环装饰餐桌的新做法一样，引起了她的注意和兴趣。但她不清楚究竟哪一个更有魅力，更能成为奥丽阿娜招待会成功的一个秘诀，是餐桌上的装饰，还是我的存在。既然不清楚，她决定下次宴请客人时，干脆设法把两者都用上。此外，帕尔马公主对公爵夫人家的一切都有浓厚兴趣，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因为盖尔芒特府有一种滑稽和危险的、能令人振奋的东西，那就是盖尔芒特精神。帕尔马公主带着一种胆怯、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浸入盖尔芒特精神，就象跳入海中洗“浪浴”一般，认为救生员指出浪浴有危险，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人会游泳，当她浮出水面时，感到精神振奋，心情舒畅，青春焕发。盖尔芒特精神——按公爵夫人的话来说，这和化圆为方一样，是一种不存在的实体，她认为自己是唯一掌握这一精神的盖尔芒特——就象图卢的熟肉酱或兰斯的饼干，只是徒有虚名。然而（因为智力上的一种特征不是采用和头发颜色或肤色同样的方式传给后代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一些挚友，虽然和她血统不同，却掌握了盖尔芒特精神，相反，在盖尔芒特家族中，有些人却没有掌握家族精神，因为他们对任何思想都采取拒不接受的态度。那些和公爵夫人无血缘关系，但却掌握盖尔芒特精神的人，过去大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天赋，或有艺术家的素质，或有外交官的才能，或有议员的口才，或有军人的天赋，但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小圈子生活。他们作这样的抉择，可能因为他们缺少独创性，或者缺乏首创性，或者意志薄弱，或者身体欠佳，或者没有机会，也可能是为了跻身于上流社会。
如果说盖尔芒特沙龙曾是某些人从事某种生涯的绊脚石（应该承认这是个别现象），那也是违背他们愿望的。一个前程远大的医生、画家和外交官，虽然比许多人更有天赋，却在生涯中惨遭失败，因为他们和盖尔芒特家族亲密无间的关系使医生和画家被看成是上流社会人士，外交官被看成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不能得到同僚们的承认。法兰西学院选举团成员穿戴的旧式长袍和红色无沿帽，不只是（至少在不久以前）墨守陈规的过去和闭关自守的宗派主义的外部残余。
“教授”们头戴饰有金色流苏的无沿帽，活象头戴犹太人锥形帽的大祭司，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年代里，他们仍然死死守住法利赛人①的旧观念。迪·布尔邦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但因为他不喜欢社交而得到了同僚们的承认。戈达尔大夫虽与维尔迪兰夫妇过从甚密，但维尔迪兰夫人是他的病人，此外，他那粗俗的举止也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况且，他在家举办宴会时，只邀请医务界人士，宴会上飘溢着石炭酸气味。但是，在这些法定的社团中，蹈常袭故、囿于偏见，不过是廉洁奉公、道德高尚所索取的代价，假如在更加宽容、更加自由、很快就变得更加放荡的环境中，人们也就不会象这样墨守陈规了；在这些社团中，一位身穿银鼠皮里红缎长袍、和中世纪深居宫堡的威尼斯总督（也就是公爵）十分相象的教授，和另一个公爵——卓越而可怕的德·圣西门先生一样，有着高尚的品德，恪守崇高的原则，也象他那样铁面无情，不容异类。异类即那位热衷社交生活、有着不同的举止风度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医生。这位不幸的医生想掩盖他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关系，但又怕同僚指责他瞧不起他们（社交界人士的想法实在荒唐！），为了把事情做得圆满，特地举办混合晚宴，让医务界人士淹没在社交界人士中，希望用这种方式平息同僚的怒气。殊不知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更确切地说，当十人委员会（实际人数要多一些）必须选举一个人填补教授职位空缺的时候，他看到投票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比自己更循规蹈矩（即使才能不如自己）的医生当选，他听到对自己的否决声响彻墨守陈规的医学院，象莫里哀死前发出的“我发誓”②的喊声一样庄严，一样可笑，一样可怕，这时候，他才明白他的行为导致了他的失败。同样，那位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关系密切的画家，就因为被划为社交界人士（因为从事艺术的上流社会人士成功地被贴上了艺术家的标签），也在艺术生涯中惨遭失败。而那位有许多反动关系的外交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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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利赛人是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以严格遵守成文法律见称，《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我发誓”是莫里哀的喜剧《没病找病》中的一句台词。剧中没病找病的病人在发誓时总要说“我发誓”。莫里哀在剧中扮演病人。一次，当他演到第四场时，说完“我发誓”就咯血倒下，几小时后便去世。
但这是个别现象。出入盖尔芒特沙龙的知名人士基本上都是自愿地（至少自以为是自愿地）抛弃了一切和盖尔芒特精神、盖尔芒特礼节，和那个为任何一个多少是“法定”的“社团”所憎恶的难以形容的魅力格格不入的东西。
有些人知道，盖尔芒特夫人沙龙的一个常客曾在美术展览会上荣获过金质奖章，另一个是律师会议秘书，在议会中曾有过辉煌的开端，还有一个当过代办，机智地为法国效过劳，这些知情人会把二十年来不再有任何建树的人看成失败者。但“知情者”寥寥无几，而当事者往往最后一个想想自己的光辉业绩，他们认为，按照盖尔芒特精神，他们旧时获得的称号实在毫无价值。盖尔芒特精神不是让德·盖尔芒特夫人鄙视杰出的部长吗？比如，一个拘泥虚礼的部长或一个爱说同音异义谐语的部长，尽管报界对他们唱尽赞歌，可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却认为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人”，是“走卒”，或者相反，是商店的“伙计”，如果哪位女主人不慎将他们中的一个安排在她身边，她会厌倦得打呵欠，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既然作为第一流政治家丝毫不能受到公爵夫人的尊重，她那些放弃外交生涯或军人生涯或退出议会的朋友们也就认为——至少嘴上这样声称——每天到他们瞧不起的一些殿下家里和这位高贵的女友相聚，同她一起吃饭聊天，这是最好的选择，尽管他们在欢乐中难免流露出来的忧郁和这个看法有点矛盾。
然而，应当承认，盖尔芒特府的社交生活虽然不能说是妙趣横生，谈话虽然不能说是高深莫测，但也不乏趣味和幽默。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左右，有些人颇有魅力，任何正式头衔都比不上这个魅力，那些最有权势的部长想把他们吸引到身边，却都白费力气。如果说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沙龙埋葬了多少知识分子的雄心壮志，甚至使多少崇高的努力付之东流，那么至少可以说，从这些志向和努力的遗骸中，产生了沙龙生活史无前例的繁荣。一些非常幽默的人（例如斯万）总认为自己比某些杰出人物略高一筹，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公爵夫人不是把才智，而是把幽默放在一切之首。在她看来，幽默是一种更少见、更完美的高级形式，既要有杰出的才智，又要有出众的口才。从前，在维尔迪兰沙龙，斯万把布里肖看成爱卖弄学问，把埃尔斯蒂尔看成才疏学浅，尽管前者满腹经纶，后者有奇才异能；他这样分类是因为受了盖尔芒特精神的影响。他从不敢把他们介绍给公爵夫人，因为他预感到公爵夫人会用怎样的神态对待布里肖的长篇大论和埃尔斯蒂尔的“趣话”：对于矫揉造作的长篇大论，不管是严肃的，还是风趣的，盖尔芒特精神一概视作最令人讨厌的蠢话。
至于那些血统的盖尔芒特，如果说家族精神未能象那些文社（所有成员都用同一种方式发表演说，陈述看法，因而也就用同一种方式思想）那样，传到他们每个人身上，这当然不是因为上流社会人士比文社成员更具有个性，而妨碍他们互相模仿。模仿不仅要以缺乏强烈个性为条件，而且还要有相对灵敏的耳朵，首先要能辨别，然后能模仿。然而，在盖尔芒特家族中，有些人也和古弗瓦西埃家族成员一样，完全没有乐感。
举一种练习为例。按照模仿的另一个意义，人们把这种练习叫做“模仿”（盖尔芒特家的人称之为“攻击”）。尽管德·盖尔芒特夫人模仿的本领令人叫绝，但古弗瓦西埃家的人却毫无感受，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一群兔子，因为对于公爵夫人企图模仿的那个缺点和语调，他们从来注意不到。当公爵夫人“模仿”里摩日公爵说话时，古弗瓦西埃家的人会大声抗议：“啊！不，他才不这样说话呢，昨晚上我还和他一起在白白家吃晚饭，他和我交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不是这样说话的。”然而相反，稍有一些文化修养的盖尔芒特会嚷起来：“天哪，奥丽阿娜太幽默了！最让人吃惊的，是她的模仿能以假乱真！我还以为是里摩日在说话呵。奥丽阿娜，再来一点儿！”然而，这些盖尔芒特（更不用说卓越的盖尔芒特了，听到公爵夫人模仿里摩日公爵，无不钦佩地说：“啊，您（或你）学他简直学神了！”）虽然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看来他们缺乏幽默感（她说的一点不假），但因为经常听她说话，经常把她的话转述给别人，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也就能马马虎虎地模仿她说话和评论的方式了（斯万和公爵夫人本人把这叫做她的“编写”法），甚至在谈话中他们也会说一些在古弗瓦西埃家的人看来很象奥丽阿娜精神，但在他们看来却是符合盖尔芒特精神的话来。因为这些盖尔芒特不仅是奥丽阿娜的亲戚，而且是她的崇拜者，所以有时她会去看望他们（她却把家族其他成员视如敝屣，不理不睬，以报她少时所受的凌辱之仇），一般是在美丽的夏季，由公爵陪同前往。公爵夫人登门拜访可是件大事。埃比内亲王夫人正在楼下的大客厅里会客，当她远远瞥见公爵夫人头戴着一顶迷人的帽子，斜撑着一把泻出夏日气息的小阳伞，慢悠悠地斜向穿过院子，朝她家走来时，就象是看见了一场小火灾最初的火焰或意外入侵的“侦察队”，心儿怦怦地跳了起来。“瞧，奥丽阿娜来了，”她说，就象发出了一道口令，小心翼翼地通知她的客人，好让她们有时间秩序井然地离开，镇静地撤出客厅。多半人不敢留下，起身要走。“不，干吗要走？我很高兴再留您一会儿，”埃比内亲王夫人装出贵妇样轻松自若地说，但声音却变得虚情假义。“你们可能有话要说。”“您真的要走吗？那好，以后我去看您，”如果是不值得挽留的女宾，女主人就这样回答。公爵和公爵夫人极其礼貌地向埃比内亲王夫人的客人致意。多年来，他们在这里和她们相遇，但仍象不认识一样，而她们出于谨慎，也不敢主动同他们打招呼。客人一走，公爵便关切地询问起她们的情况，装出对她们内在的品质感兴趣的样子，只是因为她们命运不佳，或是因为奥丽阿娜神经过敏，不宜同女人多来往，他才不能请她们到他家作客：“那位戴粉红帽子的矮个子女人是谁？”“嗨！我的表兄，您经常看见她，是图尔子爵夫人，娘家姓拉马塞尔。”“您知道吗？她长得很俏丽，看上去很聪明。假如她上嘴唇没有那么点小毛病，她一定很迷人。如果确实有一个图尔子爵的话，他就不该有烦恼了。奥丽阿娜，您知道她的眉毛和发根使我想起谁了吗？这使我想起了您的表姐妹海德维格·德·利尼。”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没有接丈夫的话茬，她听到有人谈别的女人长得漂亮，就会显得无精打采。她没有料到，她丈夫竟会有这般雅兴炫耀自己对那些被他拒之门外的人非常了解，以为这样做就能显出自己比妻子“严肃”。“对了，”公爵突然大声嚷道，“您刚才提到了拉马塞尔这个姓。我想起来了，我当议员那会儿，曾听过一次无与伦比的演说……”“那是您刚才看见的那位少妇的叔叔。”“哦！真是才华超群！……不错，我的小宝贝，”他对埃格勒蒙子爵夫人说。尽管德·盖尔芒特夫人显露出厌恶情绪，子爵夫人仍不肯离开，卑躬屈膝地甘当埃比内亲王夫人的女仆（哪怕回家后把自己的女仆打一顿解解气），一副可怜巴巴、局促不安的样子，但只要公爵夫妇不离开，她就呆着不走，帮他们脱大衣，争取为他们做些事，识相地提出要到隔壁屋子去，“不用为我们沏茶，安静地聊一会儿，我们这些人都不讲究，不必客套。况且，”他转身对德·埃比内夫人说，而让那位低三下四、雄心勃勃、殷勤热忱的埃格勒蒙子爵夫人在一边羞得满面绯红，“我们只能在您这里呆一刻钟。”而这一刻钟却全都用来“复述”公爵夫人一周内说过的话。当然，公爵夫人自己是不会主动重复的，但公爵却把话题引到促使她说出那些话的事件上，他装出严厉责备的样子，极其巧妙地、仿佛是无意识地引她把说过的话重复一遍。
埃比内亲王夫人很爱这位表姐妹，也知道她喜欢听恭维话，就一个劲地夸她的帽子和小阳伞如何漂亮，夸她说话如何幽默。“只要您愿意，你尽管同她谈她的衣着打扮，”公爵装出不高兴的口吻说，一面却狡黠地微笑，好让大家不把他的不高兴看得太认真，“但是，看在老天爷份上，可别谈她的幽默，我不需要象这样幽默的妻子。您大概是指她对我胞弟帕拉墨得斯使用的那个糟糕透顶的谐语吧，”他继而又说。他知道埃比内亲王夫人和盖尔芒特家族的其他人都还不知道这个谐语，很想借机夸一夸他的妻子。“首先，我觉得，一个我得承认有时也说过相当漂亮笑话的人是不应该说这样糟糕的谐语的，尤其是更不应该开我胞弟的玩笑，他很敏感，如果这件事弄得我和他闹翻，那就太不值得了。”
“奥丽阿娜的谐语？我们怎么不知道？那一定很有趣味。
喂，快说给我们听听。”
“这可不行，不行，”公爵仍旧气鼓鼓地说，然而脸上的笑容却变得更加明显，“你们还没有听说，那我太高兴了。说真的，我很爱我的弟弟。”
“听着，巴赞，”公爵夫人觉得该对丈夫反击了，于是说道，“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说帕拉墨得斯可能会生气，您明明知道他不可能生气。他是一个聪明人，才不会为这个毫无恶意的愚蠢玩笑生气呢。您这样说，大家会以为我讲了他什么坏话，我不过是随口说了一句，没什么意思，您这样气愤，倒是抬高了那句话的价值。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这样。”
“你们都让我们坐不住了。到底是什么？”
“嘿！没什么大事！”德·盖尔芒特公爵说。“你们大概听说了吧，我弟弟想把布雷塞，他妻子的城堡，送给他妹妹马桑特。”
“听说了呀。可是，有人对我们说，她不想要，她不喜欢城堡的所在地，气候对她不合适。”
“咳！可不是嘛！有人把这一切都对我妻子说了，说我弟弟把这座城堡送给我们的妹妹，不是想讨她喜欢，而是想戏弄她。那人说，夏吕斯很爱戏弄人。可是，你们知道，布雷塞城堡是王室采邑，值好几百万法郎哪，从前是国王的地产，那里有法国最美丽的森林。愿意受这种戏弄的人多着哩。因此，当奥丽阿娜听到夏吕斯因为把这座漂亮的城堡送人而得了个“爱戏弄人”的评语时，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我得承认，她并无恶意，因为这是脱口而出的：‘塔干①……塔干……那就叫他杰出的塔干②吧！’你们知道，”公爵又换上了不高兴的语气，一面用目光把全场扫了个遍，看大家对他妻子的幽默有何反应，接着，他怕德·埃比内夫人对古代历史不大了解，又说道：“你们知道，古罗马有一个国王叫杰出的塔尔干。开这样的玩笑很愚蠢，这是在玩拙劣的文字游戏，奥丽阿娜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我虽然不如我妻子风趣，但考虑问题却比她周到，我想到了后果，如果这话不幸传到我弟弟耳朵里，那就有好看的了。尤其是，”他进而又说，“应该承认，即使没有城堡的事，说帕拉墨得斯是杰出的塔干也很合适，因为他很高傲，爱吹毛求疵爱说长道短。这就减轻了夫人这句话的罪过，因为即使她愿意降低身份，玩一些庸俗的文字游戏，她仍不失幽默，她对人的描绘相当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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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干”是法文taquin（爱戏弄人者）的音译。
②“杰出的塔干”是“杰出的塔尔干”的同音异义谐话。“杰出的塔尔干”（公元前534—509）是罗马最后一个国王，靠谋杀岳父登上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