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诸原因和影响需求的诸原因对分配都起着同等影响。
如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现在我们要研究报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所起的反作用，以补充需求对分配的影响之研究。考察生产成本和效用（或可欲性）在决定各种劳动、资本家和地主的分配国民收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时，我们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讨论。
李嘉图和追随他的那些干练的企业家都认为需求的作用是自明的，无须加以解释的。他们既没有强调它，也没有充分详细的研究它；这种忽视曾引起很大的混乱，并蒙蔽了事实的真相。在这种反应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报酬源于它所参与制造的那种产品的价值，而且当时主要地是由该价值所决定；它的报酬的决定和地租的决定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的。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从地租规律的推广应用中构成一种完整的分配理论。但他们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似乎具有正确的直觉看法，因为他们默认供给力量的研究是更为迫切和更加困难的。
当我们研究什么在决定一种生产要素（不论是任何种劳动或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时，我们发觉，该问题的及时解决需要知道该要素的现有供给量；因为如果供给增加，则它将被用在需要较小、效率较低的使用方面。而问题的最后解决也需要知道决定那种供给的原因。各种东西，不论是某特定种类的劳动，或资本，或其他别的东西；它的名义价值，如同拱门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维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另方面是供给的压力。
各种东西，不论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用于当前消费的商品，它的生产势必扩展到供给与需求均衡的限界或边际。商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各生产要素和它们的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着，如果有某种外因使其中某因素发生变动，则干扰的结果将涉及其余的因素。
同样地，当碗中盛有数球时，它们相互制约着自己的位置；又如天花板的不同点上有强度和长度不同的弹线（都是拉长的）悬着一个重物，各线和重物的均衡位置都是彼此制约的，如有一线缩短，则原来各线所处的位置势必变动，而其余各线的长度和张力也必然变动。
第二节第四篇中所讨论的，影响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和资本的原因之要点说明。报酬增加对个人勤奋影响之无常。
正常工资与人口增长和体质增强特别是后者之间的适应比较规则。储蓄所产生的利益对资本及其他财富的积累的一般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不论什么时候都首先取决于它的现有存量，其次取决于它的所有者把它运用到生产上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纯粹是由预期的眼前报酬来决定的；虽然有一种在某些场合叫做直接成本的下限，在直接成本以下，生产势必停止。例如，某厂商会断然拒绝开动自己的机起来生产那种定货，而这种定货不能补偿生产上的额外货币开支和机器的实际耗损。关于工人体力的消耗和工作上的疲劳及其他不便，也有类似情况。虽然目前我们所讨论的是正常条件下的成本和报酬，而不是工人做某件特定工作时个人的直接消耗，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起见，不妨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作一简短的说明。
如前所述，当某人做自己所愿意做的工作而津津有味时，那工作对他实际上毫无所费。因为如某些社会主义者相当夸大其词地说的那样，除非有某事发生，以致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喜爱自己的适度工作。但不论正确与否，大多数人相信，在谋生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对他们毫无剩余乐趣可言，相反地，对他们却有所耗费；收工时，他们高兴；他们也许忘掉，最初的几个工作小时对他们的耗费并不像最后一小时那样多，他们多半认为，九小时工作的耗费为最后一小时的九倍。他们很少想到，通过用足以补偿最后而最艰苦的一小时的工资率，来支付每一小时，他们即可获得生产者的剩余，或租。
一个人工作甚或值班的时间愈长，除非他因工作而麻木不仁，则他想休息的欲望也愈强，同时每增加一小时的工作，使他的工资有所增加，并使他愈益接近于满足他的最迫切需要的那个阶段，工资愈高，这个阶段的到来也愈快。不过，随着工资的增长，究竟出现新的需要和为他人及为自己备办晚年享受其的新欲望呢，还是他很快地满足于只能从他的工作所得到的那些生活享受，而企求更多的休息和本身饶有兴味的那些活动的机会呢，这只是个人的兴趣问题，并没有普遍的准则可循。但经验似乎证明，各种族和各个人（特别是热带的居民）愈是愚昧无知，他们工作得时间也愈短，如果工资率的提高使他们可以用比以前少的工作得到习惯上的生活享受，则他们工作时将愈不卖劲。而眼界较广，性格坚强的人，除非宁愿把他们的活动转用于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工作，则工资率愈高，他们工作得愈卖劲，坚持的时间也愈长。但这点将在进步对价值的影响一题下加以详细的讨论。此刻我们可以断言，就一般而论，报酬增加使有效率的工作的供给得到即时的增加。此项规则的上述例外为数不多，但它们不是没有意义的。
不直接涉及成本，因为劳动的有效供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因为即使严格地规定了一年的工作时数（实际上却不然），而工作强度也仍然是有伸缩性的。
第三节续前。
然而，如我们从工资的增加对个人所做的工作的现时影响推究到它在一二世纪以后的最终影响时，则这种结果也是肯定的。的确，虽说境遇的暂时改善将给许多青年人带来成家立业的机会；而富裕的持续增长，对生殖率的提高与降低，似有同样的可能。但另方面，工资的增长势必减少死亡率，除非父母对子女的保育漠不关心。如我们观察高工资对下一代人的体力和智力所起的影响，则这个论据更加有力。
因为有某种消费，如果它有某些减少，则工作就不能有效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各级工作所绝对必要的。
的确，成年人或许牺牲他们的子女而成全自己，但那只不过使效率的减少推后一代而已。其次，还有习惯上的必需品，它们在风俗习惯上是这样的必要，以致人们一般地宁肯牺牲大部分所谓绝对必需品，而不愿弃其重大部分而不用。第三，又有日常嗜好品，有些人（虽不是所有的人），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愿弃而不用。很多这些习惯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是物质与精神进步的体现，它们的范围随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它们的数量愈多，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则愈不经济。但如果加以适当的选择，它们就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一切生产的目的，因为那时它们提高人类生活的旨趣。
使效率所绝对必需的那种消费，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偿失的，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取等于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增。但增加不为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费，只能通过人对自然力控制的增进而加以解决。这种消费的增加可由于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组织的改善和原料来源的日益丰富和扩大，最后，由于资本的增长和达到任何既定目的的物质资料的增加。
可见，劳动供给如何紧密地适应劳动需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般人的现时消费中有多少是用以维持青年和老年人的生活及效率的必需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多少是习惯上的必需品，这种必需品在理论上可以免却，但实际上很多人宁愿要它而不愿要某些真正用来维持效率的必需品。当作生产手段来看，又有多少是多余的，虽然，当作目的本身来看，有些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如我们在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几乎把劳动阶级的全部消费都列入第一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简单，而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英国劳动阶级的贫困，而法国劳动阶级则更加贫困；他们曾断定，劳动供给会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和机器的供给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一样，不过前者适应有效需求的速度远不如后者那样快。就现在较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而言，我们所必须给予的答案和英法经济学家的答案是没有多大出入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阶级所能消费的，奢侈品最少，甚至习惯上的必需品也不多。他们报酬的增加引起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使他们的报酬又迅速降低至仅能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费用的原有水平线上。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工资几乎是按所谓铁律或铜律来规定的，这个规律把工资固定在培育和维持一个效率很差的劳动阶级的费用上。
关于现代西欧各国，答案却迥然不同。其所以不同，是在于近来在知识和自由、体力和财富，以及易于接近海外富饶的食物和原料基地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的确，甚至在今日英国居民主体的大部分消费仍用于维持生活和体力；
用法也许不太经济，但也没有任何巨大的浪费。无疑的，某些恣意放纵是绝对有害的；但相对于其他的恣意放纵行为它们是在减少着，主要的例外也许要算赌博。其中大部分开支，作为培养效率的手段并不十分经济，但有助于形成灵机应变的习惯，并给生活带来多样性，缺了它，人们就显得闷闷不乐，停滞不前，耕耘虽多，而收获却少。大家都承认，甚至在西欧各国，那里的工资最高，那里的熟练劳动一般是最便宜的劳动。的确，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倾向表明：某些很贵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可以弃而不用，而不致相应地减低效率。
虽然这种经验将来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大。就人的现在和过去的情况而言，在西欧各国，有效率的劳动所得的报酬，不是大大超过用来补偿培养和训练有效率的工人并保持和充分运用他们的精力所需要的最低费用，这仍是真的。
于是，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工资的增加，除非在不健康的条件下赚取的，差不多总能增进下一代的体育、智育、甚至德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的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换言之，劳动的需求价格上升，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如果知识、社会风尚和家庭习惯不变，则全体人民的劳力（假如不是人数的话）和某特定行业中的人数与劳力可以说有一个供给价格，意即有一定的需求价格水平使二者不增不减；价格较高，则二者增加，价格较低，则二者减少。
可见，我们又知道，需求和供给对工资起着同样的影响，其中是不容有轩轾的，如同剪刀之两边，拱门之双柱一样。工资有等于劳动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关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约）的；它偶尔使得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而是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来决定的。
关于“一般工资率”或“一般劳动工资”这些常用名词，须略加解释。在广泛地考察分配，特别是在我们考察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关系时，使用这些名词是方便的。但实际上在现代文明中无所谓一般工资率。在数以百计的工群（groupofworkers）中，各有各的工资问题，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自然的和人为的），支配着供给价格并限制着它的人数；各有各的由其他生产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所决定的需求价格。
第四节续前。
一般利率一词也有类似的困难。但这里主要的困难是源于这一事实，即在某些特定事业（如工厂和船）上所已投下的资本的收入，本来是一种准租，而只有在所投资本的价值不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才可以看作利息。在此刻撇开这种困难不谈，并记得“一般利率”一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适用于新的自由资本投资的预期纯收入时，我们可以略述关于资本增长的最初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决定财富积累的因素很多，如习惯，克己和防患未然，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情感的动力。安全保险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知识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使它有所增进。但是，虽然一般储蓄除利率外还受许多原因的支配；许多人的储蓄很少受利率的影响，有些人决定给自己或他们的家庭获得一宗固定收入，利率高时，储蓄得少，利率低时，储蓄得多。可是，权衡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坚信，利率（或储蓄的需要价格）的上涨，有使储蓄量增加的趋势。
利息既为任何市场上使用资本的代价，故利息常趋于一均衡点，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的需求总量，恰等于在该利率下即将来到的资本的总供给量。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市场是一小市场，例如一城或进步国家中的一业，则当该市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时，可以从邻区或他业抽调资本，增加资本的供给，而迅速满足之。但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或一个大国当作资本市场，我们就不能认为，资本的供给总量，因利率的改变，而有迅速和大量的增加。因为资本的一般财源是劳动和等待的结果，利率提高，固然可以引人作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但在短期内，这种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较之现有资本中的劳动和等待，不会很多。所以在短期内，对资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时，满足这种需求的增加，出于供给的增加者少，而出于利率的上涨者多。因为利率既涨，所以有一部分资本将从它的边际效率最低的使用中逐渐退出。提高利率，只能慢慢地、逐渐地增加资本的总供给量。
第五节土地就需求对分配的影响和个人把资源用于生产的关系来说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但较之供给对分配的正常影响，它却与资本有所不同，而这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讨论的。
土地同人本身和人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以及人对土地所作的改良，不能等量齐观。因为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都按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对它们服务的需求，而土地却没有这种适应。任何劳动阶级的报酬剧增，有使该阶级的人数增加，或效率同人数两者一并增加的趋势；该阶级有效率劳作的供给既增，往往削减它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如果人数增加，则各人的报酬率下降，直到原有的水平。如果他们的效率增加，即使每人的报酬或许比以前有所增加，则所增加的报酬出于国民收益的增加，而无损于其他生产要素。
这个论点适用于资本；但不适用于土地。所以虽然土地的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有相似之处者，受上章末节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而不受此刻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
的确，从厂商或农场主的观点来看，土地只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它也受前章中所曾讨论的需求规律和代用原则的作用的支配，因为现有的土地，像现有的资本品或某种劳动一样，有从一种使用转向另一种使用的趋势，直至进一步转移无利可图而后止。因此，就前章之讨论而言，一个工厂，货栈或一张犁（除去耗损等等）的收入和土地的收入是用相同的方式决定的。不论在那个场合，收入有等于该要素边际纯产品价值的趋势；在短时间内，该收入是由该要素的总供给量和其他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来决定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并不受本章所述的那些反作用的影响。如报酬率增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的影响，从而对它们对国民收益贡献的影响，从而对其他生产要素购买它们的服务所用实际成本的影响。一工厂多建一层楼，或一农场多用一张犁，该楼或该犁一般不是取自其他的工厂或农场。国家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一层楼或一张犁，如同个人给自己的企业所增加的一样。因此，用以分配的国民收益比以前有所增加；在长期内，厂商或农场主的报酬，照例不是由牺牲其他生产者的利益而得到增加的。与此相反，不论什么时候的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存量，都是一种固定的存量。当一厂商或农场主决定给自己的企业增加少量土地时，实际上就等于他决定从别人的企业取得这块土地。他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了土地，但是国家并没有增加土地，这种变化本身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
第六节本阶段论点总结。
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一阶段的讨论：全部纯产品总量，是所有这些商品的需求价格，从而是生产这些商品所用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的真正来源。换言之，国民收益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量，同时又是支付这些要素的唯一源泉：
它分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土地及生产上具有级差优势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工资、利息和地租或生产者的剩余构成全部国民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益愈大，则它们各自的份额也愈大。
一般说来，劳动、资本和土地对国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需要成比例的。但这种需要不是总需要，而是边际需要。所谓边际需要，是在一点上的需要，在该点，不论人们略多购买某种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或用他们的额外资金购买其他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对他们都毫无区别。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该要素所得的份额愈大，则它增加得似愈快，除非它完全不能增加。但是，每增加一次，对它的需要的迫切性将有所减少；因此，将减少它的边际需要，并降低它的销售价格。这就是说，任何要素的比例份额或报酬率的增加，似会使某些力量发生作用，结果减少该要素的份额，而增加其他要素在国民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份额。这种反作用也许是缓慢的，但是，如果生产技术和社会一般经济情况没有剧烈的变动，则各要素的供给将受它的生产成本的严格控制；其中要计算习惯上的必需品，而这种必需品随着日益丰富的国民收入给一个一个阶级提供日益增加的剩余（超过维持效率所必要的剩余）而不断地扩大。
第七节不同工种的工人的工资和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研究一业中效率的提高和报酬的增加对他业所起的影响时，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普遍事实出发：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时，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愈多，则该要素所开辟的、而它本身并不十分相宜的那些使用途径愈广，而该要素在种种用途（在这些用途里，它是在即将证明无利可图的边际上被利用的）上所乐于接受的需求价格也愈低；在竞争能使它得自各种使用上的价格相等情况下，则该价格将是该要素在各种用途上的价格。该要素的增加所造成的额外生产，增加了国民收益，其他生产要素也借此而获利，但该要素本身却不得不承受较低的报酬率。
例如，倘其他条件不变，设资本增加得很快，则利率必然下降。倘其他条件不变，设从事某特定工作者的人数增加，则工资必然下落。每个场合都会引起生产增加，国民收益增加；在每个场合，某生产要素之所失，必然成为其他生产要素（未必是一切生产要素）之所得。例如，开发一个蕴藏丰富的石矿，或矿工人数增加或效率提高，势必改善各阶级的住宅状况，势必增加对砖匠和木匠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作为建筑材料制造者的瓦工必受迫害，虽从消费方面来看，他们也得到利益，但这种利益终不能偿其所失。这一要素的供给增加，对许多其他要素的需求略有增加，对有些别的要素的需求则大量增加；但它对某些要素的需求却有所减少。
我们知道，任何工人例如皮鞋厂的工人的工资，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但工资并不是由该纯产品决定的；因为纯产品，如各种边际使用上的其他机遇一样，和价值一道都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但如（1）投于制鞋工业的资本和劳动总量已达到一点，在该点，增加劳动和资本虽然可以增加产量，但仅仅有利；（2）把资金在生产设备，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作了适当的分配；（3）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工厂，业务正常，经营管理能力正常，但该厂所处的情况是，它不知道按正常工资增雇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干劲的工人，是否值得。当上述种种情况确定之后，我们大致可以断言，损失该工人的劳作，势必减少该厂的纯产品，而它的价值和该工人的工资大约相等。反过来说，他的工资大约等于该纯产品（当然，一人的纯产品不能和其余工人的纯产品机械地分开）。
皮鞋厂中各类工人的工作，有难易的不同；但我们可以忽略各类工人在职业上的区别，而假定他们都属于同一级（这假定大大简化了论证的措辞，而不致影响它的一般性质）。
在现代工业生产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一业或他业有时感到劳力供给过多，而有时却感到劳力供给不足；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调现象，由于各种限制性的结合及其他影响，而变本加厉。但是，劳动的流动性，足以使这一点成为事实，即一个西方国家中各个不同工作部门中的同级工人的工资有相等的趋势。因此，下述说法并不言过其实：一般说来，和有正常能力的皮鞋工人处于同级的各个工人，都能用自己的工资买一双鞋（除去原料成本后），因为赚取该工资所用的时间和皮鞋工人给工厂的纯产品增加同样一双鞋所用的时间大致相等。用更一般的形式来说。各个工人用百日劳动的工资，一般能买到和他同级的其他工人百日劳动的纯产品。只要不超过该数量，他可以任意选择。
如果他级工人的正常工资比他的工资高一半，则皮鞋工人必须用三日的工资才能买到他级工人二日劳动的纯产品，余此类推。
可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任一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内）中，劳动纯效率的增加，将按同一比例提高皮鞋工人用以购买该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的实际价值；倘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的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直接取决于，并正比例地随着生产他的工资品的那些行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内）的平均效率的变化。反之，在某工业中，如工人放弃可增加效率百分之十的技术革新，即使皮鞋工人用于购买该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损失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其他工人的产品和他的产品处于竞争状态，而这部分工人的效率又有所增加，则该效率的增加至少会使他暂时遭受损失，如果他不消费该产品，则所受损失更大。
此外，各级劳动的相对地位如发生变化，较之他级劳动，皮鞋工人有所提高，则他因此而得利。医务人员（他有时需要医生看病）的增加，将对他有利；如厂商，商业经理和其他企业家的人数大量增加，而所增加的人数又来自他级，则对皮鞋工人更加有利。因为管理上的报酬，较之手工劳动的报酬，将有所下降，而各种手工劳动的纯产品势必增加。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用代表他的纯产品的那些工资所购买的各种商品将有所增加。
第八节我们始终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行业的雇主在所述时间和地点并不具有多于事实上他们所特具的那种竞争能力，知识和竞争的自由。
替代方法，它的趋势我们已有所讨论，乃是一种竞争形式；不妨再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完全竞争要求完全掌握市场情况。当我们考察郎巴街的股票交易所，或商品交易所的营业时，假定经纪人完全掌握市场情况，这和现实生活相去不远，但是，当我们考察工业上任何低级劳动的供给的决定因素时，该假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某人有足够的才能来掌握他的劳动市场的全部情况，他就不会长期留在低级劳动中。从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和现实企业生活保持密切接触，一定很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一则由于简单扼要，二则由于“自由竞争”一词当时十分流行，三则由于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加以足够的分类和限制，所以，他们似乎往往暗示，他们的确假定了完全竞争。
因此，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假定任何工业集团的成员都有很多天赋的才能和远见，或除该集团的成员和各个消息灵通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正常动机外，还受其他动机的支配；当然要估计到时间和地点的一般条件。尽管有许多任性和冲动行为，尽管卑贱和高尚的动机交织在一起，但经常的趋势是，各个人为他和他的子女所选择的职业，在他看来是大体上最有利的而又是他的资金和能力所能达到的那些职业。
第九节论一般劳动和一般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辅助劳动。资本与劳动对雇用场所的竞争。但此语须加以慎重解释。
尚待讨论的最后一部分问题是，关于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很显然的，虽然一般资本和劳动为运用于某些特定行业而进行着经常的竞争，可是因为资本本身是劳动和等待的体现，所以，这种竞争实质上是某几种辅以大量等待的劳动和其他几种辅以少量等待的劳动之间的竞争。例如，当人们说“资本主义机器曾代替了很多制鞋工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从前用手做鞋的人很多，借助于少量等待做锥子和其他简单工具的人很少；而现在从事制鞋的人虽比以前有所减少，但他们借助于工程师所制造的机器，借助于大量等待，却能比以前生产为数更多的鞋。在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有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所涉及的面并不广，较之工人从贱价取得资本的协助和提高他所需要的那些产品的生产方法的效率上所得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
一般说来，储蓄倾向的增加，使得等待的服务不断扩大；
并使它不致按像以前一样高的利率才能得到雇用。这就是说，利率将不断下降，除非有一种发明为迂迴生产方法开辟了新的有利途径。但资本的这种增长，将增加国民收益；开辟新的有利的场所以供劳动在其他方面得到雇用；因此，除补偿等待的服务对劳动的服务的部分替代外，还绰绰有余。
由于资本的增长和发明的增加而引起的国民收益的增加，必然影响各类商品：例如，使制鞋者用他的报酬能买更多的食物、衣服，使自家水、灯光和暖气，以及旅行等等增多并改善。不过有一点应该承认；少数改良至少最初只会影响富人所消费的那些商品；相应增加的国民收益没有一部分直接归于劳动阶级；在短时间内，他们不能获得任何利益，以补偿特定行业中有些人可能受到的扰乱。但这些场合十分罕见，而且一般都是小规模的。即使他们差不多也往往获得某种间接的补偿，因为专门用于富人奢侈品的种种改良，会迅速推广到其他阶级所享用的安逸品上。虽然这不是一种必然的后果，但实际上奢侈品的便宜，一般说来会以不同的方式增加富人对手工品和个人服务的嗜好，并使他们用以满足这些嗜好的资金也得到增加。这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第十节工资取决于资本垫支一语之正确程度的限界。
参阅附录十、十一。
不言而喻，任何特定的劳动阶级当年所领取的国民收益份额，由当年的产品或它们的等价构成。因为当年的许多成而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把前几年的产品交给各劳动阶级，以作为他们的报酬。
劳动和资本的一般交易是，工人取得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的支配权，而作为交换，他把雇主的物品向着用于直接消费的阶段推进一步。但这适用于大多数雇主，而不适用于完成生产过程的那些工人。例如，装置表的工人给雇主所提供的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比他作为工资所取得的要多得的；又如我们把一年的几季（播种和收割时间均计在内）综合起来看，我们就知道，全体工人给他们的雇主所提供的成品，多于他们当作工资所得的成品；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动工资取决于资本对劳动的预支。因为（即使除机器，工厂，轮船和铁路外）借给工人的住宅，和在各阶段上生产他们所消费的那些商品所用的原料都表明，资本家预支给他们的比他们预支给资本家的要多得多，即使在他们没有领工资以前已经给资本家工作了一个月。
由此可见，在已经阐明的分配概要中，没有什么东西使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的关系同任何其他二种生产要素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差别。关于劳动和资本关系的现代学说，是以前学说发展的结果，所不同的只在于现代学说较之穆勒在《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三章中所讲的理论是更加精确、完整和一致。穆勒在这章中把有关该问题的所有各种因素都集在一起。
综观以上所述，可进一步作出结论：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抽取报酬。它们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劳动奋发有力，则哪里资本的报酬就高，资本的增殖也很快。由于资本和知识，西方国家的普通工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的王公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住得也好。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如同纺工和织工的合作一样重要。虽然纺工所业居先，但那并不能使它与众不同。一方的发展是同他方的力量和活动分不开的；
不过一方用牺牲他方的办法可以暂时（如果不是永久的）取得较大的国民收益份额。
在现代世界中，私人雇主和股份公司的高级职员本身拥有的资本很少，但他们却是巨大工业机轮的轴心，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全都集中于他们且由他们分布，他们把全部利益牢牢地掌握在一起。所以，在讨论就业和工资的变动时（留待本书续其讨论），他们将占有首要的地位；在讨论劳动、资本和土地各自所特有的供求作用上的次要特征时，他们所占的地位虽不是首要的，而却是显著的，但这都是以下八章所要讨论的东西。
附录十将略述“工资基金”学说。那里将指出我们所持观点的理由，该观点认为，工资基金学说过分强调劳动的需求，而忽略了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它提出资本存量和工资总量的相互关系，来代替借助于资本的劳动产品总量和工资总量的真正相互关系。但那里也将指出持有这一见解的理由。
这种见解认为，如果古典经济学家（也许他们的追随者未必都如此）加以反复思考，则他们一定会解除工资基金学说中令人误会的部分，从而尽量使它和现代学说相一致。附录十一将研究各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剩余；所提出的问题只有抽象的趣味，而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
如上所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总效率和边际效率）；
它们直接或间接对纯产品总量或国民收益的增益和它们各自所得的国民收益份额，是由许多相互关系联结的，这些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一次叙述就包括无遗。但借助于数学上严密而简练的词句，即可窥其全貌，当然其中质的差别是无法说明的，除非尽量把它解释成量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