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瘦弱的住院病人穿来穿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这人矮小,肥胖,圆鼓鼓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参政员。他在城里还私人行医,求诊者很多,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医生高明,因为医生不私下行医。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高烛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翻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用拳头托着脸颊,沉思着,木然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手,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祈祷仁慈的上帝。是的!”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有时他不得不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招架,这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眼睛里涌出泪水。他赶紧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把小孩子快点带走。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再加上正襟危坐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那些画,他自己二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提问——这一切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看了五六个病人就走了。剩下的病人由医士独自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回到家后,他立即坐到书房里开始看书。他读很多书,总是读得兴致勃勃。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每一次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他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容易冲动,他读得缓慢,深入,读到凡是他喜欢的或者读不懂的地方他常常停下来。在书的旁边总要放上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爪或者一个渍苹果,而且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用盘子装。每隔半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看,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截。

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声,说: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弄点吃的……”

吃了一顿相当差还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边想着什么事情。时钟敲了四点,过后五点,他还在踱步、沉思。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从门里探出达留什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通常在傍晚来访。在全城居民中只有跟他的交往还没有让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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