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对活动的动力和对活动的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能用货币来约略地衡量。这种衡量仅指它们的数量而言。动机的质量，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每个稍有可取之处的人，在从事营业时都具有较为高尚的性格；在营业方面，像在别处一样，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进步的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好的精力，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并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不过，话虽如此，日常营业工作的最坚定的动机，是获得工资的欲望，工资是工作的物质报酬。工资在它的使用上可以是利己地或利人地用掉了，也可以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或卑鄙的目的用掉了，在这一点上，人类本性的变化就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正是对营业生活中最坚定的动机的这种明确和正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胜于其他各门研究人的学问。正像化学家的精良天秤使得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更为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天秤，虽然现在还很粗糙和不完善，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更为精确。但是，经济学当然不能和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因为它是研究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和细微的力量。
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似乎是由下一事实产生的：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用精密方法的较大的机会。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当一个人的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
指出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心中任何情感的本身，即不能直接地来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即使一个人自己在不同时间的心情，他也不能准确地互相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心情，除了间接地和推测地从它的结果来衡量外，是没有人能够衡量的。当然，有些情感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而有些则属于较低的本性，因此种类不同。但是，即使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仅仅是同一种类的物质愉快和痛苦，我们感到也只能从它们的结果来间接地比较。其实，除非这种愉快和痛苦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否则，即使这种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是推测的。
例如，两个人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是不能直接比较的；
既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也是不能直接比较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他有的几个便士用于买一支雪茄烟，还是买一杯茶喝，还是坐车回家，犹豫不决，我们便可按照常例说，他从这三件事上能得到同样的愉快。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比较即使是物质的满足，我们也不能直接比较，而必须间接地从这种满足对活动所提供的动力来比较。如果要得到两种愉快之中任何一种愉快的欲望，会诱使环境相同的人各去做刚好是一小时的额外工作，或是诱使身份相同和财产相同的人各为这一小时工作付出一个先令的话，则我们可以说，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这两种愉快是相等的，因为要得到愉快的欲望，对于情况相同的人而言，是激发活动的同样强有力的动力。
这样，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们用激发活动的原动力或刺激物来衡量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们所要考虑的动机中，有些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有些属于人类的较低本性，但也不会引起新的困难。
因为，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几种小的满足之间犹豫不决，过了一会他忽又想到在他的归家途中会遇到一个贫穷的病人；他花了一些时间才决定究竟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物质满足，还是去做一件善事，以他人之乐为乐。因为他的欲望时而这样，时而那样，他的心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哲学家必须研究这种变化的性质。
但是，经济学家研究各种心情，是通过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心情的本身；如果他觉得不同的心情对活动提供相等的动力的话，则他为了研究的目的便把这些心情当作表面上是相等的。其实，他所用的方法，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常做的一样，不过较有耐心和思想，较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不打算去衡量人类本性的高级情感与低级情感的真正价值，也不去比较对美德的爱好与对美味食物的欲望。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样。他遵循平常谈话所采取的途径，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在他进行研究时，在弄清楚他的知识的范围方面更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从在一定情况下对一般人的观察中，得出他的暂时性的结论，并不打算探求个人的心理和精神的特征。但是，他也不忽视生活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相反的，即使在经济研究的较狭的用途方面，了解占有优势的欲望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坚强和正直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在经济研究的较广的用途方面，当这种研究被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的时候，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并考虑各种满足的实际价值的差异，这些满足是对活动的同样有力的动力，因为具有相等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的研究只是经济学的起点。但这种研究确是一个起点。
第二节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动力对穷人比对富人为大的计算：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
用货币来衡量动机，还有几种其他的限制要加以研究的。
第一种限制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多寡不同。
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其他满足），也许在一个时候比另一时候为大；这因为他所有的金钱，也许时多时少，或者因为他的感觉可以发生变化的缘故①。同样的事件，对于经历相同、外表相似的人所发生的影响，也常有不同。例如，当一群城市里的小学生到乡村里去度一天假日的时候，恐怕他们之中不会有两个人由此获得种类相同、强度相等的愉快。同样的，外科手术施于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父母对于子女，就我们所能说的，当然是同样慈爱的，但对爱子的夭折，父母的悲痛也大有不同。
有些人一般是不很敏感的，但却特别容易感到特殊种类的愉快和痛苦；同时，本性与教育的不同，可使一个人对苦乐的全部感受力比别人大得多。
所以，如果说任何有相同收入的两个人，都能从它的使用上得到同样的利益，或者说收入同样减少，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痛苦，都是不妥当的。从每年收入都是三百镑的两个人中各征一镑税的时候，虽然每人都要放弃一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这是他能最容易放弃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刚好是一镑对他所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所放弃的满足的强度，却不一定是相等的。
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使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则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一种利益或避免一种损害将要付出的货币，确是这种利益或损害的良好的衡量。假如有一千个人住在设斐尔德城，另有一千人住在利兹城，每人每年约有一百镑收入，对他们都征一镑的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镑的税在设斐尔德城将造成的愉快的丧失或其他损害，与它在利兹城将要造成的具有大约相同的重要性：如使他们的收入都增加一镑的话，则这两个地方就会得到相等的愉快或其他利益。如果他们都是成年男子，从事同一行业，因为可以推测在他们的感觉和性情上、兴趣和教育上也大致相同，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并对这两个地方的每年有一百镑收入的一千个家庭中每个家庭因减少一镑的收入所引起的愉快的丧失，加以比较的话，则这种可能性也毫不减少。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下一事实：使一个穷人对任何东西付出一定的代价，比使一个富人需要有较强的动力。对于一个富人而言，一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任何满足，比一个穷人为小。一个富人对是否花一个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犹豫不决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较一个穷人为小，而这个穷人却在考虑是否花一个先令去买可供他一月之需的烟草。每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下雨时坐车去上班，而每年只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在雨下得更大的时候，仍是步行上班；因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的费用所衡量的利益，对穷人比对富人较大。穷人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以后他将因缺少这笔钱而受到较之富人的感受为大的痛苦。在穷人的心目中，车费所衡量的利益，比在富人的心目中所衡量的为大。
但是，我们如能考虑大多数人的活动和动机时，造成这种差错的来源也会减少的。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家银行的倒闭使利兹城的居民损失二十万镑，使设斐尔德城的居民损失十万镑，我们就很可相信，在利兹城所造成的损失，比在设斐尔德城大一倍；除非我们确有某种特别理由，相信一城的银行股东比另一城的股东是一个较为富有的阶级；或者相信银行倒闭对两个城市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失业的比重不同，情况才不是这样。
在经济学所研究的事件中，绝大多数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的阶级；因此，如果两件事情所造成的愉快的货币衡量相等的话，则认为这两件事情的愉快多寡相同是合理的，也是合于平常习惯的。更进一步说，如从西方世界的任何两个地方，毫无偏见地抽出两大群人，他们会将金钱以大约相等的比例，作为生活的较为高尚的用途，因此甚至就有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他们的物质资源如有相等的增加，他们生活的美满和人类的真正进步也将有大约相等的增大。
第三节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说到另外一点，当我们以活动来衡量欲望，而欲望成为激发活动的动力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经济学把人看作正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预先考虑每一活动的结果，不管它的推动力是出自人们较高的还是较低的本性。
现在，经济学特别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而且，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确是遵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时候，风俗习惯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两方的任何正式的计算：但在人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便会互相谈说：“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较为适合，不一定是为了自私的利益，也不一定是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且常会这样辩解说：“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以及“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
的确，在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习惯或风俗，当它在别种情况下影响活动时，在努力与因努力而达到的目的之间，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关系。在落后国家里，仍有许多风俗习惯，类似使禁闭中的海獭自己筑堤的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历史家看来是充满深意的，而且立法者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世的营业事务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这样，人们生活中最有系统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了。凡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一切人的工作，都能被仔细观察；因而对这种工作就能作出一般的说明，并能用与其他的观察的结果作比较，来检验这种说明是否真实可靠；
关于对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动机所需的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多寡，也能作出数字的估计。
不愿延迟享乐，以留作将来之用的这种心理，是用积累的财富所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正是为留作将来之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然而，这种衡量却有某些特殊的困难，必须等到以后再加研究。
第四节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绑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
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必须记住：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是出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之一种手段，如果目的是高尚的话，则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也不是卑鄙的。假如一个青年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为了以后能自己负担进大学读书的费用，他是渴望获得金钱的；但这种渴望之心是并不卑鄙的。简言之，金钱是一般购买力，且被奉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段。
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虽属确实，但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货币或物质财富是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的缘故，甚至也不是因为它被当作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主要课题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如果已往的经济学家弄清楚了这一点的话，则他们就会避免许多可悲的误解；卡莱尔和拉斯金两人关于人类努力的正确目标和财富的正当使用之明训，就不会因为其中对经济学的痛加攻击而有所减色了，而这种攻击却是基于错误的意见：相信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利己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无关，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利己政策。
再者，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因为，即使生活中最纯粹的营业关系也是讲诚实与信用的；其中有许多关系即使不讲慷慨，至少也没有卑鄙之心，并且具有每个诚实的人为了洁身自好所具有的自尊心。其次，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是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到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初看起来似乎是索然无味的营业工作，由于它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胜与争权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产生很大的愉快。因为，正像一匹比赛中的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的竞争者的希望的鼓舞，比受到增大他的财产的欲望的激励，也往往是大得多。
第五节续前。
经济学家的工作的确总是要仔细考虑，吸引人们去谋求某种职业的一切利益，不论这些利益是否表现为货币的形态。
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则人们将会喜欢一种不必弄脏双手、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等等的职业；这些利益对每一个人的影响的确不完全一样，但影响大多数人，却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这些利益的吸引力就能用货币工资来估计和衡量，而它们是被当作与货币工资相等的。
其次，要得到周围的人的赞美、避免这些人的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任何一类人，往往发生大致相同的作用；虽然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不但对这种求誉欲望的强度大有影响，而且对赞美别人的那些人的种类，也大有影响。例如，一个自由职业的人或一个技术工人，对于来自同一行业的人的毁誉，会是非常敏感的，而对于其他的人的毁誉，则不甚介意了；如果我们不注意观察这一类动机的方向，并精密估计它的力量的话，则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会变为完全不真实了。
在一个人要做似乎会有利于他的同事的事情的欲望中，也许会有一点利己的念头在内，因此，在他希望他的家庭在他生前和身后都能兴旺发达的欲望中，也会包含个人的自尊心的因素在内。但是，家庭情感一般仍是利人主义的一种纯粹的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关系本身是有一致性的话，则家庭情感的作用恐怕就表现不出什么规律性来。事实上，家庭情感的作用是相当有规律的；经济学家总是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尤其是关于家庭收入在家人之间的分配、为孩子们准备将来事业的费用以及积累他所赚来的财富留作身后之用等问题。
因此，这不是缺乏意志而是缺乏力量，使得经济学家不能考虑这类动机的作用，如果采取很广泛的平均数的话，则某些种类的慈善活动就能用统计表来说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被归纳为规律，经济学家对此是很欢迎的。因为，像这样变化无常和不规则的动机，的确是很少的，不过，借助于广泛和耐心的观察，关于这种动机的某种规律是能被发现的。
即使现在，相当准确地预言家道小康的十万英国居民将会捐助给医院和教堂及传道会的捐款之数，也许是可能的；只要能这样做，对于医院护士、传教士及牧师的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作经济上的研究，就有基础了。然而，以下一点恐怕常是确实的：责任感和对邻人之爱所激起的那些活动，大多是不能分类、被归纳为规律和加以衡量的；因为这个理由——并非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利己心的缘故——经济学的方法才不能用之于这些活动。
第六节共同活动的动机对于经济学家具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以往的英国经济学家也许过于注重个人活动的动机。但事实上，像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研究个人，主要是将他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正像一所教堂不光是等于建成它的那些石头、一个人不光是等于一系列的思想和感情一样，社会的生活也不光是它的各个成员的生活的总和。全部的活动诚然是由它的构成部分所组成的；在研究大多数的经济问题时，最好的出发点诚然是在于影响个人的那些动机，个人并非被当作是一个孤立的分子，而是被当作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的一员；但是，正如德国学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经济学对于有关财产共同所有，与共同追求重要目的的动机，加以重大的和日见增长的注意，也是确实的。当代日益增长的热诚、大多数人的日益增长的智慧以及电报、印刷物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威力，不断地扩大为公众利益的共同活动的范围；这些变化以及合作运动的推广和其他各种自愿组织的团体，正在金钱利益影响以外的各种动机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它们常为经济学家不断地开辟衡量种种动机的新机会，而这些动机的作用似乎不能被归纳为任何规律的。
但事实上，动机的多种多样，衡量这些动机的困难和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是本书内我们将要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差不多本章所提到的每一点，在以后讲到与它有关的经济学的某些主要问题时，都需要加以较为详细的讨论。
第七节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参看附录三。
我们暂作结论如下：经济学家研究个人的活动，但是，他是从个人活动与社会生活而不是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来研究这些活动的；因此他不大注意个人性情和性格上的特点。经济学家仔细观察整个一类人的行为，有时是全国的人的行为，有时只是住在某一区域的人的行为，更多的则是在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的行为：靠了统计学的帮助，或用其他方法，经济学家就可知道他所观察的某一集团的成员正好愿意平均付出多少钱，作为他们所要的某一物品的价格，或者必须付给这一集团的成员多少钱，才能使他们作一种他们所不愿做的努力或牺牲。这样得到的关于动机的衡量，诚然不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若是十分正确的话，经济学早就与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并列；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与最不先进的并列了。
但是，这种衡量还是准确的，足以使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与这类动机有主要关系的各种变化所引起的结果的大小。例如，在任何一个地方准备开办一种新的行业，如要获得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供给——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劳动者，需要付给多少工资，他们就能很准确地估计出来。当他们参观一个工厂时，这个工厂是他们以前从未看见过的，只要观察某种工人的职业需要技术的程度如何，以及这一职业所包含的对于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能力的紧张程度如何，他们就能说出这种工人每星期可挣多少工钱，与实际只相差一两个先令。而且，他们能够相当正确地预言，某一物品的供给减少多少，将会造成价格上涨多少，以及价格上涨将对供给发生怎样的作用。
从这种简单的研究出发，经济学家就可进一步分析决定各种工业的地区分布的原因、住在遥远地方的人互相交换货物的条件，等等：他们能够解释和预言信贷的变动将如何影响对外贸易；或者，一种捐税的负担将从原来被征收的人转嫁到直接消费者的身上的大小，等等。
在这一切方面，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
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他们所研究的人，在他的营业生活中大大受到利己的动机的影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动机有关；但这个人既不是没有虚荣心和草率的作风，也不是不喜欢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或是不愿为他的家庭、邻人或国家而牺牲自己；总之，他是一个为喜爱善良生活而喜爱善良生活的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但主要是研究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这些方面，动机的作用是如此地有规律，以致能够加以预测，对动力的估计，也能用结果来证实，这样，经济学家已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
因为，第一点，他们所研究的事实是能被观察的，他们所研究的数量是能被衡量和记录的；因此，关于这种事实和数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时，这种分歧就能用公开的和可靠的记录来判明是非；这样，经济学就能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工作了。第二点，列入经济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类性质颇为相似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与在能用货币价格衡量的动机的影响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有关。当然，这类问题具有许多相同的主题：在性质上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但是，以下两点在演绎上虽不那样显然，但也是确实的：第一，有一种形式上的基本统一性贯通这类问题中的一切主要问题；第二，因此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就能省事，正像派一个邮差在一条街上递送一切信件，而不是每个人将他的信件交给每个邮差那样能够省事一样。因为，任何一类问题所需要的分析和经过组织的推论方法，对于别类问题一般也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越少从事于某一问题是否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这种学究式的研究，那就越好。如果事情是重要的，那就让我们尽可能地加以研究。如果是一个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还不能由正确和可靠的知识来解决；如果是一个经济分析和推论的一般方法还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末，在我们纯粹的经济研究之中，就将它搁在一旁好了。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如果要将这种问题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之内，反会减少我们经济知识的正确性和精密性而一无所获；我们要常记住：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伦理本能和常识来研究这种问题，这种本能和常识作为最后的公断人，将把从经济学和其他科学所得来的与经过整理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