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啦,波尔菲里,请问,”长官开口想说点什么,“为什么,我一直想亲口问问你,为什么你姓普谢尔多尼莫夫,而不姓普谢夫多尼莫夫?大概,你本来是姓普谢夫多尼莫夫的吧?”

“我无法说准确,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回答。

“想必是他父亲去任职时在公文上写错了,因此他现在就姓普谢尔多尼莫夫了,”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附和说,“这种事是常有的。”

“一定——是——的,”长官也热烈地随声附和,“一定——是——的,因为您自己可以判断一下:普谢夫多尼莫夫这个姓来源于文学词语‘笔名’,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呢,什么意思也没有。”

“是因为愚蠢,大人,”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补充说。

“为什么特别说是因为愚蠢呢?”

“大人,俄罗斯人很愚蠢,有时改换字母,有时按自己的想法读。比如,他们念VFNCEMK,而应当要读作WLNCEMK(‘残废人”)。”

“哟,是吗……WLNCEMK,嘿——嘿——嘿……”

“他们也是念OXHFD,大人,”一个高个子军官贸然说。他心里早就痒痒的,想出风头了。

“这个OXHFD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OXHFD,而是VXHFD(‘号码’),大人。”

“哎呀,不是OXHFD……而是VXHFD……是呀,是呀……

嘿——嘿——嘿!……”伊万·伊里奇对那个军官讲的笑话勉强地嘿嘿笑了笑。

那军官整了一下领带。

“他们还说VMHG,”《炭火块》编辑本想参加谈话,但那位大人尽量不去听他说话,不对大家嘿嘿笑了。

“不是VMHG而是OMHG(‘从旁边’)”编辑很气愤地接着说。

伊万·伊里奇严厉地望了他一眼。

“喂,你说些什么?”普谢尔多尼莫夫对编辑低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在谈话,难道连说话也不行吗?”那个编辑小声地争辩起来,但很快就闭上了嘴巴,暗自愤怒地离开了房间。

他径直溜到后面那间诱人的房间去。早在舞会开始时,那里一张盖着桌布的小桌上就为男舞伴准备了两种伏特加酒、鲱鱼、鱼子块和一瓶来自国家酒窖的烈性葡萄酒。他满腹气忿地给自己倒了杯伏特加。头发蓬乱的医科学生突然跑进房来,急急地、贪婪地扑向酒瓶,他是普谢尔多尼莫夫婚礼舞会上的头号舞蹈演员和康康舞①的表演者。

“马上开始喽!”他急促地如同发号施令地说:“你来看一看,我来个两腿朝天的独舞,晚宴后我冒险去找个妞……这对婚礼是十分适合的,可以说是对普谢尔多尼莫夫的一种友谊的表示……那个克列奥帕特拉·谢苗诺芙娜真招人喜欢,同她尽可以冒险干一干的。”

①法国游艺场中的一种黄色舞蹈。

“那是一个顽固落后分子,”那位编辑一边喝酒一边阴沉地答道。

“谁是顽固落后分子?”

“就是那个面前摆有水果软糕的人物。一个顽固落后分子!我告诉你吧。”

“嘿,走吧!”一听到卡德里尔舞的前奏,医科学生低声含糊地说了一句,就急忙走出房间。

编辑一个人留了下来。为了提神和自持,他又倒了一杯伏特加,喝干后吃了点东西。四等文官伊万·伊里奇从来没有给自己树立过像《炭火块》编辑那样的仇敌,特别是那编辑喝了两杯伏特加,对他竟会如此藐视、如此愤怒、如此无情。唉!发生这类事情完全出乎伊万·伊里奇的意料之外,他也没有料到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这事影响着宾客们对他这位大人更进一步的相互关系。事情是这样的:在他这方面,虽然对参加下属婚礼的原因作了恰当而又详尽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未能从根本上使任何人满意,而客人们仍旧惶惶不安。

但是,突然间一切都仿佛着了魔似地发生了变化;人们放下心来并准备寻欢作乐,哈哈大笑,小声叫喊,跳起舞来,好像那不速之客根本就不在房间里一样。这原因是不知怎么突然传开的传闻、耳语、消息,说那位客人似乎……有点儿醉了。初看起来,这似乎是极可怕的诽谤,但渐渐地却好像得到了说明,一切都突然弄清楚了。而且,突然变得特别地舒畅自如了。正在这时,晚宴前的最后一次卡德里尔舞开始了,那个医科学生赶忙前去参加。

伊万·伊里奇刚想再和新娘说话,企图用双关俏皮话使她难过,突然高个子军官跑到她面前,飞快地跪下一条腿。她马上从沙发上跳起来,同他飞也似地跑去跳舞了。军官甚至没有道一声歉,而她走时也没有望一眼长官,仿佛高兴躲避他。

“其实,她是有这种权利的,”伊万·伊里奇心想,“而且他们不懂得礼节。”“哼……波尔菲里老弟,你不必拘礼,”他对普谢尔多尼莫夫说,“也许,你那里有什么事……关于安排……或者那里有什么事……那就请别客气。”“他老守着我干什么,难道在监视我?”他自言自语补充说。

普谢尔多尼莫夫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凝视他,使他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总之,这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伊万·伊里奇绝对不想承认。

卡德里尔舞开始了。

“大人,您有什么吩咐?”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问,两手捧着酒瓶恭敬地准备给大人斟酒。

“我……我真的不知道,如果……”

但是,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脸上堆满毕恭毕敬的笑容,已经给他斟了香槟酒。给他倒满一杯后,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好像是悄悄地像做贼似地,曲蜷着身子,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所不同的只是自己那一杯还差一指宽才满,以表示尊敬。坐在顶头上司的身旁,他感到如同分娩中的产妇那样难受。真的该说什么呢?从职责上来说,他也需要取悦于这位大人,因为他有幸同他在一起共事。香槟酒是一个好办法,而且大人也很喜欢他来斟酒,这不是因为香槟酒本身——它只是暖身的寻常之物,而是精神上的乐趣。

“这老头自己想要喝酒,”伊万·伊里奇心想,“所以才不敢不给我斟酒,为什么要去阻止他呢?……如果酒瓶就这么放在我们中间不动,那才是可笑呢。”

他喝了一口,觉得总比这样坐着好。

“要知道,我来这儿,”他停顿地加重语气说,“我来这儿,可以说是偶然的,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我……比如说,参加这种婚礼有——失——体面。”

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沉默不语,畏怯地、好奇地谛听着。

“但是,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为什么来这儿……要知道,我不是来喝酒的。嘿——嘿!”

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本想紧接大人之后嘿——嘿笑几声,但不知怎么地打住了话头,干脆连一句安慰的话也不说。

“我来这儿,可以说是为了鼓励……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可以说是一种目的,”伊万·伊里奇继续说。他抱怨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脑筋迟钝,但自己也忽然地沉默起来。看到可怜的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甚至自觉有罪地垂下两眼,有点儿惶恐不安,赶紧又喝了一口酒。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抓起酒瓶又给他斟上,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解脱。

“你太没有办法了,”伊万·伊里奇想,严厉地望着可怜的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感到了首长对自己的严厉目光,决定继续沉默下去,眼睛也不抬起来。他们就这样相对坐了一二分钟,这对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来说是痛苦难受的两分钟。

现在来说一说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他是一个像母鸡那样温和的人,惯于奴颜婢膝,然而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甚至非常高尚的人。他是彼得堡的俄罗斯人,就是说,他的父亲和祖父生在彼得堡,长在彼得堡,并且也在彼得堡任职,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这是一类十分特别的俄罗斯人。他们对俄罗斯几乎毫无了解,也不因此而不安。他们的全部身心都局限在彼得堡,而主要的是在他们的职位上。他们的整个心思贯注在纸牌、商店和薪资上。他们一点也不懂俄罗斯的习俗、歌曲,除了《松明》曲之外,而且还因为它是用手摇风琴演奏的。不过,有两个重要而可靠的特征,根据这两个特征您当即可辨别出真正的俄罗斯人和彼得堡俄罗斯人。第一个特征是,所有的彼得堡俄罗斯人毫无例外地不说《彼得堡通讯》,而总是说《科学院通讯》①,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特征是,彼得堡俄罗斯人从不使用“早餐”一词,而总是用“早饭”一词来代替,特别是把“饭”字读得很重。根据这两个根本性的特征,您随时都可以把他们分别出来。总之,这是最近三十五年来最终形成的一种性格随和的人。不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一点也不愚蠢,要是长官问他什么适合的东西,他就会给予回答,并继续交谈下去,否则的话,作为一个属员去回答这些问题是不成体统的,虽然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很想详细知道大人的真正意图。

然而,伊万·伊里奇越来越陷入沉思,陷入思潮起伏;由于心不在焉,他不知不觉地频频喝酒。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立刻就非常热心地给他斟酒。两人都默默无言。伊万·伊里奇开始观看跳舞,不多一会就引起了他的兴趣。忽然间一个①当时《彼得堡通讯》是由科学院出版。

情况使他大吃一惊……

舞会进行得十分欢快。人们心里只是为着消遣取乐,甚至是想纵情作乐。会跳舞的人不少;但不会跳的却拚命踏着拍子,使别人认为他也是会跳舞的。最出风头的是那个军官。

他特别喜欢由他一人独舞。这时,他惊人地弯着身子,也就是说,全身像电线杆那样笔直,忽地歪到一边,你以为他会跌倒了,但是,又一个动作,身子歪到了另一边,和地面成斜角。他一脸严肃,信心十足地跳着,深信所有的人都会对他惊叹不已。第二节舞开始时,另一男舞伴在女舞伴的身旁睡着了,由于在卡德里尔舞开始前他就已经喝醉,因此,他的舞伴不得不单独跳了。年轻的收发员和戴天蓝色头巾的女舞伴一起跳舞,在每一节的舞中,在当晚的五次舞中,他总是做着同样的动作:他的动作总是比舞伴慢一点,顺手抓住舞伴头巾的一角,当面对面交错时,就急忙在头巾角上连连飞吻,他的女舞伴在他面前飘过去,似乎毫无察觉。那个医科学生真的表演了乱七八糟的舞,引起了一阵狂欢、跺脚和满意的尖叫。总之,无拘无束达到了顶点。伊万·伊里奇醉了,他开始发笑,但是,一种痛苦的疑虑慢慢潜入他的心底:当然他很喜欢随便,无拘无束,当他们后退的时候,他希望,甚至真诚地希望无拘无束,但是现在这无拘无束已经出格了。

比如,穿着破旧的四手货蓝色天鹅绒连衣裙的女人,在跳第六节舞时用别针别着裙子,结果像是穿着裤子。这个女人就是克列奥帕特拉·谢苗诺芙娜,照她的舞伴、医科学生所说,尽可以同她冒险干一干。至于那个医科学生,那是没有可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福金”

①。这是怎么呢?人们退缩着,而忽然间很快就活跃起来,那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这种表演有点奇异:它预示了一件事情。他们仿佛忘记了人世间有伊万·伊里奇这个人。当然啦,他是第一个笑的人,甚至敢于喝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恭敬地随声附和嘿嘿笑着,其实,虽然他表面上那么高兴,却没有料到那位大人的心中已滋生起新的痛苦了。

“年青人,你跳得太好了,”伊万·伊里奇不自然地对跳完一曲从身旁走过的医科学生说。

那个学生霍地转过身来做了个鬼脸,把脸凑近那位大人,近得不成体统,而且扯着嗓门学了一声鸡叫。这太过火了。伊万·伊里奇从桌旁站起来。虽然他站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止不住的哈哈大笑,因为那鸡叫声太像,而那鬼脸也太意外了。伊万·伊里奇仍旧莫名其妙地站着,这时,普谢尔多尼莫夫突然走来行个礼,请他去晚宴。他的母亲也跟在他后面来了。

“尊敬的大人,”她边行礼边说,“请您赏光,别嫌我们贫寒……”

“我……,我,真的不知道……”伊万·伊里奇开口说,“我不是为了……我……我本想要走的……”

确实,他手里拿着帽子。并且,就在这一瞬间他决心马上就走,无论如何要走,绝对不留下来……然而竟留下来了。

他即刻向餐桌走去。普谢尔多尼莫夫和母亲走在前头为他引①福金,是六十年代初在彼得堡极受欢迎的舞蹈者——康康舞的主角。

路。安排他坐上席,又一瓶新的香槟酒摆在他的面前。小吃有鲱鱼和伏特加酒。他伸手自斟了一大杯伏特加,并将它喝干了。以前,他从来没有喝过伏特加。他感觉仿佛从山上滚下来,飞,飞,飞,要停住,抓住点什么,但是,什么办法也没有。

真的,他的处境变得越来越怪,况且,这也是命运的某种嘲弄吧。天知道他在这一小时发生了什么。当他走进这屋子时,他可以说是要拥抱全人类,拥抱他的全体属员;可是,一个小时还没有过去,他万分痛苦地感到并知道,他憎恨普谢尔多尼莫夫、诅咒他、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婚礼。并且,从脸色和眼神上他也看得出来,普谢尔多尼莫夫也憎恨他,望着他几乎说:“希望你滚开,该死的!累赘鬼!……”从普谢尔多尼莫夫的目光中他早已看出这个意思了。

当然,甚至现在坐在桌旁时,伊万·伊里奇也宁肯砍下一只手,也不愿承认(不仅不大声承认,甚至对自己也不愿承认),这一切真正的就是这样。一分钟还没有过完,而现在他在精神上还有某种平衡。但是他的心,心……有多痛苦!它需要宽舒,需要空气,需要静息。要知道,伊万·伊里奇终究是太善良了。

你知道,他清楚,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早就该走了,不只是走开,而是逃脱。他也十分知道,一切都忽然变得不像,完全不像不久前走在人行道上时所想象的那样。

“我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呢?我上这儿来,难道是为了吃喝吗?”当他吃鲱鱼时,他问自己。他甚至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

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心里时常出现嘲讽。他甚至连自己也开始不理解他真的是为什么而来的了。

可是,怎么走开呢?没结束就这么走掉是不行的。“人们会说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说我爱逛不三不四的地方。如果没有完成目的,那的确会是那样。比如,明天(因为到处都会传开的)斯捷潘、谢苗、办公室里、申贝尔家、舒宾家会说什么呢?不,一定要让他们全都了解我来的目的,一定要表现出精神上的目的,我才能离开……”然而,良机不再有了。

“他们甚至不尊重我了,”他继续想。“他们在笑什么呢?他们太放肆了,好像无情的人……是的,我早就料到整个年青一代是没有感情的!我无论如何要留下来!他们现在跳舞,不一会就会聚到餐桌旁来……我将谈论问题,谈论改革,谈论俄罗斯的伟大……我还会把他们吸引住哩!是啊!也许这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呢……也许实际上永远都是这样的。我该从什么谈起才能吸引他们呢?我该用什么手段呢?我茫然了,真正茫无头绪了……他们需要什么,要求什么呢……我看见他们在那里发笑……是笑我吗?天哪!我需要什么呢?我为什么来,为什么不走,要得到什么呢……”他想着想着,一种耻辱感,深重难受的耻辱感愈来愈撕裂着他的心。

然而,一切在照样进行,一个接着一个。

伊万·伊里奇在桌旁落座刚过两分钟,一个可怕的思绪困扰着他的整个身心。他忽然感到醉得厉害,就是说,不像先前那样,而是烂醉了。这原因是刚喝过香槟酒后喝了一杯伏特加,那酒马上起了作用。他感觉全身乏力。当然,他的傲慢倍增,但神智还是清醒的,并且对他喊:“不妙啊,很不妙,甚至会完全失礼呢!”自然,那些酒后多变的思绪不可能停留在一点上: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甚至他自身也感觉得出来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傲慢、成功的愿望、排除障碍以及志在必得的百倍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心中的剧痛和情绪沮丧。“他们会说什么呢?这将如何了结呢?明天会发生什么呢?

明天,明天!……”

起初,他不知怎么暗地里预感到,客人中已有他的反对者。“这原因想必是我方才喝醉了,”他怀着痛苦的猜疑想了想。现在,当他从一些确凿的征兆上确信,在这宴席上有他的反对者,而且无可置疑时,他是多么恐惧啊!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他思忖着。

宴席餐桌上总共坐了三十人左右,有的人已经吃完,有的人很放肆,叫叫嚷嚷,大声说话,提前祝酒,或用面包屑和女宾们互相投掷。有个长相难看、身着满身油污礼服的男客,刚落座就从椅子上倒下去,直到晚宴结束还没起来。另有一个人直想爬到桌上去祝酒,只是被那个军官抓住上衣的后襟,才阻止了他的这种过早的狂热行为。虽然从某将军家雇了个农奴作厨师,但菜的花色极为平常:鱼冻,土豆牛舌,小豌豆肉饼,而后是鹅,最后一道是牛奶杏仁酪。酒类有啤酒、伏特加、烈性白葡萄酒。一瓶香槟酒摆在大人一人的面前,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不得已要去给他斟酒,他在晚宴时已不敢自作主张了。其他客人干杯时规定喝山地酒,或碰上什么就喝什么。餐桌是由许多桌子拼凑起来的,其中有一张牌桌。餐桌上铺着许多块桌布,其中一块是雅罗斯拉夫尔出产的花麻布。男女宾客混合就座。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不入座,她忙碌地张罗着,掌管着。可是,这时来了个凶恶的女人——她以前没有露过脸,穿件浅红色绸缎连衣裙,包扎着牙齿,戴着高高的包发帽。原来她是新娘的母亲,终于同意从后房出来参加晚宴了。她直到现在才出来,是由于她和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之间有着不能和解的私怨。不过,这个问题往后再说吧。这女人恶狠狠地甚至嘲讽地看着上司,显然,她是不乐意被介绍给他的。伊万·伊里奇觉得这个女人极其可疑,不过,除她之外,别的人也很可疑,他们给人以下意识的担忧和不安,甚至还让人感到,他们这些人在串通一气,正是为了反对他。至少伊万·伊里奇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因此,在整个晚宴过程中他对此越发深信不疑了。正是如此:那个留胡须的先生是一位自由主义艺术家,他怒气冲冲,甚至一次又一次地瞧瞧伊万·伊里奇,而后转过身去同邻座窃窃私语;另一个是学生,确实已经酩酊大醉,但仍然有迹象表明他也可疑;对那个医科学生同样不要寄什么希望;就是那个军官也不可完全信赖;那位《炭火块》编辑的眼里闪现着一种特殊而露骨的仇恨:他高傲地坐着,自负地张望着,还随意地扑哧而笑呢!那位在《炭火块》上只发表过四首小诗就成了自由主义者的编辑,其他的客人虽然对他不屑一顾,甚至明显地不喜欢他,但是,当伊万·伊里奇身旁忽然落下一团面包屑时——这面包屑明显地是对着他的,伊万·伊里奇敢打赌说,这不是别人而是《炭火块》编辑扔来的。

无疑,所有这一切都给他悲观失望的影响。

还有,进行观察也是令人极不愉快的。伊万·伊里奇确信自己说话开始不清晰和吃力了,有很多话想说,可就是舌头转不动,而且,忽然间他仿佛失去了知觉,更糟的是,突然无缘无故地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笑的。这种现象在喝了一杯香槟酒后很快就消失了。这杯酒虽然是伊万·伊里奇自己斟下的但并不想喝,所以完全是突然之间在无意中喝下去的。喝过之后,他差点想哭。他感到他在陷入最怪诞的感情中。他又开始爱,爱所有的人,也爱普谢尔多尼莫夫,也爱《炭火块》编辑。他忽然想要拥抱他们所有的人,忘掉一切并与他们和解。同时,开诚布公地把一切告诉他们,一切的一切,就是说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完美的人,具有多么卓越的才干。他将多么有益于祖国,多么善于取悦女性,而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多么进步的人,多么仁爱地同情所有的人,同情最底层的人,而结束谈话时,他要坦诚地说明促使他未经邀请参加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婚礼,喝了两瓶香槟酒以及以他的到来使普谢尔多尼莫夫感到幸福的动机。

“的确!千真万确首要的是坦诚!我将以坦诚感化他们。

我清楚地看到,他们将会信任我;即便他们现在还以仇视的眼光看我,但当我向他们坦露一切时,我将令人倾倒地使他们折服。他们将斟满酒杯并高声为我的健康干杯。我相信,那军官会把酒杯砸碎在马刺上,甚至高呼“乌拉”!如果他们按骠骑兵的方式把我抬起来向上抛,我对此是不会反对的,甚至会感到很舒服的。我将吻新娘的前额,她真讨人喜欢。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也是个大好人。当然,普谢尔多尼莫夫以后也会改好的。可以说,他还缺乏上流社会文雅的风度……

当然,虽然整个新的一代还没有这种有礼貌的诚挚态度,但是……但是我将同他们谈当前俄罗斯在其他欧洲列强中所肩负的使命,我还要谈到农民问题,甚至……,他们大家都会喜欢我,我将风风光光地走出去!……”

所有这一个个幻想当然都是十分令人惬意的,但是,也有不愉快的东西,那就是在这些美丽的希望中,伊万·伊里奇忽然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出乎意料的能力:好吐痰。起码也是完全不顾他的意志,一口痰就从嘴里飞出来了。他发现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的面颊上溅上了他的痰。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出于礼貌仍然端坐着,不敢立即把它擦掉。伊万·伊里奇拿起一块餐巾自己赶快把它擦去。但是,他马上感到,这样做有多么荒唐,多么谬误。他沉默起来,开始感到惊讶。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虽然把酒喝干了,但依旧坐在那里像只落汤鸡一样。伊万·伊里奇现在才意识到,他对他谈一个最有趣的话题差不多有一刻钟了,而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在听他谈话时,仿佛不仅感到不安,而且还有些害怕。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隔着一把椅子,也把脖子伸向他,侧着脑袋谛听着,露出一付最令人厌恶的样子,确实像是在看守他。伊万·伊里奇扫视一眼客人,看见许多人直望着他哈哈大笑。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时他一点也不难为情,相反,他又喝了一口酒,突然大声地说了起来。

“我已经说过啦!”他尽量拉大嗓门,“先生们,我刚才已经对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说过,俄罗斯……是的,正是俄罗斯……总之,你们明白我想说什么吗……我深信俄罗斯正在丧失人道,……”

“人道!”有人从餐桌的那一边回答说。

“嗯——嗯!”

“嘘——嘘!”

伊万·伊里奇突然打住了话头。普谢尔多尼莫夫从座位上站起来仔细察看:谁在喊叫?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悄悄地摇了几下头,像是在劝阻客人。伊万·伊里奇对此一清二楚,但却痛苦地没有作声。

“人道!”他固执地继续说,“刚才……就在刚才我对斯捷潘·尼基——基——福——罗维奇说过……是的……也就是所谓复兴……”

“大人!”餐桌那一边的人大声说。

“请问,有什么指教?”伊万·伊里奇打断他的话问,并极力想看清楚是谁在对他喊叫。

“根本没有什么,大人。我很受感动,请往下说,往——下——说!”又是方才的那个声音在说。

伊万·伊里奇哆嗦了一下。

“比如说,对这些事情进行革新……”

“大人!”喊的又是那个声音。

“您要干什么?”

“真是的!”

这一次伊万·伊里奇不再克制了。他停了说话,转身对着无礼取闹者。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喝得烂醉,心里疑虑重重。他叫嚷了很久,甚至打碎了一个杯子和两个碟子,而且还说,婚宴上似乎该这么闹。当伊万·伊里奇转身向他时,那个军官已开始厉声申斥他。

“够啦,嚷什么?你听着,给我滚出去!”

“不是说您,大人,不是说您!请您说下去吧!”快活起来的那个学生叫着,箕踞而坐在椅子上,“请往下说,我在洗耳恭听,我很——很喜欢——您讲的!值得夸奖,值得夸奖!”

“是一个喝醉的学生!”普谢尔多尼莫夫低声提示说。

“我看,他是喝醉了,不过……”

“我刚才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大人!”军官开口说,“说的是我们队的一个中尉,他正是这样同上司说话。这个学生现在就是模仿他,重复他上司的每一个字;值得夸奖,值得夸奖!十年前他就因此被革了职。”

“哪儿——的中尉?”

“我们队的,大人。他就是因为说值得夸奖的字眼而发疯的。起初用温和的方式对他规劝,而后进行拘捕……上司像父母那样待他,让他悔改,但他却对上司说:值得夸张,值得夸奖!令人惊奇的是,他是一个很威武的人,身高九俄寸①。

他们想把他交法庭审判,但发现他已疯了。”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对这样天真的人可不能这么严厉,我这方面准备给予宽恕……”

“是通过医学诊断的,大人。”

“怎么,解——剖——过吗?”

“哪能呢,他是活人嘛,大人。”

起初秩序井然的客人中响起了一阵响亮的、几乎遍及全场的哈哈笑声。伊万·伊里奇暴怒起来了。

①一俄寸等于.厘米。寸为一尺。按照俄国人的习惯,人马超过两俄尺的,两俄尺即省略,这里说九俄寸,是省略了两俄尺的,此人的实际身高为米。

“先生们,先生们!”他叫喊起来,起初并不口吃,“我很清楚,活人是不会解剖的。我认为,他已神经错乱,不算是活人了……也就是说,他死了……也就是我想说……你们不喜欢我……然而,我却喜欢你们大家……是的,我也爱波——波尔菲里……我降低自己的身份才这么说……”

这时,一大口YCEMNC①从伊万·伊里奇的口里飞出来落到桌布上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普谢尔多尼莫夫急忙走上去用餐巾把它擦掉。这最后一件倒霉事把他彻底毁了。

“先生们,这太过火了?”他绝望地叫了一阵。

“这个人喝醉了,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又提示说。

“波尔菲里!我看你们……大家……对了!我是说我希望……对了,我要你们大家说:我有什么不得体的吗?”

伊万·伊里奇几乎哭了。

“大人,哪能呢!”

“波尔菲里,我要你……说一说,我来……是的……是的,参加婚礼,我是有目的的。我想在精神上提高……我希望你们感到。我要你们大家说: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降低身份了呢?”

一片沉默。问题正是一片沉默,而且对那个断然的提问,回答的也是一片沉默。“喂,对他们喊叫什么呢,即使在这时候对他们喊叫什么呢!”大人的脑海中闪过这一想法。但是客人们只是互相交换眼色。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半死不活地坐在那里,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吓成了哑巴,只是自言自语地重①法语:痰。

复着他早有了解的那个可怕问题:“对这一切我明天怎么办呢?”

已经烂醉如泥的《炭火块》编辑一直愁眉苦脸、默不作声地坐着,此时突然目光炯炯直对伊万·伊里奇,代表全体在座的人作回答。

“是的!”他大声喊起来,“是的,您失了体面,是的,您是个顽固落后分子……一个顽固——落后——分子!”

“年青人,放明白点!您这是跟谁说话!”伊万·伊里奇暴怒地吼起来,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跟您说话,其次,我不是年青人……您是来摆架子,出风头的。”

“普谢尔多尼莫夫,你这是干什么呀!”伊万·伊里奇大叫起来。

普谢尔多尼莫夫吓得跳起来,像根木头似的不知所措,客人们在自己的座位上也成了哑巴。那个艺术家和那个学生则拍手叫好。

那个编辑怒不可遏地继续叫喊:“是的,您是来鼓吹仁爱的!您让大家扫兴。您喝的是香槟,可不想一想,对于一个月薪十卢布的小职员来说,这香槟有多昂贵。我猜想,您就是那些挑逗自己属员的娇妻的上司之一!此外,我认为您接受贿赂……是的,是的,是的!”

“普谢尔多尼莫夫,普谢尔多尼莫夫!”伊万·伊里奇开始叫起来,向他伸出一双手。他感到编辑的每一个字都是插进他心脏的一把利剑。

“大人,请别担心!”普谢尔多尼莫夫用力地说了一句就向编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将他从桌旁拖开。孱弱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竟有如此大的力气,真是叫人难以想象。不过编辑已经醉了,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却很清醒。接着,普谢尔多尼莫夫给他背上几拳,把他推出门去了。

“你们全都是卑鄙的家伙!”编辑叫着,“我明天要在《炭火块》上画你们的漫画!……”

客人们一个个都从座位上跳起来。

“大人,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母亲及几个客人围着长官叫喊道,“大人,请放心!”

“不,不!”长官叫着,“我完了……我到这儿来……是想,可以说是来道喜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像没有知觉似地跌坐在椅子上。两手搁在桌上,头垂在手上恰好落到了牛奶杏仁酪盘子里。人们惊恐的模样就不必去描画了。过了一会,他站起来(显然是想走开),身子一晃,绊在椅子腿上便倒在地板上打起鼾来。

不喝酒的人偶尔一喝就醉是常有的事。他一直神智清醒,可后来忽然倒了下去仿佛被砍倒似地。伊万·伊里奇躺在地上完全失去了知觉。普谢尔多尼莫夫抓住自己的头发,就这样呆呆地一动不动。客人们慌忙散去,各人按照各人的理解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这时已经快到凌晨三点了。

主要的问题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处境比所能想象到的还糟得多,虽然现在这种状况一点也不吸引人。伊万·伊里奇暂时仍躺在地上,普谢尔多尼莫夫站在他旁边,绝望地揪着头发的时候,让我们中断一下我们的这个故事,用几句话来谈一谈普谢尔多尼莫夫本人的情况。

就在他结婚前的一个月,他陷入了绝境。他出生在外省,父亲曾在那里供职,后来吃官司死在那里。普谢尔多尼莫夫在彼得堡整整奔波了一年,大约在婚前五个月,才弄到月薪十卢布的职位,身心才得以平复,但不久又为家境所困扰。普谢尔多尼莫夫一家只剩下他和母亲两人。母亲在丈夫死后离开了省城。母子俩一起挨冻,吃的是很糟的食物。常常过着这种日子:普谢尔多尼莫夫自己拿着杯子到丰坦卡河里去打水,在那里喝个饱。找到工作后,他和母亲才在贫民窟里马马虎虎安顿下来。母亲开始给人家洗衣服,而他积攒了三四个月才给自己添制了一双靴子和一件大衣。就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也经受过多少难堪的场面:上司走上前来问他有多久没有上澡堂洗澡了?人们纷纷传说他的文官制服衣领下有一窝窝的臭虫。但他性格刚毅,而从外表上看他既温和又文静。他只受过很少教育。几乎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否有过思考,是否有过计划,是否有过什么理想,但相反,他身上一种本能的、下意识的倔强决心正在形成:他决心摆脱这种低下的地位闯出一条新路来。他身上有一股蚂蚁般的顽强劲;如果把它们的巢毁了,它们立即又会重新去建造,毁了,又建造,就这样不疲不倦地进行。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关心家事的人。从他的额头上可看出,他会闯出路子,会筑起一个窠来,甚至还能有点积蓄。全世界只有他的母亲是爱他的,而且爱得发疯。她是一个坚强、不知疲倦、能干活,同时又是心地善良的女性。如果不是碰到退休的九等文官姆列科皮塔耶夫,他们就会在贫民窟住下去,也许再住五六年直至境况的改变。姆列科皮塔耶夫曾任财务主任,以前在省城供职,最近才带着全家在彼得堡定居。他认识普谢尔多尼莫夫,普谢尔多尼莫夫的父亲曾有恩于他。他有钱,当然不会太多,但是有,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无论他的妻子、大女儿或亲属都不知道。他有两个女儿,而他是一个十分刚愎自用的人、酒鬼、家庭暴君,此外,他是个病号。因此,忽然想起个主意要把一个女儿嫁给普谢尔多尼莫夫,他说,“我认识他,他父亲是个好人,儿子也会是好人。”

姆列科皮塔耶夫怎么想就怎么做,说到做到。这是个极端刚愎自用的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安乐椅里度过的。疾病夺去了他的一条腿,使他成了残废,不过,这不妨碍他喝伏特加。他成天喝酒,骂人。他很凶,总不免要折磨人。为此,他将几个远房女亲戚收留在身边:他的一个有病而爱吵嘴的姐姐,他妻子的两个妹妹,也是又凶又多嘴的人;断了一根筋骨的老姑母。还养着一个食客——俄罗斯化的德国女人,她有给他说《天方夜谭》的才能。他的全部乐趣就是嘲弄这些不幸的寄居者,时刻对她们破口大骂,她们当面不敢回一句嘴,除开他生来就有牙病的妻子以外。他挑唆她们互相吵嘴,在她们中间制造和拨弄是非、纷争,而后,看到她们几乎要动武时,就哈哈大笑,欣喜若狂。当他的大女儿同军官丈夫过了十年穷苦生活后成了寡妇,带着三个幼小病儿归来时,他也喜不自禁。他容不了她的几个孩子,但是随着他们的到来增添了他每天试验的内容,所以这老头子还是很高兴的。这一大群恶妇和有病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折磨者,一同挤在彼得堡郊外的一所木屋里。他们常常是半饥半饱,因为那老头很吝啬,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给钱,虽然他自己不吝啬喝伏特加;她们睡眠不足,因为老头子患失眠症,需要她们排遣。总之,所有这一切使得她们穷苦度日,使得她们诅咒自己的命运。就在这时,姆列科皮塔耶夫看中了普谢尔多尼莫夫,他对他的长鼻子和谦恭的样子感到惊讶。孱弱而不好看的小女儿当时正满十七岁。她虽然上过德国HXBF①,但在那里,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她在残废和酗酒的父亲的拐杖下,在家庭诽谤、窥视和谗言中成长,一副营养不良的病态样子。她从来没有朋友,也没有头脑,早就想嫁人。在外人面前她胆怯得不敢说话,但在家中,她对母亲及寄食者则是凶恶的,像锥子那样锋利。她特别爱拧她姐姐的孩子并对他们拳脚相加,密告他们偷吃糖和面包,因而在她和她姐姐之间常常引起无休无止的吵骂。老头子个人主张她嫁给普谢尔多尼莫夫。虽然他很穷,但要求给他点时间考虑。他和他母亲踌躇了好久,但是,还是把那所房子的房产转到了新娘名下,虽然是个极差的木头平房,但还是值几个钱的。此外,还给了她四百卢布——你自己什么时候能积攒到这么多的钱呢?“我为什么要招一个男人到家里来呢?”顽固的酒鬼喊道,“第一,因为你们全是娘们,而我讨厌娘们。

我要让普谢尔多尼莫夫听我的吩咐,因为我是他的恩人。第二,我这样做就是要使你们都不高兴,都生气,我就是要和你们作对。我说了就一定会做到!而你,波里菲里,她做了你的妻子后,你就打她,她生来就有许多魔鬼附身,把它们①法语:学校。

赶走,我给你预备一根拐杖……”

普谢尔多尼莫夫一言不发,但他已经拿定主意。还在婚礼前他和他的母亲就被接来了,让他们洗得干干净净的,给了他们衣服、鞋袜和结婚用款。老头子所以优待他们,也许正是由于全家人都憎恨他们。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甚至很得他的欢喜,所以他克制着,没有欺侮她。不过,在婚前一周,他让普谢尔多尼莫夫跳了跳卡扎乔克舞①。“喂,行了,我只是想看看,你在我面前是不是会忘乎所以,”他在他跳完舞后说。他给了他刚够支应婚礼的一笔钱,请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普谢尔多尼莫夫这一方面所请的仅有《炭火块》编辑和贵宾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普谢尔多尼莫夫很清楚,新娘嫌弃他,她十分愿意的是嫁给那个军官而不是嫁给他。但他对一切都忍耐着,并劝说他母亲也这样。婚礼的整个白天和晚上,老头子都在骂着脏话,酗酒。由于举行婚礼,全家人都躲到后屋,挤在那里直到天黑。前屋预备作跳舞和晚宴用。

晚上十一点左右,老头子喝得烂醉,睡着了。新娘的母亲这一天特别爱向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发脾气,这时终于决定息怒,并出席舞会和晚宴。伊万·伊里奇的出现使一切都变了样,姆列科皮塔耶娃感到很难堪、觉得受了侮辱,于是破口大骂,为什么不事先告诉她邀请了长官。人们劝她,说他是自己来的,是不请自来的,可她蠢得不愿相信。香槟酒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只有一卢布,而他自己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不得不向凶恶的老太婆苦苦哀求①卡扎乔克舞是源于哥萨克人的一种速度逐渐加快的民间舞蹈。

借钱买了一瓶,而后又买了一瓶。他们向她说明,这关系着普谢尔多尼莫夫官场的未来、功名的前途,经过劝说,她终于拿出了私房钱,但也让普谢尔多尼莫夫吃尽了苦头,使他一次又一次跑进新房去,默默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一头扑倒在准备作天堂美梦的喜床上,由于无可奈何的愤恨而全身发抖。是啊!伊万·伊里奇可不知道,这晚上他喝掉的两瓶香槟需要多少钱啊!这场婚礼被伊万·伊里奇弄到如此的结局时,普谢尔多尼莫夫心中多么恐惧、苦恼,甚至绝望啊!一桩桩的烦恼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任性的新娘的尖叫和眼泪、糊涂的岳母娘也许会通宵责备。即使不责备,他的脑袋也已经痛起来了,烟雾和昏暗也已经弄得他两眼昏花了。可这时伊万·伊里奇还得他去照料。现在已是凌晨三点,该请个大夫,或找辆四轮轿式马车送他回家。一定要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因为送这样的人物是不能用那种万卡①出租马车的。可雇辆马车又到哪儿去借钱呢?长官在晚宴上既没有同姆列科皮塔耶娃说上两句话,甚至也不看她一眼,她为此十分气忿,已声明她一个戈比也没有。也许她真的一个钱也没有了。上哪儿去借?怎么办呢?是呀!他是有原因揪头发的。

暂时已经把伊万·伊里奇转送到餐室的一张小皮沙发上了。当人们在收拾饭桌把一张张桌子移开时,普谢尔多尼莫夫正往各处去借钱,甚至试图向仆人借,但谁也没有。他又想碰碰运气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借,他比别人逗留得久。虽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一听说借钱,他就莫名其妙,甚至惊①旧俄对驽马拉的载客马车的俗称。

吓不已,说了一大堆使人料想不到的废话。

“下一次我一定乐意借钱,”他含糊地说,“但是这一次……说实话,得请你原谅我了……”

说完他就抓起帽子急急忙忙走了。只有那个说圆梦书的青年有同情心,还能帮上忙,即使还不到时候。他比别人留的时间长,真正同情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遭遇。最终,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的母亲及那个青年共同商定不去请大夫,最好去叫辆四轮轿式马车把醉人送回家。而在找到马车之前,暂时试用一些简便方法,例如用凉水敷太阳穴和头部,用冰敷头顶等。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开始做这些事。那个青年飞也似地去找马车,因为是在彼得堡郊外,又是深更半夜时候,连出租马车也没有了,于是他跑到很远的车行去租,把车夫都叫醒来。开始讨价还价,他们说,这种时候租四轮轿式马车就是五卢布也不够,不过还是同意了三卢布。但是,将近四点左右那青年坐着租来的马车回来时,他们早已改变了主意。原来是伊万·伊里奇仍然神智不清,疼痛难忍,呻吟不止,辗转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送他回家是绝对不行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会是什么结果呢?”已经完全不知所措的普谢尔多尼莫夫说。怎么办呢?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把病人留下来,那么把他安顿到哪儿呢?全家仅有两张双人床:一张大的双人床,是姆列科皮塔耶夫夫妇的,另一张是新买的胡桃木的,是新郎新娘用的,所有其他住户,或者确切点说是女住户,都睡在地板上,横七竖八,多数人睡在羽毛褥子上,那些褥子都有些破烂,散发着一股臭味,也就是说太不像样子,而且刚够那些人用,几乎没有多余的。把病人安顿到哪里去呢?褥子大概还可找到一床——万不得已时可以从中抽出一床来。但是铺在什么地方、摆到什么上面呢?看来,只有铺在客厅里了。因为这间屋子离家人的住地最远,而且有一扇单独的门。可是铺在什么上面呢?难道铺在椅子上吗?大家知道,只有给那些周末回家度假的中学生才把被子铺在椅子上,而对于像伊万·伊里奇这样的人物,这样做是十分不恭敬的。如果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睡在椅子上,他会说什么呢?

普谢尔多尼莫夫不希望听到那些话。只有一个办法了:把他安排到新娘床上。我们已经说过,这新娘床在紧挨餐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床上铺着新购来而未用过的双人褥垫,干净的床单,四只粉红色细棉布枕头,外罩镶褶边薄纱套子;被子是绣花粉红色缎子的;从金环里垂下来薄纱帐子。总之,一切都很完美,差不多都去看过卧室的客人们,都称赞它的陈设。新娘虽然讨厌普谢尔多尼莫夫,但在晚宴时好几次悄悄地跑进新房去看过。当她听说,要把染上类似霍乱的病人放到喜床上时,她感到多么气愤和恼恨!新娘的母亲为女儿抱不平,大骂,说第二天要告诉她丈夫;但是,普谢尔多尼莫夫显示权威坚持要那样做,于是伊万·伊里奇被抬进去了,而把新郎新娘安排到客厅的椅子上。新娘哭哭啼啼,准备去闹,但又不敢不听话:因为她父亲有一根她很熟悉的拐杖,而且她也知道,她父亲明天一定会要求她详细报告的。为了安慰她,他把粉红被子和薄纱枕头给了她。这时,青年坐着马车回来了;当得知不需马车时,他十分惊惶,他必须自己付车费,而他口袋里还从来没有过十戈比。普谢尔多尼莫夫声明他已身无分文。大家试图劝导车夫,但他闹起来,甚至敲打栅栏门。我不甚了解这是如何了结的,好像是那青年像囚犯似地坐着那马车上佩斯基圣诞四街去,那里有一个学生在熟人处留宿,试着把他叫醒,问他是否有钱?当新郎新娘在客厅里安置停当、闩上房门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在病床旁守护一整夜。她睡在地毯上,用皮袄蒙着头,但也不能入睡,因为她不时要爬起来:伊万·伊里奇的肠胃十分糟。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是位刚毅、宽厚的女性,她给他脱衣、摘帽,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服侍他,整晚不断地把便盆通过走廊送出去拿进来。然而,这一夜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终结。

新郎新娘被安置在客厅里不过十分钟,那里忽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声,不是高兴的喊叫,而是极为令人不安的声音。

随即又是一阵喧哗和仿佛椅子落下的碎裂声。刹时间,一大群衣衫不整的女人唉声叹气、神色惊慌地闯进还是黑漆漆的屋里。那些女人中有新娘的母亲,有这时丢下生病的孩子的姐姐,三个姑妈和姨妈,连断了一根筋骨的姑母也勉强来了。

女厨娘也在这里,那个会讲故事的德国女人也跟着一起来了。

硬是从她那里把她个人的羽毛褥子抽给了新郎新娘,那是这屋里最好的、她唯一的私产。这些为数众多、有预见的女人,被一种无法解释的好奇心所驱使,早在一刻钟前就踮着脚从厨房里穿过走廊悄悄地钻进前厅去窃听。这时,有人急忙点燃了腊烛,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出乎意外的情景:椅子承受不住双倍的重量,而且仅仅从边缘支撑着宽大的褥子,于是散架了,褥子便从椅子间塌落到地板上。新娘气得抽抽搭搭地哭;这一次她委曲得伤心透了。精神沮丧的普谢尔多尼莫夫像暴行被当场揭穿的罚犯一样站着,他甚至不想为自己辩解。四面八方传来一声声的哀叹和尖叫。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听到喧哗声也跑过来,但是,这一次新娘的母亲完全占了上风。起初,她对普谢尔多尼莫夫进行奇怪的最不公正的责备:“我的老天爷,出了这种事,往后你会是个什么丈夫呀?

我的老天爷,这次丢丑后你能有什么用呀?”如此等等。最后,她抓住女儿的手,带她离开丈夫回去了,准备明天亲自负责向凶狠的父亲作解释。其余的人跟在她的后面一边叹息一边摇头地走开了。只有母亲留在普谢尔多尼莫夫那儿,想要安慰他,不过,他马上催她走开了。

他顾不上宽慰,艰难而缓慢地走到沙发跟前,忧心忡忡地坐下去,因为他光着脚,穿着一件必不可少的内衣。思绪一个接一个交织着,脑子里杂乱如麻。有时他无意识地环视屋子四周,那里跳舞的人刚刚还在疯疯癫癫,那里空气中刚刚还飘动着缕缕烟雾。地板上到处是烟头、糖纸,一片狼藉。

喜床的倒塌以及翻倒的椅子证明世间最美好、最可靠的希望和理想的破灭。他这样坐着几乎有一小时之久。愈来愈沉痛的心思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比如,工作上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他痛苦地意识到,无论如何要改换任职单位,昨晚的事情发生后留在原地是不可能的了。他想起了姆列科皮塔耶夫,也许明天他会要他再跳一次卡扎乔克舞,以便检验他的温顺性。他也想起,姆列科皮塔耶夫虽然给了他五十卢布办婚礼,而且已经全部花光,但那陪嫁的四百卢布却还没有想过要给的,甚至连提也不提了。而且那所房子还没有正式办好过户手续。他也想到了妻子,她在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他;他也想到,那个给他妻子下跪的高个子军官。这一点他已经注意到了;他还想过、附在他妻子身上并由她自己父亲证实过的魔鬼,以及那根预备用来驱魔的拐杖……当然,他觉得自己能够忍受一切,但是,命运最终却是如此的结局,他终于怀疑起自己的能力了。

普谢尔多尼莫夫就这样沉浸在悲痛中。蜡烛头快要燃尽。

闪烁的烛光直射在普谢尔多尼莫夫的侧身上,把他巨大的身影映照在墙壁上:长脖子,鹰钩鼻,两绺头发竖起在前额和后脑勺上。后来,吹来一阵清晨的凉风,他站起来,冻得浑身发抖,四肢麻木。他走到横躺在椅子中间的褥子前,不加整理,不吹灭烛光,甚至也不垫枕头,爬到褥垫上就睡着了。

睡得那样沉,那样死,也许第二天将赴刑场的犯人才会那样。

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伊万·伊里奇在可怜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喜床上所经历的痛苦之夜,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呢!有时候头痛、呕吐以及其他难以忍受的折磨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这是地狱般的痛苦。虽然他的脑子刚刚清醒过来,使他看到那么多的恐惧,那么阴森、厌恶的画面,还是不清醒为好。不过,他的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比如,他认出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听她善意的劝说,诸如:“忍忍吧,亲爱的,忍忍吧,我的老天爷,忍一忍就会好起来的,”他认得出来,但就是在逻辑上一点也弄不清她在自己身旁。在他的眼前经常出现讨厌的幽灵:最常看见谢苗·伊万诺维奇,但仔细端详,发现那根本不是谢苗·伊万诺维奇,而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鼻子。那个自由主义艺术家、那个军官及那个面颊扎着绷带的老太婆都在他眼前闪过。最刺激他的是悬在他头顶上的那个挂窗帘的金环,借着屋子里昏暗的烛光,他看清了那环子,并且总想弄明白:那环子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在这儿?是什么用意?他问了老太婆好几次,但很显然,他说出来的话不是他想说的话,而且看来,不论他怎么拚命解释,她还是不明白他说的话。在天快亮时发作终于停止了,他也睡着了,睡得很熟,没有做梦。他睡了大约一个小时。当他醒来时,他差不多完全清醒了,感到头痛难忍,舌头变得像块呢子,上面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他坐在床上,张目四望,然后思索起来。从百叶窗缝透过来的淡淡的晨曦像一条窄小的带子在墙上颤动着。大约是早晨七点左右了。但是当伊万·伊里奇忽然记起并明白昨晚他所发生的一切;记起晚宴上的一件件遭遇,自己OCLPMDGNCLLZ[①举动,宴席上的讲话;异常清晰地马上记起一切:现在要怎样才能摆脱出来,对于他人们现在在说什么,在想什么,当环视四面,最后发现,他把自己下属好端端的喜床弄得那么糟糕不成样子时,——啊,这时极端的耻辱和痛苦溢满他心间,以致他喊叫起来,双手捂着脸,绝望地扑倒在枕头上。过了一会,他从床上跳下来,看见他的衣服在椅子上,折叠得整整齐齐,刷得干干净净,他急忙抓起匆匆地穿起来,眼睛四望,像是惧怕什么,在另一张椅子上放着他的毛皮大衣和皮帽,皮帽里有一双黄色手套。他想悄悄地溜出去,但是门忽然开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走进来,手上拿着瓦盆和脸盆,肩上搭条毛巾。她①法语:失败的。

放下脸盆不客气地说,一定要洗个脸。

“我的老天爷,洗个脸吧,不洗不行的……”

在这瞬间伊万·伊里奇觉得,在这整个世界上现在只有一个人使他不羞愧、不害怕,那个人就是这位老太婆。于是他就洗起脸来。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在他生活的艰难时刻,除了良心上其它的不安之外,他都会想起这次梦醒后的各种情景:那个瓦盆;那盛满冷水、水面上浮着小冰块的瓷脸盆;那块用粉红纸包着的椭圆形的肥皂,上面刻有字,约值十五戈比,它显然是买给新郎新娘用的,但却由伊万·伊里奇先用了;还有那个左肩上搭着绣花毛巾的老太婆。冷水使他顿觉清爽。他洗完脸,不说一句话,甚至也没有谢一声“女护士”,就抓起帽子,把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递过来的大衣披上肩,穿过走廊,穿过厨房,——厨房里有只猫在咪咪叫,女厨娘在垫子上微微抬起身来,极好奇地望了一眼他的背影,然后,他跑到院子里,来到街上,跳上一辆过路的出租马车。清晨冷森森的,微黄色冷雾遮蔽着房屋及所有物体。伊万·伊里奇拉直衣领。他在想,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所有的人都认识他,认得出他……

八天了伊万·伊里奇都没有离开过家,没有去上班。他病了,病得很重,而精神上的病更甚于肉体上的。八天来,他经受了地狱般的痛苦,这八天也许可抵作另一世界的八天了。

有时候他想出家修道,的确有过这种想法。这时,他的想法格外丰富。他想象着那平缓、低沉的歌声,那开着的棺材,那幽静的修道小室的生活,那树林和洞穴;但当他清醒后,他几乎马上就承认,那都是一些最可怕的胡说和夸张,并为那种胡说和夸张而羞愧。随后,对他精神上existencemanguee的折磨开始了。随后,他的心中又迸发出羞辱感,并立即攫住他的心,烧灼着,激怒着。当想象着发生的各种情景时,他颤抖起来。关于他,他们将会说些什么,想着什么,他将怎样走进办公室去,会有什么私语将伴他延续整整一年,十年,一生呢?他的这个笑话一定会传扬子孙后代。

他有时沮丧得甚至准备立刻就去找谢苗·伊万诺维奇,请他宽恕,与他交好。他甚至不替自己辩护,而全然责备自己:他不为自己去找谅解的理由,而且羞于这种理由。

他也想马上就去呈请辞职,平凡而独自地献身人类的幸福。无论如何一定要改换所有相识的人,甚至要根绝任何有关他的回忆。后来他又觉得这样做是荒诞的,而加倍严厉对待属员还有可能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这时,他恢复了希望,重行振作起来了。经过整整八天的困惑和痛苦后,他终于感到不能再忍受这种湮没无闻了,Munbeaumatin①他决定去上班了。

早在家呆着苦恼的时候,他就曾一千次设想过自己怎样走进办公室去。他惊人地坚信,他一定会听到背后不善良的议论,看到不善良的面孔,受到恶意的微笑。当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时,他有多么惊讶啊!大家都恭恭敬敬地迎接他,都鞠躬行礼,都神情庄重,勤于职守。当他进自己的办公室时,心中充满了喜悦。

①法语:在一个美好的早晨。

他立刻十分认真地着手处理公务,听了几个呈文和说明,并作了指示。他觉得,他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这样敏捷、准确地判断和作决定。他看到他们很满意,尊重他,恭敬他。就是最多疑的人也发现不了什么。事情在顺利地进行。

最后,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拿着公文来了。他的出现就像是什么东西刺痛了伊万·伊里奇的心,不过,这只是瞬间而已。伊万·伊里奇开始对他进行指示,重点地说明,指点他该如何做,并进行解释。伊万·伊里奇感到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仿佛在避免过久地望着他,或者不如说,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不敢于望他。不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已办完公务开始收拾公文。

“还有一个请求,”他以尽量冷漠的口气开始说,“普谢尔多尼莫夫文官请求调往别的局去……谢苗·伊万诺维奇·舒普列科大人答应给他职位。大人,请您予以恩准。”

“哦,他要求调动,”伊万·伊里奇说,心里感到如释重负。他瞥了一眼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顿时两人目光相接。

“哪有什么呢,我这方面,我……我愿意利用我的,”伊万·伊里奇回答说,“我同意了。”

看来,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想赶快溜走,但伊万·伊里奇忽而一时气量高尚说出了决断,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显然又激动起来了。

“请转告他,”他开口说,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投去明确的、含义深长的目光,“请转告普谢尔多尼莫夫,我对他没有恶意,是的,没有恶意!……相反,我甚至打算忘记过去的一切,我不怨恨他……不会怨恨,忘记一切,一切……”

伊万·伊里奇蓦地停了说话,十分吃惊地望着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异样的举动。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是个深明事理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变成十足的傻瓜了。他没有听完也没有听,却忽然羞惭得糊涂极了,竟匆匆地甚至失礼地微微点头,而且朝门边退去。他的整个样子像是要钻到地里去,或者莫如说,他要急忙回办公室去。当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伊万·伊里奇仓皇失措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朝镜子里看,但看不见自己的脸庞。

“不,要严肃,唯有严肃,严肃!”他喃喃地说,几乎是无意识地自言自语,突然唰地一抹浓艳的红晕布满他的整个脸庞。他忽地感到羞辱,感到心情沉重,是抱病八天中最难受的时候也没有过的。“我经受不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后,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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