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一个春天的傍晚,那时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开始歌唱,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他的朋友邮政局长送到大门口。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莫谢伊卡带着他的战利品回来,刚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一双浅帮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给个小钱吧!”他冻得浑身哆嗦,笑着对医生说。

向来不拒绝人的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这多么不好,”他瞧着莫谢伊卡的光脚和又瘦又红的踝骨想道,“全湿透了。”

他的内心激起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厌恶的感情,便跟在犹太人身后朝偏屋走去,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踝骨。医生刚走进屋子,尼基塔立即从一堆破烂上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最好能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靴子,要不然他会感冒的。”

“是,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劳驾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第六病室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躺在床上,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惶恐不安地听着陌生人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浑身打颤,跳下床,涨红了脸,圆瞪着眼,一脸凶相跑到病室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叫道,哈哈大笑起来,“总算来了!先生们,我向你们道喜,医生大驾光临来探望我们啦!该死的浑蛋!”他突然尖叫一声,发狂似地跺一下脚,那副模样是病室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打死这个浑蛋!不,打死还不解气!该把他扔进粪坑里淹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这话,便从外屋朝病室里张望,温和地问: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叫道,一脸威吓的神色向他逼近,一面战战兢兢地裹紧身上的病人服,“为什么?你是贼!”他憎恶地说,还鼓起嘴巴,似乎想咋他一口,“骗子!刽子手!”

“请安静,”安德烈·叶菲梅奇抱歉地微笑着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至于其余的,您恐怕过甚其词了。我看得出来,您生我的气。请安静,我盾您,如果可以的话,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疯子行动自由,因为你这蠢才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健康人。为什么该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像替罪羊似的代人受过,被关在这里?您,医士,总务长,以及你们医院里所有的坏蛋,在道德方面,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为什么我们被关起来,而不是你们呢?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全不相干。一切取决于偶然。谁被关起来,他就得待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起来,他就可以自由行动。就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思者,这其中既与道德无关,也无逻辑可言,这纯粹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偶然性。”

“这种胡扯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闷声说着,坐到自己床上。

莫谢伊卡因为尼基塔当着医生的面不好意思搜查他,便把不少面包、纸币和果核摊在床上。他还是冻得发抖,用悦耳的声音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又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说,他的声音发颤。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

“因为这不取决于我。您想一想,即使我放了您,您会有什么好处?您出去吧,可是城里人或者警察还会捉住您,再送回来的。”

“对,对,这倒是真的……”伊凡·德米特里说着,擦一下额头,“这真可怕!那么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伊凡·德米特里的声音,他那张年轻聪明的脸和愁苦的面容,都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他想对这个年轻人亲热些,安慰他一下。他挨着他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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