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未来的大作家德·阿泰兹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看来，这正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而且他也和德·阿泰兹一样，在巴黎的六层阁楼上受过饥饿和寒冷的折磨，在人类知识的宝藏中耐心地挖掘过，在“毒气熏蒸”的巴黎社会中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
人们常说《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实际上，在表现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体验方面，《幻灭》比其他小说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作家本人的经历，他们的激情、幻想和苦难，他几乎全都亲自体尝过。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奋斗历程分别给了三个不同类型的青年：他在大卫·赛夏的故事里，倾诉了自己经营印刷所、铸字厂和受债务迫害的惨痛经验；在吕西安的遭遇里，溶入了自己在文坛和新闻出版界的沉浮；他把自己从生活和创作中总结出的各种信念和主张给了德·阿泰兹；同时让卢斯托和伏脱冷充当了他剖析社会的代言人。可以想见，作家对这部作品是倾注了极大热情的。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将《幻灭》称作“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①，声称这部小说“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②。在《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明确宣称这是“风俗研究”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人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了科学研究的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着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
“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③
①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1843年3月2日）。
②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1842年12月21日）。
③巴尔扎克：《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
在这儿，巴黎显然是作为资本主义生活法则的表征出现的。随着封建所有制的解体，等级门阀观念的削弱，凭借个人才智到社会上寻求发迹的机会，已成为法国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户户对那些稍有天赋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尔扎克不无嘲讽地写道：“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这种幻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封建时代，每个人的身分地位是早已划定了的，只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以后，才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以巴黎为圆心向外省扩散；巴黎的财富、权力，对外省青年必然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运气，如此便形成各种人才云集巴黎、互相竞争角逐的局面。竞争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显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这就必然挑起无穷无尽极其残酷的斗争，由此产生一首首个人奋斗的诗篇，一出出理想破灭的悲剧，同时也产生了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巴尔扎克的哲理深度在于：他不仅意识到时代给个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