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德·盖尔芒特夫人连续不断地向我展现出一张张迥然不同的面孔，而这一张张面孔，在她的整个打扮中占据的位置是相对的，多变的，时而大，时而小，因此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爱并不是倾注在这千变万化的肉体和纺织品的某个部分上。她可以一天换一张脸，一天换一身服饰，看到她我照样会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因为透过这不断变化的脸孔和服饰，透过这新的衣领和陌生的脸颊，我依然感觉得到是德·盖尔芒特夫人。我钟情的是这个指挥着这一切的看不见的女人。就是她，她对我有敌意，我就会黯然神伤；她靠近我，我就会心慌意乱，惶惑不安；我渴望能把她征服，把她的朋友从她的身边统统赶走。她可以插一根醒目的蓝羽毛，也可以炫耀她赭红色的肌肤，她这些行动对我不会丧失意义。
我自己倒没有觉出德·盖尔芒特夫人讨厌每天在路上遇到我，不过，我从弗朗索瓦丝的脸上看出了几分。每天早晨，当弗朗索瓦丝侍候我出门时候，她的脸上充溢了冷漠、责备和怜悯。我刚开口问她要我的衣服，就感觉到从她那张肌肉收缩、神态尴尬的脸上升起了一股逆风。我根本没有想赢得弗朗索瓦丝的信任，我觉得这是白费力气。她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对我始终是个谜——能迅速知道我们——我和我的父母亲——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许这算不上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用某些特殊的情报手段来解释。有些野蛮部族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获得某些信息的，要比邮局把这些信息传送到欧洲殖民地早好几天，其实不是通过心灵感应，而是借助于烽火，从一个山岗传到另一个山岗，最后传到他们那里。因此，就我每天上午散步这个特殊情况而言，可能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仆人听到他们的女主人对每天在路上遇见我表露过厌烦情绪，而他们也可能把这些话讲给弗朗索瓦丝听。说实话，即使我父母不让弗朗索瓦丝而让另一个人来侍候我，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朗索瓦丝比别的仆人要少一些仆人气。她的感觉，她的善良和慈爱，她的严厉和高傲，她的狡狯和局限性，她的白皙的肌肤和红兮兮的双手，都说明她是个乡下姑娘，她的父母亲“日子过得挺不错”，但后来破产了，不得不送她出来当仆人。她在我们家好比是乡村的空气和一家庄园的社会生活，五十年前，它们被一种颠倒的旅行——不是旅行者走向旅游胜地，而是旅游胜地走向旅游者——带到了我们家中。正如基地区博物馆中的玻璃橱柜装饰着农妇们制作并用金银线镶边的稀奇古怪的物品一样，我们巴黎那套单元房间也装饰着弗朗索瓦丝从传统和地方的观念汲取的臣服于源远流长规则的话语。她善于绘声绘色地描述——就好象用彩色丝绒刺绣一样——她儿时的樱桃树和小鸟，她母亲的灵床。这一切她都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但是尽管如此，当她踏进巴黎，到我家当仆人后，没过多久就和各层楼上的仆人在意见上和法学观念上一致起来了（更何况任何人处在她的地位也会有同样的变化），她因不得不对我们表示尊敬而耿耿于怀，把五楼的厨娘骂她主人的粗话学给我们听，那副扬眉吐气的神情使我们生平第一次感到和五楼那个令人讨厌的女房客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我们不禁心想，也许我们真的是主人呢。弗朗索瓦丝性格的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极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必定孕育着某些瑕疵，就象法国国王的生活，他在凡尔赛宫，周围是他的侍臣，他的生活和古埃及的法老和中世纪的威尼斯总督的生活一样奇特，不仅是国王的生活，还得加上侍臣的生活。仆人的生活自然就更加奇特了，只是习惯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觉察不到。但是，即使我把弗朗索瓦丝辞退了，我仍然需要有一个仆人呆在我身边，这人有同样的甚至更加特别的缺点。因为我后来又用过好几个仆人，仆人的一般缺点他们应有尽有，但到我家后仍然很快发生了变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不被我性格的锋利尖角刺伤，他们都在自己性格相应的部位上装进一个相应的凹角。相反，他们却利用我的空子插进他们的尖角。而这些空子正因为是空子，我甚至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也不知道我的仆人钻空子伸过来的尖角。但是我的仆人得寸进尺，越变越坏，使我终于知道了存在于我性格中的空子。正是通过他们不断养成的缺点，我才看到了我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可以说他们的性格是我的性格的反证。从前，我和我母亲经常讥笑萨士拉夫人，因为她总是用“那一种人，那一类人”称呼仆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想更换弗朗索瓦丝，恰恰是因为换上来的仆人不可避免地还是属于仆人那一种人，还会是我的仆人那一类的人。
言归正传。我一生中每受到一次凌辱，事先都能在弗朗索瓦丝的脸上找到同情和安慰。看到她怜悯我，我就会恼火，就会打肿脸充胖子，说我没有失败，而是取得了成功。但是，当我看到她脸上流露出有节制的但又是明显的怀疑神情时，看到她对她的预感充满了信心时，我的谎言又不攻自破了。因为她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却不吭声，只是动一动嘴唇，仿佛嘴里塞满了肉，在慢慢地咀嚼。她真不会讲出去吗？至少有很长的时间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认为只是通过说话才能告诉别人真情，连别人同我说的话我也会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储存在我敏感的大脑中，因此，我决不相信曾对我说过爱我的人会不爱我，就象弗朗索瓦丝一样，当她在“报上”读到有个神父或有个先生将违背邮局规定，免费给我们寄来能祛百病的灵丹妙药或把我们的收入提高百倍的妙方时，她会深信不疑。（相反，如果我们的医生给她最普通的药膏治她的鼻炎，尽管她平时什么样的的痛苦都能忍受，却会因为不得不给她的鼻子上药而发出痛苦的呻吟，确信这药“会使她的鼻子掉一层皮”，让她没脸见人。）弗朗索瓦丝第一个给我作出了样子（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而且付出了更痛苦的代价，读者会在本书的最后几卷中看到，是我的一个心爱的人给了我教训），真情不说也会泄露出去，人们可以从无数的外表迹象，甚至从个性世界某些看不见的、与自然界的大气变化相类似的现象中搜集到。这样也许更可靠，用不着等别人说出来，甚至对别人说的话根本不必重视。按说我是可以觉察到这个问题的，因为那时我自己说话也常常言不由衷，可我的身体和行为却不由自主地泄露了隐情，弗朗索瓦丝一看便明白了真相；我是可以觉察到的，不过，我必须认识到自己有时也很狡猾，也会撒谎。然而，我和大家一样，说谎和狡猾直接地、偶然地受着一种个人利益的支配，是为了捍卫这一利益。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我的思想任凭我的性格暗地里完成这些紧迫而微不足道的工作，听之任之，不加干涉。
有时候，到了晚上，弗朗索瓦丝会对我很亲热，求我允许她在我房内坐一坐。每当这个时候，我似乎发现她的脸变得透明了，我看到了她的善良和真诚。可是不久，絮比安——我后来才知道他会多嘴——向我透露说，弗朗索瓦丝背地里说我坏透了，变着法子折磨她，说要吊死我，还怕会玷污她的绳子。絮比安的这番话仿佛在我面前用一种前所未见的色彩印了一张表现我和弗朗索瓦丝关系的照片。这张照片和我平时百看不厌的展现弗朗索瓦丝对我衷心爱戴，不失一切时机为我唱颂歌的照片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使我恍然大悟，不只是物质世界会呈现出同我们所见的世界截然不同的面貌，任何真实都可能会不同于我们直接的感觉，不同于我们借助一些隐蔽而又活跃的思想编造的真实；正如树木、太阳和天空，倘若长着和我们两样的眼睛的人去观察它们，或者某些不用眼睛而是用别的器官进行感觉的人去感觉它们（这时，树木、太阳和天空就成了非视觉的对等物），就会和我们所看见的完全不同。就这样，絮比安向我打开了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意想不到的泄露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这还仅仅涉及到弗朗索瓦丝，她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呢？假如有一天爱情中也出现这种事情，那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这是未来的秘密。现在还只涉及到弗朗索瓦丝一人。她对絮比安讲的这番话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会不会是为了离间我和絮比安呢？可能是怕我同絮比安的女儿亲近而把她疏远了吧？我费尽脑汁，左猜右想，但我心里明白，弗朗索瓦丝究竟是爱我还是讨厌我，不管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我都是无法弄清楚的。总而言之，是弗朗索瓦丝第一个使我懂得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他的优缺点，他的计划以及他对我们的意图，并不象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固定不变的（就象从栅栏外看里面的花园和它的全部花坛一样），而是一个我们永远不能深入了解，也不能直接认识的朦胧的影子，我们对于这个影子的许多看法都是根据它的言行得出来的，而它的言行提供的情况往往很不充分，而且互相矛盾。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在这片阴影上交替地闪烁着恨的怒火和爱的光辉。
我真心实意地爱着德·盖尔芒特夫人。我要祈求上帝赐予我最大的幸福，让她遭受各种灾祸，让她破产，让她名誉扫地，让她失去横在她和我之间的一切特权，让她没有住处，也没有人愿意理睬她，这样，她就会来求我，会到我这里来避难。我在想象中仿佛看见她来找我了。晚上，当周围的气氛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我自己的身体有明显好转时，我的思想会变得非常活跃，那些早已被我遗忘了的感想会似滚滚的波涛涌入我的脑海，然而，我没有利用我那刚刚恢复的体力来理清平时难得出现在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没有开始写作，而是喜欢大喊大叫，把我内心的想法以一种激烈的、外露的方式抒发出来；这不过是空洞的演说，毫无意义的手势，一部地地道道的惊险小说，枯燥乏味，信口开河，小说中的主人公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贫如洗，来乞求我的施舍，而我却时来运转，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富翁。就这样，我几小时几小时地遐想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声说着我在接待公爵夫人时应该说的话。尽管如此，我的处境依然如故。唉！事实上，我正是选择这个可能集中了各种优势，因而也就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的女人奉献我的爱情的。因为她家资巨万，可同世界上最大的富翁相提并论，但又比他们高贵；还算她本人非凡的魅力，这使她成为众人的女王，烜赫一时，遐迩闻名。
我也感觉到了，每天上午我去迎她时她并不高兴。可是，即使我鼓足勇气，两、三天内不到她散步的路上去等她（这对我无疑是莫大的牺牲），德·盖尔芒特夫人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会把我这个克制的行动归因于我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只要还有可能，我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因为我需要和她相遇，成为她瞬间注意的对象和打招呼的人。这种需要反复出现，使我不能控制自己，也就顾不得会惹她不高兴了。我应该离开一段时间，但没有这个勇气。有时候我似乎拿定了主意，我让弗朗索瓦丝给我收拾行李，可是她刚收拾好我叫她把衣服放回原处了①她不喜欢这样，说我总是“摇摆不定”（她用了圣西门的语言。每当她不想和现代人竞争时，总会用前人的语言）。不过，她更不喜欢我用主人的腔调说话。她知道这对我不适合，我天生不是这样的种。她用“装腔作势不适合我”这句话来表达她的这个想法。我要走也一定要到一个能使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接近的地方去，否则，我是万万没有勇气离开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假如我远离德·盖尔芒特夫人，到她认识的一个人那里去，她知道这个人择友非常挑剔，可他对我却非常赏识，他可以在她面前谈起我，这样，即使不能从她那里得到，至少也可以让她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可以同这个人商量能不能请他替我传递消息，只要有商量的可能性，哪怕他不同意，我也就可以给我那孤独而无声的梦想披上一层新的、有声的、积极的形式，在我看来，这就前进了一步，可以说是一大成就；假如能有这种可能性，我不就离她更近一些了吗？这总比每天上午孤孤单单、忍辱丢脸地在那条街上来回逛荡要强吧。再逛也逛不出个结果来，我想向她倾诉的心曲一个也传不到她的耳朵里。她作为“盖尔芒特夫人”有着怎样神秘的生活，常使我魂牵梦萦，想入非非；如果利用一个有资格进出公爵夫人的府邸，出席她的晚宴，可以同她进行长时间谈话的人作为媒介，间接地介入她的生活，这同我每天上午到街上去看她相比，固然距离远了一些，但岂不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接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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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如一部模仿作品，为了不落俗套，会别出新裁地搞一些名堂，结果却毁了最自然、最自信的形式，弗朗索瓦丝也从她的女儿那里借来了一个词语，说我是个痴子。——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