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德米特里还像昨天那样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思:您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窘地嘟哝说,“昨天我们本来谈得很融洽,可是不知为什么您突然生气了,立即住口不谈了……恐怕我说得不太恰当,或者是有的想法不符合您的信念……”

“哼,要我这么相信您的活!”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嘲讽地又恐惧地望着医生说,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拷问,在这里您办不到。我还在昨天就明白您来干什么了。”

“奇怪的幻想!”医生淡淡一笑,“这么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认为,密探也罢,医生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试探我的。”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是个怪人!”

医生坐到床前的凳子上,责备地摇着头。

“不过就算您是对的,”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错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捕了,后来受审了。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就一定比在这里更糟?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难道就一定比关在这间病室里更糟?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

显然这番话对伊凡·德米特里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便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这一天外面无风,天气晴和。

“我饭后出来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道。

“是的,三月底。”

“外面到处是烂泥吧?”

“不,不完全是这样。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若能坐上四轮马车去郊游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醒来似的一边擦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很久了。这里真糟糕!糟糕得叫人受不了!”

经历了昨天的激奋之后,此刻他神情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看他的脸色可知他头疼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以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来衡量命运的好坏,而有思想的人以自身来衡量。”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套哲学吧,那里气候温暖,橙子芳香,可是您那套哲学跟这里的气候不相适应。我跟谁谈起过第欧根尼来了?跟您是吗?”

“是的,昨天您跟我谈起过他。”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天气炎热,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住他的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那么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搬进房间里住,恐怕他早冷得缩成一团了。”

“不,对寒冷,以及一般说来对所有的痛苦,人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①说过:”痛苦是人对病痛的一种生动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是对的。智者或者一般的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蔑视痛苦,他总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

①马可·奥勒留(一二一——一八0),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

“这么说来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用不着这样。如果您能经常地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使我们激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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