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曰：古之治民也，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各有其业。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是故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故其政不令而举，其教不劳而齐，其兵不养而备，其税不敛而足，此则乡治之制也。连横曰：泰西之政，其知此道乎？故能强其国而富其民。台湾当郑氏之时，草昧初启，万庶偕来，广土众民，蔚为上国，此则乡治之效也。当是时，布屯田之法，励垦土之令，徕避难之民，拓通海之利，故能以弹丸之岛，收亡国，拥诸王，奏群贤，建幕府，以与清人为难，此固已得霸王之道矣。经立，委政勇卫陈永华，改东都为东宁，分都中为四坊，曰东安，曰西定，曰宁南，曰镇北。坊置签首，理民事。制鄙为三十四里，置总理，里有社，十户为牌。牌有长；十牌为甲，甲有首；十甲为保，保有长，理户籍之事。凡人民之迁徙职业婚嫁生死，均报于总理。仲春之月，总理汇报于官，考其善恶，信其赏罚。劝农工，禁淫赌，计丁庸，严盗贼，而又训之以诗书，申之以礼义，范之以刑法，励之以忠敬，故民皆有勇知方。此则郑氏乡治之效也。
清人得台，沿用其制，而有司奉行不谨，渐就废弛。朱一贵既平之后，地方未靖，总兵蓝廷珍上书总督满保，请行保甲。就各县签举一干练勤谨家殷品端者，使为乡长，就其所辖数乡，以联守望相助之心。给之游兵，以供奔走使令之役，如有一家被盗，则前后左右齐出救援，堵截各处，协力获禽。又设大乡总一二人以统辖之，督率稽查，专其责成。乡长如有生事扰民，纵容奸匪，而大乡长不报者，则罪同。是虽无乡兵之名，而不啻有乡兵之实。今台湾中路，拟设乡长六名，南路凤山八名，各立大乡总一名，北路诸罗十二名，分立大乡总二名，以统率之。乡长准给养游兵四名，而大乡总与以外委千把总衔，准给养游兵十名。每兵月给银一两，米三斗，就官庄内支之，而乡长、大乡总则酌量给之。凡地方有窃劫之案，则饬乡长限期缉获。初限不获，比游兵。再限不获，罚其身。三限不获，重惩之。凡三次不能获者，革之，而大乡总销其衔。其有勤谨办公，三年无过者，量行擢用，以示鼓励。从之。于是设大乡总四名，乡长二十有六。廷珍虑其未备，复请权行团练。以为今日郡治虽有协防之兵二千，足供调遣，然分派南北，所存无多，宜急训练乡壮，联络村庄，以补不足。无事则农，有事则兵，所谓急则治标，不可须臾缓者也。其后遂立为例，每有兵事，则举办之。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变，南北俱陷，郡治戒严，各乡多办团练，出义民，以资战守。而鹿港郊商亦募勇自卫，故无害。顾此为防内之事，而御外则尤烈。
道光季年禁烟之役，英舰辄窥伺海口，台人大愤，与之开战。和成，诏开五口通商，遂倡攘夷之论，且公约曰：“曩者英人犯顺，罢兵议抚，准其通商，而不通商之地，则不许登岸，违者送其领事治罪，此人人共知者。台湾非英人应至之地，我等知朝廷宽大，许其和约，不与抗拒。非畏之也，彼既俯首恭顺，我等岂敢生事。且所谓和者，但见之不杀尔，非听彼之使令也。彼先侮我，我岂让彼。我百姓如为所用，是逆犯也，是犬羊之奴也，饿死亦不肯为。我百姓自为义民报国，地方官亦不得牵制。如彼本无异心，而奸徒从中指引，则我等不杀其人，而杀勾通之人，于抚洋之道，固并行而不悖也。风闻英人欲于台地贸易，如果成事，贻祸无穷。习教惑众，是子弟罹其害也。
占地盖房，是居民遭其殃也。霸揽货税，是商贾绝其生计也。买用男妇，是子女受其荼毒也。台地孤悬海外，无可徙避，亟宜及早图之。一曰勤了望。沿海城乡居民随时于高处探望，但见洋船踪影，即飞报该管文武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