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②,台静农的《地之子》③,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④,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⑤,刘一梦的《失业以后》⑥,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⑦。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②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跋涉的人们》收短篇小说四篇,一九二九年北新书局出版。

③台静农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员。《地之子》收短篇小说十四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④柔石(1902~1931)参看本书《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

⑤魏金枝(1900~1972)浙江嵊县人,作家。《七封信的自传》,收短篇小说六篇,一九二八年上海人间书店出版,原题为《七封书信的自传》。

⑥刘一梦(?—1931)山东沂水人。《失业以后》收短篇小说八篇,一九二九年上海春野书店出版。

⑦这里说的钱杏邨“和茅盾扭结”,指钱杏邨在《拓荒者》第一期《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反复引证藏原惟人的《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文,来评论茅盾的作品和反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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