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他是为了不去拜访他在上流社会中的朋友们而为自己辩解的话，他在奥黛特面前竭力为自己编造种种理由却是千方百计为了要去看她。而且他还得为此而掏腰包（到了月底时常还得想一想，是否太打扰她，去看她的次数是否太多了，给她四千法郎是否太少），每次还得找个借口，带点礼物送去，想出点她要听的消息，或者去找德·夏吕斯先生（有回在上她家去时在半路上碰到，硬要斯万陪着他去）。要是没有任何借口的话，他就请德·夏吕斯先生上她家去，让他跟她在漫谈中，说是突然想起有话要跟斯万说，请她打发人去把他马上请来她家；大多数时候是斯万在家里白等，德·夏吕斯先生晚上来跟他说，他这一计没有成功。结果呢，她现在时常离开巴黎，即使在巴黎时也很少跟他见面，而当年爱他的时候，却老说：“我总是有工夫的”，或者说：“别人的闲言碎语我才不管呢”，现在可好，每当他想跟她见面的时候，她要么提什么人言可畏，要么推说有事。当他说到要同她去看什么义演，参加美术预展，观看剧本的首场演出时，她就说他想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说他把她当作姑娘家看待。事情发展到了这等地步，为了免于哪儿也找不着她，斯万有天就上贝尔夏斯街我外叔祖父阿道夫住的那套套房去找他，请他对奥黛特施加影响；他知道她是认识并且很喜欢我外叔祖父的，他从前也是她的朋友。当她在斯万面前谈起我外叔祖父时，她总是象吟诗一样说话：“啊！他哪，他可不跟你一样，他对我的友情是多么纯洁、伟大、高尚！他可不会这么小看我，想跟我在随便什么公共场所一起露面。”斯万感到有点为难，不知道在我外叔祖父跟前谈奥黛特时该把调子定得多高，他先说她人品是如何优秀，她的人情味是如何超出常人，她的品德是如何非言语所能形容，又如何非任何概念所能概括。“我想跟您谈一谈。奥黛特是怎样一个可爱的人，怎样一个高出于所有女人的人，怎样一个天使，您是知道的。您也知道巴黎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您跟我所认识的那个奥黛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的。所以么，有些人就觉得我在扮演一个可笑的角色；她都不答应我在外边，在剧场碰见她。她对您是那么信任，请您在她面前为我说几句话，告诉她别以为我在街上给她打个招呼就会给她带来什么灾难。”
我外叔祖父劝斯万过些日子再去看奥黛特，她只会因此而更加爱他，又劝奥黛特，斯万爱在哪儿跟她见面，就让他在哪儿跟她见面。几天以后，奥黛特对斯万说，她大失所望，原来我外叔祖父跟所有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不久前想对她强行非礼。斯万一听就要去找我外叔祖父算帐，奥黛特把他劝阻了，可是当他碰见我外叔祖父时还是拒绝跟他握手。斯万原希望，假如他能再次看到我外叔祖父，跟他私下谈谈，弄清他跟她当年在尼斯时的生活有关的一些流言蜚语，因此就更加后悔跟我外叔祖父阿道夫闹了不和。我外叔祖父当年是常在尼斯过冬的。斯万心想：他也许正是在那里认识奥黛特的。有人在他面前漏了点话锋，是关于某个人的，这个人可能曾经是奥黛特的情人，这就使得斯万大为震惊。有些事情，在他知道以前，听起来可能觉得再可怕也不过，再难以置信也不过，一旦知道了，就永远跟他的愁思结上不解之缘，他承认它们，而且不再能相信它们没有存在过。只不过每一件事情都把他对他情妇的看法作出一点修正，从此难以改变。有一阵子，他都认为，以前他没有料到奥黛特会那么轻佻，现在她的轻佻却几乎尽人皆知，而当她在巴登和尼斯度过的几个月当中，她的风流是出了名的。他想跟几个绔袴子弟接近接近，向他们打听打听；可他们知道他认识奥黛特；而且他自己也担心这会使他们重新念叨她，又来缠她。直到那时之前，一切与巴登或者尼斯这两个五方杂处的城市生活有关的事情在他心目中比什么都无聊乏味，可忽然听说奥黛特从前曾经在这两个游乐城市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之后，他却怎么也闹不清那仅仅是为了满足她对金钱的需要呢（现在有了他，这个问题就不再存在了），还是只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这可还会出现的）。现在他带着无能为力、莫名其妙的强烈的不安心情，俯身下视吞没了“七年任期”①最初几年的那个无底洞，在那些年代中，人们在尼斯的英国人大道上过冬，在巴登的椴树荫下度夏，而他却觉得这些年月是个虽然痛苦然而辉煌的深渊——诗人是会这样说的：他会把当年蔚蓝海岸报纸上的琐闻回顾一番，只要它们能帮助他对奥黛特的微笑或者眼神——依然还是如此善良朴实——有所了解，他会比他作为美学家，为了深入理解波堤切利的《春》、《美丽的伐娜》、《维纳斯的诞生》而研究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资料时还要热心。他时常一言不发地瞧着她，陷入沉思之中；这时她就对他说：“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久前，他还把她看成是个很好的人，跟他认识的最好的女人一样的一个女人，现在却想她是一个由情人供养的女人；与此相反，有时他先看到的是跟那些专门吃喝玩乐的绔袴子弟，跟那些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们厮混在一起的奥黛特·德·克雷西，然后他又看到了这张表情如此温和的脸，想到了如此善良的性格。他心想：“就算尼斯所有的人都认得奥黛特·德·克雷西吧，又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流言蜚语都是别人编出来的；”他心想那种传说就算是确有其事吧，也是外在于奥黛特的东西，并不象怙恶不悛的本性那样是内在的东西；终于被勾引干了坏事的那个人，那是一个长着一对漂亮的眼睛，有着一颗对别人的痛苦充满怜悯之情的心，还有一个他曾搂在怀里，任意摆弄的顺从的身子的女人；假如他能使自己成为她须臾不可缺的人的话，有朝一日他就可以把她整个身心完全占有。她现在就在那里，时有倦容，脸上这会儿倒显不出她在全神贯注于折磨着斯万，又叫人捉摸不透的那些事情；她用双手把头发往后一掠，额头和脸面都显得更宽了一些；就在这时候，一个平淡无奇的念头，一个善良的情感突然象一道金光一样从她眼里迸发出来，任何人在休息或沉思一阵以后都会这样的。象笼罩着云霞的灰色田野在日落时分突然开朗一样，她的脸也顿时露出喜色。奥黛特这时的内心生活，她憧憬的那个未来，斯万是但愿能够与她共享的；看来这没有受到任何倒霉的骚动的影响。这样的时刻是越来越难得出现了，可每次出现都不无裨益。斯万通过他的记忆，把这些断片连缀起来，删去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铸就一个善良的、宁静的奥黛特的金像；为了这个奥黛特，他后来作出了牺牲，这是另一个奥黛特所没有得到的（我们在这部作品的第二卷里将要谈到）。这样的时刻可真是难得了，连见她面的机会都不多了！就是他们晚间的约会，她也总要到最后一分钟才说出她能不能答应，因为她认为他反正总是有空而她得拿准了除他以外没有别人提出要来才行。她总推说她得等待一个对她至关重要的回音，而即使当她派人叫斯万来了，晚间的聚会也已开始，只要有朋友请奥黛特陪他们上剧场或者去吃夜宵，她也总是不胜雀跃，匆匆忙忙地着装。她把衣服一件一件地穿上，每一个动作都加快斯万离开她，并使她一溜烟地跑开的那个时刻到来；等到衣服穿好，她最后一次把聚精会神、熠熠生辉的目光投向镜子，在嘴唇上抹点口红，在前额上做个发髻，然后叫人把那件缀了金流苏的天蓝色晚大氅拿来。斯万满面愁容，她都无法抑制她的不耐烦的心情，说道：“我一直陪你陪到最后一分钟，敢情你就是这样来谢我！我想我对你够好的了。下次我可再也不那么傻了！”有时他冒着惹她生气的危险，决心要弄明白她上哪儿去，他甚至幻想跟福什维尔结盟，心想也许他能为他提供情况。再说，当他知道她是跟哪些人在一起度过晚间时，那就不大可能会在他所有的朋友当中找不到知道（哪怕是间接地知道）她是跟哪个男人出去，同时探得某些情况的人。当他给某个朋友写信，请他设法弄清某一点时，他就如释重负，不必再向自己一提再提那些得不到答案的问题，而把四出打听之劳卸却给别人。其实当斯万多了解一点情况的时候，他也并不就舒坦些。知道一件事情并不等于阻止一件事情发生，不过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们总可以把它们掌握住，虽不是掌握在手中，至少是掌握在脑子里，在那里，我们就可以任意予以支配，这种情况给了我们一个幻觉，仿佛对它们能有所为。每当德·夏吕斯先生跟奥黛特在一起的时候，斯万就高兴。他知道，在德·夏吕斯先生和她之间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而德·夏吕斯先生之所以跟她一起出去，那是出于他对斯万的友情，他也会把奥黛特干了些什么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有时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斯万，说她某一晚没有可能跟他会面，看她那样子是非出去不可的，斯万就想尽办法让德·夏吕斯先生腾出时间来陪她。到了第二天，他不好意思向德·夏吕斯先生提很多问题，只是假装没有太听明白他的回答，硬要他再说一遍，在每句答话后他感到越来越宽慰，因为他知道奥黛特一晚参加的都是无伤大雅的游乐。
“小梅梅，我可不太明白……你们不是一出她家就奔格雷凡蜡人馆的。你们先上别的地方去了。没有？哪！那就怪了！小梅梅，您真把我逗死了。她接着又上‘黑猫’，真是个怪念头，这主意是她出的吗？不？是您。那就怪了。这倒果然不是个坏主意，她在那里准有许多熟人？不？她跟谁也没有讲话？这就神了。你们俩就这么着呆在那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景象我倒能想象得出来。您真好，我的小梅梅，我真喜欢您。”斯万感到松了一口气。他有时心不在焉地跟一些不知道他跟她那档子事的朋友聊天，偶尔听到象“我昨天看见德·克雷西夫人来着，跟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这样的句子；这样的句子马上就在斯万的心里化为固态，硬化成为水垢，划破他的心，从此不再离开，而象“她谁也不认识，跟谁也没有讲话”这样的语句在他心里又是流动得何等顺利，何等润滑，何等通畅，又是何等易于吸收！不过再过一会儿，他又心想，奥黛特大概觉得他挺乏味，不然怎样宁愿去找那样的乐趣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呢？那些乐趣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固然使他安了心，却也使他痛苦，仿佛是被人出卖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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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麦克——马洪担任总统的七年期间（1873—1879）。
即使他无法知道她上哪儿去了，这也足以使他心中的焦虑平静下来；对这种焦虑，奥黛特的在场，在她身边的温馨之感是唯一的特效药（这种特效药久而久之加重了病痛，然而至少暂时可以镇一镇痛）；只要奥黛特同意他呆在她家里等她回来，也就够了；在这宁静的等待的时刻里，另外一些由于某种魅力、某种魔法而在他心目中显得与众不同的时刻会来与之交融在一起。可是她却不同意，他只好回自己家去，在路上强制自己考虑种种方案，不去想奥黛特，甚至在宽衣的时候也在咀嚼着欢快的想法；他满怀明天能看到什么杰作的希望上了床熄了灯；可是一等他为了准备睡觉而中止对自己感情的控制（这种自我控制早已习惯成自然，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了），他就感到身上一阵寒战，不由得哽咽起来。他也不想问个为什么，擦擦眼睛，含笑对自己说：“敢情好，我都得了神经病了！”然后他还是不禁怀着极度的厌倦想到明天还得重新开始设法打听奥黛特到底干了些什么，设法运用一切影响，力求跟她见面。这种无休无止、毫无变化、毫无结果的活动，对他来说是一种如此严酷的必需，以至有一天，当他看到腹部长了一个肿块的时候，他都为这也许是个致命的肿瘤而高兴万分，心想从此就可以不必再做任何事情，听凭这疾病的支配，成为它手中玩弄的对象一直到那为时已经不远的末日。在这个时期，他虽然没有明确承认，却时常但愿死期早临，而这与其是为了摆脱这深刻的痛苦，倒不如说是为了摆脱他所作的努力的单调乏味。
然而他还是希望能活到他不再爱她的时候，那时她就没有任何理由向他撒谎，他也就终于可以知道那天他在下午去看她的时候，她是否正和福什维尔睡觉。时常在一连几天当中，对她爱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怀疑使他不再向自己提出那跟福什维尔有关的这个问题，把这问题几乎看得是无关紧要，这就象是老毛病呈现出新的形式，仿佛使得我们暂时摆脱了旧的病状。甚至也有些日子，他不为任何怀疑所苦，自以为已经痊愈，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又在同一部位感到同样的痛苦，而这种感觉在头天白天仿佛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印象的急流中冲淡了。其实这个痛苦的位置并没有转移，正是这个剧烈的痛苦把斯万弄醒了。
每天萦绕在他脑际的这些如此重大的事情（他见多识广，知道那些事情无非是寻欢作乐罢了），奥黛特却从不提供任何情况，他也不能经久不息地老在想象，想着想看脑子也就空转了；这时他用手指揉揉疲乏的眼睑，就好象是擦擦夹鼻眼镜的镜片一样，然后彻底停止思想。在这一片茫茫之上却不时浮现出一些事情，隐隐约约地通过奥黛特而与她的一些远亲或者昔日的朋友有关，这些人她时常提起，说是由于接待他们而不能见他的；在斯万心目中，这些人似乎构成奥黛特的生活的固定的、不可或缺的框架。由于她不时对他说起“我跟我的女友上跑马场的日子”时的特殊声调，所以当他有病，他想到“奥黛特也许会到我家来”时，忽然想起那天正好就是那个日子，他就心想：“啊！不行，这就不必请她来了，我怎么早没有想到，今天是她跟女友上跑马场的日子。还是等待时机提点能办得到的事情吧；提出一些不能被接受，肯定要遭回绝的事情，会有什么好处？”落到奥黛特头上而斯万不得不依从的那个上跑马场去的义务，在他看来不仅是不可抗拒，而且它的必要性仿佛使得所有跟它直接间接有关的事情都成为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了。如果有人在街上跟奥黛特打了招呼，引起他的妒意；如果她回答这个人的问题时把这位陌生人跟她对他常谈的两三样重要义务连系起来，譬如她说：“这位先生那天跟陪我上跑马场的那个朋友坐在同一个包厢”时，这个解释就消除了斯万的怀疑，认为奥黛特那位女友除了奥黛特以外还邀了别的客人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却从来也没想这些客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且即使想了也是想不出来的。啊！他是多么想认识把奥黛特带到跑马场去的那位女友，多么希望她也能把他带去！他是多么愿意把他所有的亲友来换一个能常见着奥黛特的人，哪怕她是一个修指甲的也好，是个店员也好！他愿为她们花费比为王后们还要多的钱。她们身上也体现了奥黛特的一部分生活，难道这不正是对他的痛苦的镇痛剂吗？要是能在那些由于兴趣一致或者由于同样纯朴的天性而跟奥黛特保持友好往来的小人物家中愉快地度日，那该多好！他是多么希望能从此搬到奥黛特从不带他去的那所虽然肮脏然而值得羡慕的房子的六楼长住，他情愿在那里假装是那个歇手不干的小女裁缝的情人，从此每天都能接待奥黛特来访！在这些平民区里，生活虽然简朴贫困，然而甘美、宁静而幸福，他真愿意永远住下去！
还有时候，她在碰到斯万以后又有一个他所不认识的男人向她走来，这时他可以在奥黛特的脸上看到那天他去看她而福什维尔也在场时她脸上那种愁容。不过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因为在不管有什么事情要做也不管旁人的闲言碎语而跟他会面的日子里，奥黛特主导的情绪是自信和泰然自若：想当年她刚认识他的时候，无论是在他身边还是不在他身边而给他写信的时候，她总是那么怯生生的（“我的朋友，我的手抖得这么厉害，连字都写不了了”——她至少是这样说的，而且这种感情总有一点是真的，才有夸大的基础）。那时候她是喜欢斯万的。我们颤抖，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所爱的人。当我们的幸福不再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就能泰然处之，就能从容自如，就能无所畏惧。当她现在跟他说话，给他写信的时候，他就不再用那些制造他是属于她的那种幻想的字眼，不再在谈到他的时候拼命找机会用“我的”等字样，例如什么“您是我的一切，这是我们的友谊的香水，我把它留下”诸如此类的话；她也不再跟他谈起什么前途，谈起什么死亡，说得好象他们不但同命运，还将要同生死似的。想当年，他无论说什么，她总是赞赏地答道：“您，您这个人就是跟常人不一样嘛”；她瞧着他那稍微有点秃顶的长脑袋（那些知道斯万的成就的人们心想：“要说漂亮，他算不上漂亮，可是要说帅，你瞧他那头发，那单片眼镜，那微笑！”），急于要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而不是力求当上他的情妇，她说：“我要是能知道这脑袋瓜里想的是什么，那该多好！”现在啊，不管斯万说什么，她答话时总有时带点气恼，有时则显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啊，你这个人总是跟别人不一样！”现在她瞧着他那操心操得稍现苍老的脸（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读了说明书才发现一部交响音乐作品的主旨，知道孩子的父母是何许人才发现他哪些地方象他父母，凭着这么一点本领，说“要说丑，他并不算丑，可他就是那么可笑，你瞧他那单片眼镜，那头发，那微笑！”凭着他们的想象，仅仅隔了几个月时间，就画出了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情人的面貌，一边是王八的嘴脸），说：“这脑袋瓜里想的是什么，我要是能以改变，叫它合情合理，那该多好！”
斯万依然还是相信他所希望的事情是会实现的，奥黛特对他的举止虽然也引起他的怀疑，但他还是热切地对她说：
“如果你这么想，你就能办得到。”
他试图向她解释，除她以外的别的女人都求之不得地献身于安慰他，控制他，督促他这个崇高的使命，而应该指出，在她们手里，这个崇高的使命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对他的自由的既不慎重又难以忍受的冒犯。他心想：“要是她不多少有点爱我的话，她是不会存改造我的愿望的。要改造我，她就必须跟我有更多的往来。”就这样，他就把她对他的责备看成是对他感兴趣，也许还是爱他的表现；的确，她现在对他的责备越来越少了，以至他都只好把她不让他干这干那看成是这样的表现。有一天，她对他说她不喜欢他的马车夫，说他挑拨斯万找她的岔，至少他在执行斯万的命令时不够严格，不够恭敬。她感觉到他希望从她嘴里听到“下回别让他送你上我家了”这样的话，正如他希望受她一吻一样。那天她情绪好，所以终于对他说了；他很感动。到了晚上，当他同德·夏吕斯聊天的时候（在他面前谈她可以毫无顾忌，而他即使是跟不认识她的人所谈的话，也都或多或少地与她有关），他对他说：
“我想她还是爱我的；她对我那么好，对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漠不关心的。”
如果当他跟一个要在半道下车的朋友一起登上他的马车时，那位朋友说：“怎么回事？怎么不是洛雷丹诺驾车？”斯万在回答的时候又是高兴，又有点惨然：
“嗨！乖乖！跟你说吧，当我上拉彼鲁兹街的时候，我是不让洛雷丹诺驾车的。奥黛特不喜欢我带洛雷丹诺去，她觉得他跟我不般配。唉！女人嘛，你有什么办法？我知道她会很不高兴的。好吧！我就只好带雷米了，要不然可就好看了！”
奥黛特现在对斯万这种漠不关心、冷冷冰冰，甚至急躁易怒的态度，斯万自然感到痛苦；然而他并不知道他痛苦到什么程度，因为奥黛特对他冷淡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他只是在把她今天是怎样跟她开始又是怎样加以对比时才能测出这变化是何等之深。而这变化就是他那日日夜夜在折磨着他的深刻而隐密的创伤；当他一感到他的思想就要触及这个创伤时，他就赶紧把它扭转方向，免得过分痛苦。他只能泛泛地说“从前有个时期奥黛特是比现在更爱我的”，可是他从来想不出那个时候的一个具体图景。在他的工作室里有一个五斗柜，他尽量不去看它，出出进进宁可拐一个弯，因为在一只抽屉里藏着他第一次送她回家时她送给他的那支菊花，还有写着“您为什么不连您的心也丢在这里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会让您收回去的”，以及“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几点钟，只要您需要我，随时给我打个招呼，我就奉陪”这些字样的信，同样，在他心里也有一个地方是他不让他的思想接近的，在必要时就来一大段拐弯抹角的道理来避免他的思想经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对往日幸福日子的回忆。
可是有天晚上，当他到上流社会中去的时候，他这个煞费苦心的谨慎却破产了。
那是在圣德费尔特侯爵夫人家中，是那一年她请人去听将在她举办的义演上出场的音乐家演奏的一系列音乐会的最后一次。斯万本想以前各次全都去参加的，却一直下不了决心，直到穿衣准备去参加最后那次时，正好夏吕斯男爵来访，男爵说如果他陪他前往能使他不至过分厌倦，过分闷闷不乐的话，就愿意陪他上侯爵夫人家去一遭。斯万却说：
“跟您在一起，我多么高兴，您是想象不出来的。然而最使我高兴的还是您能上奥黛特家去一趟。您知道，您对她是能产生崇高的影响的。我想她今晚在上那位歇业的女裁缝家去以前是不会外出的，而您要是能陪她去，她是会高兴的。无论如何，您在这以前会在她家找着她，想法让她高兴，好好说服她。您要是能为明天安排点她喜欢的活动，咱们三个人一起参加，那就太好了。同时也设法探一探口风，看今年夏天能干点什么，看她有什么想法，想不想咱们三个人一起乘船旅行一番什么的。至于今晚吗，我不指望能见到她；如果她要我去，或者您能找到什么借口，您就打发人上圣德费尔特侯爵夫人家给我送个信，如果过了十二点，那就送到我家。
谢谢您为我费心，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
男爵答应在把斯万送到圣德费尔特府门口以后就去看奥黛特。到了侯爵夫人的家，斯万心想有夏吕斯在拉贝鲁兹街陪着奥黛特，也就放心了，而对一切与奥黛特无关的东西，特别是对上流社会社交生活中的那些东西则索然乏味，还带着点儿忧伤，这倒使得这些东西具有了我们不再孜孜以求的事物，在它们本来面目下出现时的魅力。一下车，迎面就是女主人要在喜庆之日给客人看到的她们家生活概貌的第一场景，在这里，她们竭力保持服装与布景的原样，斯万看到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虎”①的后裔们，这些穿着制服的侍者，这些通常跟随主人外出散步的跟班，一个个穿靴戴帽，有的呆在公馆门前的大街上，有的呆在马厩跟前，就象排列在花圃门口的花匠一样，倒也挺有意思。他一向喜欢把活人跟博物馆里的肖像相比，现在这种比较更加经常，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了：现在他已经脱离上流社会生活，这上流社会生活在他心头就仿佛成了一系列的组画。当他过去混迹上流社会时，他穿着大氅走进门厅，脱去大氅穿着燕尾服出去，从来也不知道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在这里呆的两分钟时间里脑子里或者还想着刚离开的那个晚会，或者想的是马上就要进去参加的那个庆典，今天则是第一次注意到那一群东零西散，服装华丽而无所事事，专门坐在板凳或衣柜上打盹儿的侍从怎样被他这位姗姗来迟的客人惊醒，挺起他们高贵的猎兔狗般敏捷的身躯，站立起来，把他团团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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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政复辟时期，站在马车座位后面专司开闭车门的年轻侍从。
其中有一个长相特别凶狠，很象文艺复兴时期某些画有酷刑的场面当中的执刑人，他毫不容情地向斯万走来，接住他的衣物。他的眼神虽似钢铁般坚硬无情，棉纱手套却是那样柔和，当他走近斯万的时候，他仿佛是对斯万其人表现出蔑视而对他的礼帽则颇为尊敬。他小心翼翼地把礼帽接住，动作准确细致，优雅动人。他然后把礼帽递给他的一个下手，这是一个新手，腼腆胆怯，两眼滴溜溜的，射出愤怒的光焰，象刚被关进笼子的野兽那样惴惴不安。
几步之外，一个穿着号衣的彪形大汉站在那儿出神，象尊塑像那样无所事事，动也不动，仿佛是曼坦那①最嘈杂喧闹的画幅当中那个纯粹是点缀用的武士一样，正当别人冲向前去，在他身旁忙于厮杀的时候，他却倚在盾牌上若有所思；这个大汉超脱于在斯万身边忙忙碌碌的那群伙伴之外，仿佛他对这个场景不感兴趣，只是以他凶狠的蓝眼睛漫不经心地瞧着，似乎那是“无辜婴儿的屠杀”或者“圣雅各的殉难”②似的。他倒仿佛当真属于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家族，那个也许仅仅在圣芝诺教堂祭坛后部装饰屏上以及埃尔米塔尼教堂壁画上（斯万是在那里跟这个家族接触的，这个家族还在那里沉思）才存在的家族；这个由古代雕像与大师③的巴杜亚模特儿或者丢勒笔下的撒克逊人相结合的产物的家族。他那棕红色的头发天然是卷曲的，抹着润滑油而粘在一起，那发髻卷得雄浑有力，就象曼图亚那位画家④不断研究的希腊雕像上的发髻一样；希腊雕刻在创始时虽只处理人像，却也善于从人的简单的线条中提炼出丰富多采的形式，仿佛从整个生物界中都有所借取，就说是那一头头发吧，它那平缓的起伏，发髻尖尖的角，发辫上冠冕式装饰三层重迭排列就既象是一团海藻，一窝鸽子，又象是一片风信子花，也象是盘成一团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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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曼坦那（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巴杜亚派画家。
②《无辜婴儿的屠杀》指以残暴著称的犹太国王希律（前39——前4在位）对无辜婴儿的屠杀。雅各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被希律之孙希律亚基帕一世杀死于耶路撒冷。
③指曼坦那。
④指曼坦那。曼图亚为意大利北部城市，公爵府饰有曼坦那的壁画。
还有一些仆役，也都是身材魁梧，站在那宏伟壮观的台阶石级上，象大理石雕像那样一动也不动，纯粹起着装饰的作用，把这台阶点缀得简直跟公爵府的“巨人台阶”一般；斯万走上这台阶，心想奥黛特还从来没有涉足此间，不禁有些忧伤。啊！与此相反，要是他能登上那歇业的小女裁缝那昏暗的发出难闻的气味，一不小心就会摔倒的楼梯，他又该多么高兴！他要是能在奥黛特去她那小阁楼的日子同去消磨晚间的时刻，他都乐于付出比歌剧院包厢一星期还多的钱；即使是奥黛特不去的日子，他也可以跟经常和她见面的人们谈起她，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些人由于经常和她见面，他认为他们身上藏有关于他的情妇的生活当中的更真实、更难以取得、更神秘不可测的东西。在这歇业的女裁缝这个恶臭但值得羡慕的楼梯上，由于另外没有一条专供仆役或者送货者用的楼梯，所以每到晚上，家家门口的擦鞋垫上都摆着一只脏的空奶罐，在斯万此刻登上的这个华丽而可恶的台阶上，在左右两侧不同的高度上，在门房的窗户或者套房的入口，在墙上形成的每一个凹处则都站着一个门房，或者是管家，或者是帐房，分别代表着他们经管的府内业务，同时也是向来客表示敬意（他们也都是些体面的人物，每星期都有一部分时间在他们自己的产业上过着多少独立的生活，象小业主那样在家吃饭，有朝一日也许会到一个知名的医生或者实业家那里去服务），他们兢兢业业地谨守人们在让他们穿上这辉煌的号衣以前给他们的种种教导，这号衣他们也是难得穿上身，穿着也并不太舒服；他们站立在各自的门洞的拱廊底下，穿得鲜艳夺目，却多少带点市民的憨厚劲儿，仿佛是神龛里的圣像似的；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瑞士卫兵，打扮得跟教堂侍卫一样，在每一位来客走过他跟前时用手杖在地面上敲打一下。斯万在一个脸色苍白，象戈雅①画中的圣器室管理人或者剧中公证文书誊写人那样，脑后用缎带扎着一条小辫的仆役陪伴下走到台阶顶上，到了一张办公桌跟前，那里有几个当差的象公证人那样，端坐在登记簿前，见斯万来到就站起身来，把他的名字登下。他这就穿过一个小前厅。有些人把某些房间专门为摆某一件艺术品而布置起来，就用这件艺术品来命名，故意弄得空空荡荡，不摆任何别的东西，而这个小前厅就是这样一间屋子，在进口处就象本韦努多·切利尼②雕塑的一尊无比珍贵的武装卫士塑像一样，站着一个年轻的仆役，上身微向前倾，在红色的衬领中伸出一张更加红润的脸蛋，仿佛赫然烧着一团炽热、腼腆和热忱的火焰；他以强烈、警觉、发狂的目光穿透那挂在演奏音乐的客厅门口的奥比松挂毯，仿佛是以军人的沉着或不可思议的诚心——这是警觉的象征、期待的化身、暴乱的纪念——象哨兵那样从炮楼顶上监视着敌人出现或者象天使那样在大教堂顶上等待着最后审判时刻的来临。现在斯万只消迈进举行音乐会的大厅了，有个身背钥匙串链子的掌门官弯腰为他把门打开，仿佛是将城门的钥匙呈献给他似的。但斯万这时想的却是他可能去的那所房子（假如奥黛特许可的话），而擦鞋垫上空奶罐这个形象使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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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戈雅（1746——1928），西班牙画家，对欧洲十九世纪绘画有深刻影响。
②本韦努多·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
迈过了那条挂毯，仆人的场面让位于客人的场面，斯万很快就发觉男宾都很丑陋。男性面貌之丑，他是知之已久了，可是自从他发现男人的相貌的基础在于五官线条的独立自主性（仅受美学关系的调节）以后，男性面貌之丑对他来说又成了新鲜事物了——在这以前男人的相貌对他来说本是用来辨认某一个人的符号，而这个人或则代表一系列值得追求的欢乐，或则代表应予驱避的烦恼，或则代表应该还报的礼数。斯万在他身边的人们身上，现在再也找不出一样东西不具有一定的个性了，就算是许多人都戴的单片眼镜吧，在他心目中过去至多只是表明他们戴单片眼镜罢了，现在也已经不再是人所共有的习惯而都各有特征了。也许是因为他现在只把正在入口处聊天的弗罗贝维尔将军和布雷奥代侯爵看成是一幅画当中的两个人物，而他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来说却是把他介绍进赛马俱乐部，在几次决斗中帮过他忙的有用的朋友，所以将军那单片眼镜，那象一片弹片那样嵌在他那庸俗、带着伤疤、洋洋得意的脸上，那象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的那只独眼那样在前额中央独树一帜的单片眼镜，现在在他眼里却成了一个吓人的伤疤，受这样的伤固然是光荣，在别人面前显示出来却不大体面；至于德·布雷奥代先生，为了参加社交活动，增加节日气氛，除了戴上珍珠色手套、高级黑礼帽，白领带以外，也戴上一副单片眼镜来替代平常的夹鼻眼镜（斯万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象显微镜下的一张切片那样紧贴在镜片背面的是他那其小无比的眼睛，眼里射出亲切的目光，不时流露出微笑，对天花板之高，晚会的欢乐气氛，节日的安排和清凉饮料的质量表示满意。
“啊！原来是您哪！真是半辈子没有见着了。”对斯万说这话的是将军，他看到斯万愁眉苦脸，以为他也许是生了一场重病才离开了社交界，便找补上一句：“您现在气色不错嘛！”这时候德·布雷奥代先生则问一个刚把单片眼镜（这是他唯一用作心理观察和无情分析的工具）戴上眼角的专写社交生活的小说家：“怎么？您老兄到这里有何贵干？”这位小说家煞有介事，故作玄虚地答道：
“我在观察哪！”他的小舌音发得很重。
福雷斯代尔侯爵的单片眼镜很小，镜片没有边框，象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是何质地的一块多余的软骨一样嵌在眼皮里，弄得眼睛不停地、痛苦地抽搐，给侯爵脸上平添了几分带有阴郁色彩的细腻感情，使得妇女们深信他一旦失恋了是会感到非常痛苦的。德·圣冈代先生那副单片眼镜则跟土星一样，周围有个很大的环，它是那张脸的重心所在，整个脸随时都围绕它而调正，那个微微翕动的红鼻子，还有那张好挖苦人的厚嘴唇的嘴巴总是竭力以它们做出的怪模样来配合那玻璃镜片射出的机智的光芒；这副单片眼镜也引起那些轻佻的赶时髦的女郎的遐想，梦想从他那里得到矫揉造作的献媚和温文尔雅的逸乐；而那位大鲤鱼脑袋和鼓包眼睛的德·巴朗西先生戴着他那副单片眼镜在人群中慢慢地走来走去，时不时地松开他那下巴骨，仿佛是为了确定行进的方向似的；他那副模样就象是脸上只带着他那玻璃大鱼缸任意的，也许是象征性的，用于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一片玻璃——斯万十分欣赏乔托在帕多瓦一个教堂画的《罪恶》和《德行》这些画，他这就想起了“不义”身边那支绿叶葱葱的枝条，它象征着隐藏着他的巢穴的那些森林。
在德·圣德费尔特夫人的恳求下，斯万走向前去，为欣赏由长笛演奏的《俄耳甫斯》①中的一个曲子而在一个角落坐了下来，眼前只有两位年纪已经不算很轻的夫人并坐在一起，一位是康布尔梅侯爵夫人，一位是弗朗克多子爵夫人，她们是表姊妹，时常手提提包，在她们的女儿的陪伴下在晚会上象在火车站那样你找我，我找你，直到她们用扇子和手绢指着两个相连的空位置时才安静下来：德·康布尔梅夫人跟别人来往不多，很高兴能有德·弗朗克多夫人作伴，后者却很有名望，当着她那些漂亮朋友的面陪一位跟她曾一起度过童年的默默无闻的夫人，自以为这事儿做得很有风度，很独出心裁；斯万皱起眉头冷眼瞧着她们两位听长笛独奏后面那段钢琴插曲（李斯特的《圣法兰西斯跟鸟儿说话》），看那位名手令人为之眩目的指法：德·弗朗克多夫人是心急如焚，两眼射出发狂的光芒，仿佛钢琴家手指飞奔的那些琴键都是一架架高耸的秋千，一失足就能坠入八十米深的深渊，她同时向她的邻座投去惊讶怀疑的目光，仿佛在说：“能演奏到这等地步，简直是难以置信”；德·康布尔梅夫人摆出一副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架式，脑袋跟节拍器的摆那样在打着拍子，从一个肩头晃到另一个肩头，摆动得那么大那么快（两眼则投出那不再去追究所受的痛苦也不想去加以控制，只满足于说一声“这又有什么办法”的受苦受难的人的茫然的目光），随时都牵动她上衣皱边上的钻石，也叫她不得不经常去摆正插在头发上的黑葡萄串，但并不因此而中断它越来越快的摆动。在德·弗朗克多夫人身旁，稍前一些的是加拉东侯爵夫人，她成天念念不忘的是她跟盖尔芒特家族的亲族关系，这为她的沙龙以及她个人大为增色，却也多少使她有点丢脸，因为这个家族中最显赫的人都多少有点回避她，这也许是由于她为人有点讨厌，也许是由于她名声不是太好，也许是由于她出于地位较低的一支，也许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当她跟她不相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譬如此刻在德·弗朗克多夫人身边的时候，她就苦于不能把她跟盖尔芒特家族的亲族关系用明白无误的词句标榜出来，就象东正教教堂的拼花图案上用直行的文字写在圣者身旁注出他们所说的话语一样。她此刻想的是，自从她表妹洛姆亲王夫人结婚六年以来，还从没有邀请过她，也没有来看望过她。想到这里，她满腔怒火，却也不无自豪之感，这是因为，如果有人奇怪怎么在洛姆亲王夫人家见不着她，她就可以说那是为了避免在那里碰上玛蒂尔德公主②，而万一碰上了，那可是她那极端正统主义的家庭所决不能原谅的；这样一来，她也终于把这当作是她不上她表妹家去的理由了。她可也记得，她自己曾多次问过洛姆亲王夫人，她怎样才能跟她见面，然而到底得到了什么答复，印象已经模糊，只是常常嘀咕：“再怎么说，这第一步总不该由我迈出，我比她大二十岁呢，”以此来冲淡这令人羞辱的回忆。靠了这内心独白的力量，她傲慢地把双肩往后一甩，简直使它们脱离了她的胸部，她的脑袋也几乎跟肩膀齐平了，不禁叫人想起餐桌上插在骄傲的山鸡上那只带羽毛的鸡头。倒不是说她苗条得象只山鸡，她可是生来矮胖粗壮，大有男子气概；不过多年所受的凌辱却使她的脊梁挺直了起来，就好象是不幸长在崖边的树木为了保持平衡而向后往斜里生长一样。为了安慰自己不能跟盖尔芒特家族中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她只得经常念叨，她之所以不常去看他们，那是由于她那毫不妥协的原则性和自豪感，久而久之，这种想法居然塑造了她的体态，使她产生了一定的仪容，平民百姓把它看成是上等人家的特征，有时也在俱乐部那些先生们昏花的老眼里激起一霎那的欲念。谁要是把德·加拉东夫人的谈话加以分析，把每一个词语出现的频率统计出来，从而找出破译密码的关键，那就会发现即使是最常用的词语，出现的次数也不会多于“在盖尔芒特堂兄弟家”、“在盖尔芒特姑妈家”，“埃尔赛阿尔·德·盖尔芒特的健康”、“盖尔芒特表妹的浴盆”这些词语。当人们跟她谈起一个知名人士时，她总答道，她个人并不同他相识，然而在她盖尔芒特姑妈家却碰到过上千次，而且在回答的时候语调是那么平淡，声音是那么沉重，显然表明她个人之所以并不同他相识，还是出之于那些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原则；她那向后拱的双肩依靠的就是这些原则，就仿佛体操教练为了锻炼你的胸廓而让你依靠平衡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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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歌剧作曲家格鲁克（1714——1787）作。
②玛蒂尔德公主（1820——1904）：热罗姆·波拿巴亲王之女，她家的沙龙在第二帝国时期颇为知名。
大家原本没有料到会在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家见到洛姆亲王夫人的，那天她可当真来了。她原是屈尊光临的，为了表示她并不想在客厅中显摆自己的门第，她是侧着身子进来的，其实面前既没有人群挡道，也没有任何人要她让路；她故意呆在客厅尽头，摆出一副适得其所的神气，仿佛是一个没有通知剧院当局而微服亲自在剧院门口排队买票的国王似的；为了不突出她在场，不招引众人的视线，她一个劲儿低头观察地毯上或她自己裙子上的图案，站立在她认为是最不显眼的地方（她清楚地知道，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只要一瞥见她，一声欢呼，就会把她从那里拉将出去），就在她所不认识的德·康布尔梅夫人身旁。她观赏这位爱好音乐的邻座表演的哑剧，但并不去模仿她。这并不是说，洛姆亲王夫人这回拨冗来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家呆上五分钟，就不愿意尽可能表现得和蔼可亲，使她对主人的这番恩惠显得加倍地可贵。不过她生来就讨厌她所谓的“浮夸”，坚持不做出与她生活于其间的那个小圈子的“派头”不相适应的举动，虽然这些举动对她也不免产生诱惑，因为在与新环境（哪怕它比自己所在的环境低微）接触时，即使是最自信的人们也会产生一种模仿心理（同羞怯有点相近）。她首先心想，这乐曲也许跟她迄今为止所听的音乐不是一个路子，是否有必要手舞足蹈，又想如果不手舞足蹈是否表示自己不懂得这音乐，对女主人是否有失礼仪：结果她只好采取折衷办法来表达她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感情，一会儿一面以不动声色的好奇盯着她那狂热的邻座，一面扶扶肩带，摸摸她那金黄色头发上镶有钻石的珊瑚或者珐琅小球（这使她的发型显得既朴素又好看），一会儿用她的扇子打打拍子，但为了显示她不受乐曲的支配，并不按着节拍来打。钢琴家弹完了李斯特的一个曲子，又转入肖邦的一支序曲，这时德·康布尔梅夫人朝德·弗朗克多夫人投去温情的微笑，它既载着对往日岁月的回忆，也显示出行家满意的心情。她在年轻时就学会怎样抚爱肖邦那些婉转曲折，特别长大的乐句，它们是如此自由、柔和，如此易于感受；它们在开始时总在寻觅试探，力图逸出出发时的方向，在远离人们以为它们将到达之处，却总是在奇想的歧途上徘徊良久才更坚定地回来击中你的心坎——这回来的路程是事先精密地筹划了的，就象是一只水晶杯子，一响起来就不由你不发出一声惊叹。
她生活在一个交游极窄的外省家庭里，几乎从不参加舞会，沉醉于庄园的孤寂生活之中，把所有那些想象中的舞伴的舞步或者放慢或者加速，象扒拉花瓣那样把他们挨个儿拨弄，暂时离开舞会到湖畔松林中去倾听狂风呼啸，突然看到有一个身材修长，嗓音既悦耳却又古怪又走调，戴了一副白手套的小伙子向她走来，跟人们梦想中这人世间的情人不大一样。可是今天呢，这种音乐的美已经过时，失去了鲜艳的色彩。几年来已经不再博得行家的重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名声，原有的魅力，即使是口味平庸的听众从中得到的乐趣也平平常常，不屑一谈了。德·康布尔梅夫人回过头来偷看一眼。她知道她年轻的儿媳妇（她对她的婆家倒是满怀敬意的，但她既懂和声又认识希腊字母，在精神方面的事物上有她自己的看法）是看不起肖邦的，听到肖邦的音乐就头痛。她是个瓦格纳迷，这会儿跟一帮同她年纪相仿的人坐在远处，这下德·康布尔梅夫人摆脱了她的监视，可以尽情陶醉在她甘美的印象之中了。洛姆亲王夫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她虽然没有音乐的禀赋，可在十五年前也曾跟圣日耳曼区的一位钢琴教师学过，这位天才妇女到了老年，生活贫困，在七十之年重操旧业，教她从前的学生的女儿和孙女儿辈。她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可她的方法，她那美妙的琴声有时还在她的学生的指上重现，甚至还在那些早已平庸不足道，放弃了音乐，几乎连钢琴盖都早就不再打开的学生的指上重现。因此，洛姆夫人还能恰如其分地摇头晃脑，能正确欣赏钢琴家所演奏的那首她都能背得出来的序曲。开头那个乐句的最后半段都在她嘴上油然哼出来了。她喃喃自语：“真是美妙极了，”这“美妙”两字是带着这样深挚的感情，她都感到自己的双唇神秘地在翕动，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在视线中注入了茫然的感伤色彩。德·加拉东夫人这会儿却暗自嘀咕，碰见洛姆亲王夫人的机会是如此难得，真是叫人恼火，因为她真想在亲王夫人跟她打招呼的时候不予理睬，用这样的办法来教训教训她。她不知道她这位表妹这会儿就在这里。德·弗朗克多夫人一点头，使她看到了亲王夫人。她立即奔到她的跟前，也顾不得对别人的打扰了；她想保持那副高傲冷淡的神气，好提醒大家，无论是谁，要是在她家里有可能面对面碰上玛蒂尔德公主的话，她是不愿意同这样的人打交道的，再说就岁数而言，她跟她也不是同一代人；不过她也想冲淡这副高傲而有保留的神气，说几句话来表明她来找她是事出有因，同时迫使亲王夫人不得不讲几句话；因此，德·加拉东夫人一到她表妹跟前，就绷着脸，无可奈何地伸出一只手问她：“你丈夫怎么样？”那语调充满了担心，倒仿佛亲王得了什么重病似的。亲王夫人以她特有的方式哈哈大笑，这一笑既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她在讥笑某人，又是为了把她面部的线条都集中到她那生动活泼的嘴唇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周围，从而使自己显得更美。她答道：
“再好也没有了！”
说罢又笑了起来。这时德·加拉东夫人挺起上身，板起脸，仿佛还在为亲王的健康状况担忧，对她表妹说：
“奥丽阿娜（这时德·洛姆夫人以惊讶和含笑的神色瞧着一个看不见的第三者，仿佛是要请他证明，她可从来没有许可德·加拉东夫人直呼其名），我很希望你明晚能上我家小坐片刻，听一听莫扎特的五重奏，有单簧管。我想听听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