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纳夫塔出生在离加里西亚与佛尔西尼亚交界处不远的一个小地方。他父亲是当地的一名schochet，一名犹太教屠夫。列奥在谈起他父亲时总是怀着尊敬，显然是感到自己与他出身的世界之间已经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说一点好话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犹太屠夫跟作为手艺人和商贩的基督教屠夫之间，还存在天壤之别哩。至于列奥的父亲，
情况更加特殊。他是一位公职人员，而且系教会性质。是拉比在考察了他的信仰的坚定性之后，才赋予他全权去按照摩西的法规，遵循犹太法典的章程，杀掉那些可以宰杀的牲畜。据他儿子的描述，艾利亚·纳夫塔长着一对像星星一般明亮的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本身就有某种庄重的祭师气质，使人不由得想到在远古时代，屠宰牲口这一行道事实上就是祭师们在干。列奥，小时候他叫莱布，曾得到许可看他父亲如何在院子里完成其神圣的使命：他有一个壮实的仆人，一个年轻的犹太大力士作帮手；站在此人旁边，蓄着金黄色络腮胡子的瘦削的艾利亚更显得文弱纤细；牲口被捆住脚，钳住嘴，却没有失去知觉。但见他父亲挥起长长的屠刀，一下子深深刺进牲口的颈椎部位，仆人赶紧拿盆子去接喷涌而出的血，很快就接满一盆又一盆。列奥在孩提时代目睹的这一幕，透过感性深入他的本质，化作了生着一双星眼的艾利亚的儿子的某种特有的禀赋。他知道，基督教的屠夫总是按要求用木棒或斧头先将牲口击晕，
然后再杀它们。他知道，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避免牲口受罪，
避免太残忍。他的父亲呢，虽然比那些蠢驴们斯文得多，还长着他们谁也没有的星星般的蓝眼睛，却坚决按教规行事，给那仍然神志清醒的畜生狠狠一刀，让它流尽鲜血，直至倒下。小莱布觉得，那些蠢笨的异教徒的方法只是出于心肠软，带有可饶恕的世俗的性质，不像他父亲习用的方法那样庄严无情，能表现对于神的敬畏。这一来，他想象中的虔诚便总与残忍联系在一起，正像他目睹着喷涌的鲜血，鼻子嗅到血腥味儿，
脑袋里却萦绕着神圣的宗教精神一般。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他父亲之所以选择这个血腥的职业，并不像那些身强力壮的基督教小伙子或者甚至他自己的犹太伙计那样，是嗜杀成癖的缘故，相反，以他文弱的体质，
完全是由于精神方面的原因，并且和他那双星星般的蓝眼睛有密切关系。
艾利亚·纳夫塔确实是位思想者，喜欢沉思默想，不只研究一般学问，而且还作经典的诠释，因而常与拉比讨论其中的字句，发生争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当地，而且不只在他的教友中间，他算得上一位见多识广的特殊人物——在宗教问题方面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亦如此，
虽说还没有达到十分使人疑惧的程度，却已经超乎寻常。他身上带着某个特异的教派的味道，像获得了神的信赖，跟巴尔—谢姆或查迪克一样，
是位异人，事实上他也真的治好了一个满身脓疮的妇女和一个疯癫少年，仅只用血和咒语。然而，正是他身上这一与他职业的血腥味不无关系的神秘色彩，使艾利亚·纳夫塔遭了殃。在一次民众暴动的狂潮中—
—起因是两个基督教儿童不明不白地被杀害——他让人残酷地处死了：
他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吊在自家被纵火焚烧的房子的大门上。他的妻子尽管害肺痨病卧床不起，还是带着孩子，莱布和四个弟妹，哭天喊地地远走他乡，逃命去了。
多亏艾利亚未雨绸缪，早有打算，遭到不幸的一家人还不是一贫如洗，得以到福拉尔贝格的一个小镇上落脚安身。在那儿的一家毛纺厂中，
纳夫塔太太找到了工作，直干到筋疲力尽，而大一点的孩子们则上了国民学校。可是，这样的学校提供的精神食粮，只满足得了列奥的弟妹们的水平和需要，对于他这个老大却远远不够。从自己母亲身上，他得到了肺痨病的胚芽；从父亲身上，除去纤弱的体态，他却承继了超乎寻常的聪颖和其他一些精神品质，使他心中早早地滋生出自命不凡的抱负，
执著地追求着更高贵的生活方式，热烈地渴望着摆脱贫贱的出身环境，
渴望着出人头地。放学以后，十四五岁的列奥自己找来许多书读，无定规地、急不可耐地增长学识，提高领悟力。他所想所说的事情，常常令他病弱的母亲惊吓得仰起脑袋，把两只瘦骨嶙嶙的手向老天伸去。在上宗教课时，他的气质和他的答问引起了县里拉比的注意，这位虔诚而博学的人收他做了私淑弟子，教他希伯来语和古典语言，教他逻辑学，领他入数学之门，以满足其求知欲。然而，这位好心人却没得到好报；时间越往后事情就越清楚，他在自己怀中养着一条毒蛇。就跟当年老子艾利亚·纳夫塔一样，列奥和他的拉比也合不来了：在师生之间常常发生神学或哲学争论，而且越来越尖锐。年轻的列奥是如此的固执倔强，吹毛求疵，动辄抬杠，而且诡辩起来咄咄逼人，诚实忠厚的老学究真是苦不堪言。更有甚者，最近，列奥好钻牛角尖和抬杠的德性又带上了一点革命的色彩：他结识了一位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儿子以后这位群众领袖本人，使他对政治热衷起来，在他的逻辑学爱好中增添了一种社会批判倾向。他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足以令珍视自己保皇立场的好拉比毛发倒竖，使得师生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简单地讲，事情发展到列奥·纳夫塔被他师傅赶了出来，从此不准再跨进他书房的门槛。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拉赫尔·纳夫塔正好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也是那个时候，就在他母亲刚去世后不久，列奥认识了翁特尔佩廷格神父。十六岁的列奥坐在所谓玛格莱特卡普园林中的一条长凳上，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地方是镇子西边的一个山丘，在伊尔河畔，可以饱览开阔的莱茵河谷的明媚风光。——列奥坐在那儿，堕入了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冥思苦想，这时碰巧有一个叫做“晨星会”的耶酥会寄宿学校的教师来散步，坐到少年的旁边，把帽子放到自己边上，并在修士袍子底下跷起二郎腿，开始读他的祈祷书。读了一会儿，两人便交谈起来，越谈越投机；这样就决定了列奥的命运。这位耶酥会士是个曾经云游四海的见多识广的人，是位善于识人和抓人的热心教育家，寒酸的犹太少年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虽怨天尤人却思路清晰，没说几句就让他留意起来。
他感觉出其中有一股受到压抑的逼人的灵气，进一步发现了渊博的知识和敏锐而邪恶的思维；这一切，跟年轻人寒伧的外表加在一起，只会叫人更加惊异。他们谈马克思，列奥读过他的《资本论》普及本。他们从马克思谈到黑格尔，列奥也读过足够多的介绍黑格尔的书和他自己写的书，要发表几点关于黑格尔的独到见解并非难事。不知是原本好发怪论呢，还是出于讨好的动机，他称黑格尔是一位“天主教的”思想家。神父笑吟吟地问这话怎么解释，须知，黑格尔作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
应该算作地地道道的新教思想家才是啊。列奥·纳夫塔答道，正是“国家哲学家”这个头衔，有力地证明他讲黑格尔是天主教的没有错，尽管他这讲法是信仰意义上的，而非教会教条意义上的。须知——纳夫塔极喜欢用这个连接词；这个词在他嘴里获得了某种不容抗辩的置敌于死地的气势；每当用得上这个词，他的眼睛总会在镜片后边放出光彩。——
须知，政治的概念与天主教的概念在心理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同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包含着客观的、实存的、行动的、有实现力的、
影响着外在之物的一切。与其相对立的是静观的产生自神秘主义的新教范畴。在耶酥会的理论中，天主教的政治精神和教育精神非常显著；统治术和教育，它们始终被这个教派视为自己的领地。他还提到歌德，说歌德扎根于虔信主义，无疑是个新教徒，但却有着强烈的天主教的一面；
这多亏他的客观主义精神和有为哲学。他说歌德曾为秘密忏悔辩解，作为教育者，差不多也是位耶酥会士。
纳夫塔讲这些话，可能因为他真相信它们，也可能是觉得它们有意思，还可能是顺着听者的意思说。他作为一个穷光蛋，必须讨好人家，
必须多长心眼儿，知道怎样对自己有利，怎样对自己有害。可是，神父倒不怎么关心他的话有多少真理价值，而是更注意它们表现的才智。谈话继续进行，列奥·纳夫塔的身世很快就让耶酥会教士有了了解。这次邂逅结束时，翁特尔佩廷格对列奥·纳夫塔发出了邀请，让列奥去“晨星会”的寄宿学校找他。
这样，纳夫塔便得到允许，踏上了“晨星”的领地，那儿非凡的学术和社交气氛，可以想象，早已使他心弛神往。还不只此，事情的转折带给他一位新的老师和保护人，比起前一位来，他更器重纳夫塔的品格，
善于发挥他的长处。他是一位大师，由于见过世面，他的善良就其本质而言是冷漠的；纳夫塔极其渴望能深入到这样一位长者的生活圈子里去。跟许多赋有灵气的犹太人一样，纳夫塔由本能所决定的，既是革命者又是贵族，既赞成社会主义，又做着也能过上足以自豪的、高贵的、
少数人才能过的和有意义的生活的迷梦。在一位天主教的神学家面前，
他情不自禁地做的第一番表白，虽说纯粹是以分析比较的方式说了出来，却是向罗马教会献媚。在他的感觉中，罗马教会是一个既高尚又颇为精神化的力量，也就是反物质、反现实、反世俗的，归根到底是革命的巨大力量。而且，他对罗马教会的这种崇拜是真诚的，产生于他人格秉性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分析的，犹太民族以其现世的务实的精神，
以其社会主义的和政治智慧的倾向，自然地亲近天主教精神，而对追求沉思默想和神秘主义的主观感受的新教要疏远得多——正因为如此，一个犹太教徒可以皈依天主教而不在精神上感到勉强，反之，一个新教徒要走这条路却更加艰难。
和自己先前教会的牧人决裂以后，纳夫塔成了孤儿和失群的羔羊，
心中充满着对更加纯净的空气、对他天生的秉赋使他有权去过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其时，他早已达到自立的年龄，急不可待地准备好改变信仰，
这就省去了他的“发现者”所有的麻烦，不费吹灰之力便替自己的教会争取到了这个灵魂，不，应该说这个非凡的头脑。还在接受洗礼之前，
纳夫塔已通过神父的促成，在寄宿学校找到了临时的栖身之所，得到了滋养身心的食粮。他搬了过去，在离开他的弟妹时表现得一如精神贵族似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任随这些智力低下的人去承担他们活该承担的命运，去靠贫民救济聊以为生。
寄宿学校占地广阔，房舍众多，有在校学生近四百名。整个校园包括了几片树林，一块牧场，六个运动场，一幢幢农场建筑，一间间养奶牛的厩舍。学校在供给学生食宿的同时，还兼为模范农场、体育学校、
研究院和缪斯神殿，因为在校内经常要演戏、开音乐会。这儿的生活同时是寺院性的和贵族化的。它既严谨又华贵，既快活又克制，既重精神又讲究起居饮食，日程安排丰富多彩，一丝不苟，这一切都使纳夫塔称心如意，深感幸福。一日三餐，他都在宽敞的斋堂中享用着精美的菜饭。
在那儿，规定了保持肃静，就跟在校内的所有走廊上一样；只不过在斋堂中央有一个高高的诵经台，一位年轻的高年级学生坐在上面朗读经文，替进餐者解闷。纳夫塔在课堂学习热情似火，尽管肺上不好，下午在运动和游戏时仍拼命充好汉。每天望早弥撒和礼拜日参加做神功，他的虔诚样子必定都叫那些神父兼教师高兴。还有纳夫塔的社交情况，同样令他们十分满意。每逢节假日的下午，在享用了蛋糕和葡萄酒之后，
他总穿着灰色和绿色的校服，衬着硬领，扎紧裤脚口，头戴阔边小帽，
跟大伙儿一起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散步去。
鉴于校方对他的出身，对他是个新改宗的基督徒，对他个人的整个境况都给予宽容和照顾，纳夫塔真是感激不尽。似乎没任何人知道，他是免费进这所学校的。学校的规定让同学们察觉不到，他事实上既没有家，也没有故乡。一般说来，不允许让家里寄食品和零食来。要是仍旧有寄的，就拿出来分，纳夫塔同样得到一份。学校的世界主义性质，使得他的种族特征一点也未显露。这儿有些年轻的外国人，葡属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人，看上去比他还更像“犹太佬”，于是乎这个观念便压根儿不复存在。还有一位与纳夫塔同时进校的埃塞俄比亚王子，甚至是个长着一头黑色鬈发的摩尔人，只不过气质非常高贵。
在讲演课上，他委婉地表达出学神学的心愿，为了取得有朝一日被吸收入教士团的资格。这样做有了效果：他获准从费用较低和生活较简朴的“二等宿舍”搬到一等宿舍，仍然免费。从此，他吃饭有人伺候，
住的寝室也一边挨着西里西亚的封·哈布瓦尔与夏马雷伯爵，另一边挨着从莫德那来的迪·朗果尼—桑塔克罗西侯爵。纳夫塔以优异成绩毕了业，谨守自己的誓言，学生生活一结束就迁进毗邻的修道院，开始过试修士的生活，谦卑地伺候上帝，默默无声地服从，潜心虔诚地修炼。从这样的生活中，纳夫塔获得了无数与他狂热的初衷相符的精神乐趣。
在此期间，纳夫塔的健康却遭到了损害。倒不直接是试修士生活严格之故，因为身体并不缺乏营养，更主要在于心理精神因素。以他的聪明和机敏，试修士的课业对于他的天赋秉性正好适合，并且激励它们更好地发挥。他将整个白昼和一部分夜晚都花在做神功上；他审视自己的良知，沉思默想，静观求索，不知不觉被自己吹毛求疵、怨天尤人的狂热所左右，卷进了千万个难题、矛盾和论争之中无法解脱。纳夫塔令自己的导师失望，虽然同时也使他怀着巨大的期望；他用自己诡辩的狂热，
用他缺少简单明晰的推理的言词，日复一日地折磨苦恼着他的导师。“那么你又怎么样？”他眼镜片闪闪发光地诘问……神父被逼得没法子，只好叫他去祈祷，以恢复内心的宁静：“无论如何，你得静下心来。”然而，
他如果办到了，这样的“宁静”就表现为彻底窒息他个人的生活，变他为一个纯粹无生命的工具，一片精神墓园般的死寂，其可怕的外表特征是纳夫塔本人双目失神，对周围一切都视而不见地瞅来瞅去。这样的“宁静”他还是永远别达到才好，它将毁掉纳夫塔的身体。
这些讨厌的情况并没影响指导者们对他的器重，说明他们确实是精神品格非凡的人。两年试修届满，住持神父把纳夫塔叫去，和他谈话，
批准他加入教士团。年轻的经院学者于是在隆重的典礼上被授予四个低等圣职，即看门者、辅祭者、诵经者和祛魔者的职司，并完成“普通的”
宣誓仪式，将自己永远许给了教会。随后，他便被遣往荷兰法尔肯堡的神学院深造。
其时，纳夫塔刚好二十岁；三年后，由于受对他有害的气候的影响，
加之用功过度，他从母亲那儿遗传来的肺病大大加重了，再呆下去定有生命危险。一次咯血让院方警觉起来，在熬过生死未卜的几个礼拜以后，
纳夫塔马马虎虎算痊愈了，就被学院遣返回到原来的地方。在他曾经做学生的同一所学校里，他当上了级主任，当上了人文学科和哲学学科学生以及教师的监视者。这原本也是照章办事；只不过，一般人在干这差使几年后还得重新回神学院去，以便继续完成长达七年之久的神学研究。可纳夫塔兄弟不能这样做了，他一直病体欠佳。医生和校领导判定，
当地空气很好，管管学生，干点农活儿，对他来说暂时是适合的。这期间，纳夫塔修士得到第一个比较高的圣职，有权在礼拜天做弥撒时参加唱《使徒行传》中的圣诗了——可这个权利他却无法行使，一则因为他完全是个音盲，再则他那病得喑哑的嗓音，也不大适合去唱歌。他呢，
也就只停留在辅祭的职位上，没有授副主祭的圣职，更别提主祭啦。这时，他又咯起血来，体温也降不下去，只好由教团出钱让他到山上长期疗养，一养便拖了六年——疗养差不多已说不上，勉强过着修士的清贫生活，收入微薄得很，只好在病童中学里教教拉丁文，聊作补贴……
这段身世以及其他进一步和详细的情况，汉斯·卡斯托普都是在交谈中听纳夫塔亲口讲的。他常去那用绸子包裹起来的小房间拜访他，有时一个人，有时在同席的费尔格和魏萨尔陪伴下；这两位也已被他引荐给了纳夫塔修士。除此而外，他在散步时也偶尔碰见纳夫塔，便与他边走边聊，直送他回到“村”里。——也就是说，他了解纳夫塔的身世全凭偶然的机会，或者零零碎碎，一星半点，或者听他前后连贯的讲述。
他认为它们不只对他本人有意思极了，还鼓励费尔格和魏萨尔也好好注意听，这两位自然照办。不过费尔格提了一下，对他来讲一切高深的问题他都摸不着边，因为只有这次患了肺病，才使他破天荒头一回超出了人生的平庸常规；相反，魏萨尔却喜形于色，他对一个贫贱出身的人交上好运感到欣喜，虽然此人看来暂时受了挫——总不能让树子一直长到天上去呀——染上了和他一样的疾病。
汉斯·卡斯托普自己对纳夫塔的停滞不前则感到惋惜，不禁想起酷爱荣誉的约阿希姆来，既为他骄傲，又为他担心。约阿希姆以他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努力，终于挣脱了贝伦斯顾问的坚韧罗网，逃奔到军旗下去了。在汉斯·卡斯托普的想象中，他这会儿没准儿左手正握着军旗柄，
举着右手的三个指头在宣誓吧。就像纳夫塔在向汉斯·卡斯托普介绍他的教团时自己所说的，他也曾对一面军旗宣誓效忠，也被接纳到了这面军旗之下。不过，他显然不如约阿希姆忠于自己的旗帜，他的言谈中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联想发挥——自然，在听这位从前的或者说未来的耶酥会神父谈话时，作为平民与和平之子的汉斯·卡斯托普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教士和少尉彼此都欣赏对方的职业和地位，因而引为知己。要知道他们都属于战士等级，这个是，那个也是，而且在多重意义上是如此：都既要求“苦行”又重视等级，既要求服从又重视荣誉。后者在纳夫塔的教团中十分盛行，因为它也起源于西班牙，它的教规跟普鲁士的腓特烈后来在自己步兵中颁布的军规一样，原本都是用西班牙语拟定的，难怪纳夫塔在讲述和说教时常常用一些西班牙语词汇。例如他谈到“两面旗帜”，谈到所谓“两面旗帜”，在这两面旗帜下聚集着两支大军，准备决一死战：一面是地狱之旗，一面是教会之旗；在耶路撒冷，
一切善良的“总指挥”耶酥基督统率着教会大军——而在巴比伦平原，
鬼王撒旦则是另一支大军的“主将”或者说首领……
“晨星会”的寄宿学校不是俨然一所军官学校吗？学生们被编成了团和连，严格要求施行教会加军队的礼仪，可以说就是“硬衬领”与“西班牙花边领圈”的中和吧。在约阿希姆那一行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荣誉和出人头地的观念，在纳夫塔的教团里同样显得多么突出啊，汉斯·卡斯托普想，只可惜生了病，纳夫塔不可能有大出息罢了！听他讲，他那教团全部由一些极有抱负的军官组成，人人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克尽职守，出人头地，用拉丁文讲就叫“insignesesse”。根据耶酥会创始人和第一位将军、西班牙神父罗耀拉定的教义和教规，他们比那些仅凭健康的理智行动的人要更多地、也更卓越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且还不止于此，他们要完成超过自己份额的工作，“exsupererogatione”，也就是说，他们不只要像每个具有健康理智的凡人都可以做到的那样，好歹抵抗住肉体的暴动——rebellionicarnis，而且要与感官享乐，与爱自己和爱尘世的倾向作斗争，即便在那些被允许做的事情上也如此。因为向敌人作斗争，“agerecontra”，亦即进攻，比只是自卫，比“resistere”来得更有意义，更加光荣。削弱敌人，摧毁敌人！战斗规程中写着。在这一点上，它的作者，西班牙教士罗耀拉，又和约阿希姆的上帝即普鲁士的腓特烈的意见完全一致。腓特烈的战斗规程也是“进攻！进攻！打得敌人屁滚尿流！进攻！”
然而，在纳夫塔的世界与约阿希姆的世界之间，最根本的共同点却是它们对流血的态度。这是它们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在鲜血面前，不应该将手缩回去。在这一点上，它们作为世界、团体和等级，真是难分轩轾，完全一样。对于一个平民来说，值得听一听纳夫塔如何讲述中世纪那些好战黩武的僧侣，讲他们苦修禁欲，骨立形销，然而却满怀对教会的权利的贪婪，为了迎接上帝之国，迎接超自然力的世界统治的到来，
不惜让人类流血。纳夫塔讲到好斗成性的教士，说他们认为在对异教徒的战斗中牺牲比在床榻上寿终正寝更有价值，认为为了基督而被杀或者杀人不是罪行，倒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很好，塞特姆布里尼不在场！他要听见这些言论必定又会扮演街头摇风琴艺人的角色，唱起和平老调来的——虽然对于反维也纳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文明的圣战，他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另一方面，正是对他这种偏颇的热情，纳夫塔自然不免给予蔑视和嘲讽。至少，只要意大利人还热衷于宣扬这样的情感，纳夫塔便会搬出基督教的世界主义来对抗，说他乐意称世界上的每一个而不是单单某一个国家为祖国，并斩钉截铁地重复一位叫尼克尔的教团将军的话：
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将确定无疑地导致基督之爱的死亡。”
很显然，从禁欲苦行的观点着眼，纳夫塔才称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因为，苦行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有着无所不包的含义；在他看来，与苦行和上帝之国背道而驰的事物真叫比比皆是！不只对家庭和故乡的眷恋是这样，对健康和生命的珍惜也属此列。当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侈谈和平与幸福的时候，他正是以上面的理由对他进行指责。对肉体的珍爱，喜欢肉体的舒适，都遭到他大肆非难。他不留情面地对塞特姆布里尼指出，哪怕对生命和健康有一丁点儿重视，都是市民地道的反宗教行为。
一天，已经临近圣诞节，在踏雪散步去到“村”里和返回的途中，
由这样一些分歧衍生出了一场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大论战，而且所有人都参加了：塞特姆布里尼，纳夫塔，汉斯·卡斯托普，费尔格和魏萨尔—
—全都有点儿头昏脑热，都因在严寒中行走和谈话而激动，而麻木不仁；
没有例外，全都有点儿哆嗦颤抖，不管他们是像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那样积极参加辩论，还是多半在旁听，只是偶尔插那么一两句话。总之，
所有人全兴致勃勃，以致忘乎所以，常常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形成又比又划、七嘴八舌地忙忙乎乎的一群，挡住了去路，对其他行人全不在意，
有的行人只好兜着圈子绕过他们，有的则同样停住嘴，尖起耳朵，惊奇地听着他们天南地北地争个没完。
论战原本是由卡棱引起的，这位手指尖开了口的可怜的姑娘，前不久死了。汉斯·卡斯托普对她病情的突然恶化和死一点也不知道；否则，
他便会以病友的身份去参加她的葬礼——何况他原本是喜欢葬礼的，他自己也承认。只是院里的保密规定，使他知道卡棱的去世太晚，等他得到消息，她已经在那个有一座顶着歪歪的雪帽子的小石膏像的园子里，
被放平身体，永远地安息了……汉斯·卡斯托普说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
就引起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谈兴，开始对他扶贫济困的活动，对他去看莱拉·格恩格罗斯小姐，看无事忙罗特拜恩先生，看肥胖的齐默尔曼太太，看那位“两个全都”夫人好吹牛皮的儿子，看死得很痛苦的纳塔利亚太太等等，大肆加以讽刺，最后还加上一句，说他很可惜那些珍贵的花，汉斯·卡斯托普竟然拿它们去讨好这帮既无希望又可笑的混蛋。
汉斯·卡斯托普却指出，这些受到他关照的人，除去纳塔利亚太太和男孩特迪暂时不算以外，不全都死得很严肃吗？塞特姆布里尼随即反问，
难道这就使他们变得可敬些了么？可汉斯·卡斯托普回答，除去塞特姆布里尼所指的以外，还有所谓对苦难的基督徒的敬重哩。不等塞特姆布里尼驳斥他，纳夫塔便开始谈起中世纪那些治病救人的非常之举，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狂热行径来：国王的女儿们亲吻麻疯病人恶臭的伤口，
故意让自己染上这种病，并称自己身上长出的脓疮为她们的玫瑰，还饮洗脓血的水，饮完后说从来没什么饮料比这水更好喝。
塞特姆布里尼装出要呕吐的样子。不是那些情景和联想在生理上引起他恶心，他解释说，更多的是在这种对于仁爱行为的理解中表现出来的变态狂悖心理，使他反胃。接着，他挺直身板，恢复乐天和庄重的神态，大谈新时代人道主义的扶病济困的先进方式，谈到战胜瘟疫，谈到以讲卫生、进行社会改良以及发展医药科学等实际行动，去对抗人类的可怕灾难。
这类资产阶级的可敬举动，纳夫塔回答，对他刚才提到的世纪都甚少补益，而且对两部分人都如此：病人和受苦人得不到什么，健康人和幸福的人也一样；后者之所以对前者表现出温柔敦厚，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而是为了自己灵魂得救。须知，通过成功的社会改良，健康人失去了为自己灵魂辩护的最重要手段，病人则被剥夺了神圣的地位。因此，为了两部分人的利益，贫困和疾病应该长久存在；这样的观点将一直是正确的，只要可能坚持纯宗教的立场。
那是肮脏的立场，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是愚蠢的观点，对这样的观点他几乎不屑于驳斥。因为“神圣的地位”也罢，工程师跟着别人讲的“基督教对苦难的敬重”也罢，统统都是谎言，都建立在欺骗、妄断和心理错觉上面。健康人同情生病的人，并将同情提高为敬重，是因为他简直无法设想，要是换上自己该如何才能忍受那样的苦难——这同情被严重地夸大了，跟病人毫无关系，只是一个思维和幻想的错误结果，表现在健康人把自己的体验方式强加给了生病的人，仿佛后者也是一个不得不承受病人的痛苦的健康人似的——这完完全全是个错觉。病人就是病人，有着病人的脾性和改变了的感受方式；疾病造就了病人，使他与它相安无事，谁也离不开谁；还有感知力的减弱、丧失、麻痹，以及自然的种种精神和道德的适应与缓解措施，都被健康人天真地忽略了。最好的例子就是这儿山上的一帮肺病患者，都那么轻浮，那么愚蠢，那么放荡，那么缺少恢复健康的诚意。简单地讲，只有那个敬重疾病的健康人自己病了，丧失了健康，他才会认识到，原来病人们自成一个等级，
但绝不是体面的等级，而过去他自己对它是太认真了。
这当口儿，安·卡·费尔格跳了出来，反对塞特姆布里尼对肺结核病的诽谤和污蔑。怎么，什么话，对肺结核太认真了？感谢之至！请多原谅！他巨大的喉结和浓密的胡子一上一下地嚅动着，表示不允许人家对他忍受的病痛作任何蔑视。他只是普通人，一个保险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一切高深的思想他都摸不着边际——这样的谈话已经超出了他的水平。可是，如果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把肺结核也扯进他所说的范围里——
这是个弥漫着硫磺味儿的把灵魂折腾得脸青面黑、死去活来的地狱——
那他必须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多多包涵了。因为这里丝毫谈不上感受力的减弱、麻痹和想象的错误；那样讲是天底下最大最无耻的谎言，谁要不曾像他一样亲耳听见，谁就不可能对它的卑鄙无耻有一个……
哎哟哟，哎哟哟！塞特姆布里尼说。费尔格先生生病的时间越久，
他的病痛也将越加了不起，最后简直成了绕在他头上的灵光。他塞特姆布里尼确实不大尊重那种要求得到赞赏的病人。他自己也生着病，而且不轻；但老实说，他反倒为此感到耻辱。再者，他讲的话不是针对个人，
而是作一般性的哲学探讨；至于对病人和健康人在天性和感受方式上的不同，他发表的那些见解也有根有据，各位只要想想精神病，想想幻想狂，比如说吧，在他的同行者中如果有一位，就算是工程师或者魏萨尔先生吧，他如果今天傍晚在一个屋角上看见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看见老人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和他说话，这对作为当事者的先生来讲无论如何是件可怖的事，是一次极度令人震惊以至于神经错乱的经历，准保会使他马上离开房间，去要求接受精神治疗。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好笑就好笑在，你们两位根本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因为你们是精神健康的人。可要是你们碰见了，那你们就不健康，就有了病，就不会像健康人似的作出反应，就是说不会惊恐不安地逃出房间，而会处之泰然，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且跟那幻影交谈起来，就像幻想狂患者常做的一样；
认为他们这时也会产生健康人似的恐惧，正是没患病的人容易产生的想当然的错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讲屋角上的父亲时既滑稽又绘声绘色，大伙儿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连费尔格也不例外，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他的可怕病痛表示轻蔑，使他觉得深受侮辱。意大利作家呢却利用大家的好情绪，继续探讨和阐述幻想狂患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病人都不值得尊重的论点。这种人，他说，放任自己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据他有时候去参观疯人院所见，他们常常原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当有一位医生或生人出现在门口，幻想狂患者多半马上会停止装鬼脸，停止自言自语和嘟嘟囔囔，而是表现得规规矩矩，一直要等到不再有人观察他了，
才又发作起来。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他无疑是在装疯卖傻，以此要么逃避巨大的苦闷，要么作为软弱的天性抵御过分沉重的命运打击的保护措施；像这样一个弱者，是不会有勇气神志清醒地承受命运的打击的。
如上所说，任何人都可以去试一试；他，塞特姆布里尼，仅仅用他的目光，仅仅通过以毫不含糊的理性的姿态去对付他们的胡言乱语，就使好些疯人至少是暂时神志清醒了……
汉斯·卡斯托普发誓说，刚才塞特姆布里尼讲的情况他一字一句都相信。这时，纳夫塔冷笑一声道，如果他能想象出塞特姆布里尼是怎么笑嘻嘻地以不屈不挠的理性去正视那些疯子，那么他也能理解，这些可怜虫将怎么不得不振作起来，乖乖儿恢复神志，因为他们自然会感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出现是个极值得欢迎的消遣……不过，纳夫塔他也参观过一些疯人院，能想起曾在疯人院的一座“重患者楼”里呆过。在那儿，他见到了一些场面和情景，对它们，我亲爱的主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充满理性的目光和富有震慑力的影响恐怕是毫无作用的：但丁《地狱篇》中描写的场景，令人恐怖而又难受的荒诞画面，疯人们精赤条条地蹲在水里，摆着各式各样恐怖和僵硬麻木的姿势，有的大哭大叫，有的高举着胳膊，大张着嘴巴，发出一阵阵狂笑，全都搀和着地狱的气味……
“啊哈。”费尔格先生说道，随后又突然闭住嘴巴，险些笑了起来。
简言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面对那“不安之楼”里的情景，只好把他无情的教育理论统统收拾起来，纳夫塔继续说，倒是基督教对它们表现的敬畏，是一种更合乎人道的反应，而傲慢的理性道德说教则不然，
只有我们这儿这位天马行空的太阳骑士和所罗门王的摄政才爱用它去对付癫狂。
汉斯·卡斯托普没工夫细想纳夫塔加给塞特姆布里尼的新头衔是什么意思。他匆匆决定，一有机会就提出带根本性的问题。可是，眼下进行着的讨论把他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住了；因为纳夫塔正在深刻地分析人文主义者的一般倾向，认为是这些倾向决定了他们推崇健康，而尽可能地贬低和诽谤疾病——不过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采取的同一立场中，却表现出了某种值得注意乃至赞赏的忘我精神，因为他自己也是位肺病患者。但是，他的态度尽管光明磊落，却并不因此变得正确了一点儿。它产生的根源在于对肉体的尊重和崇拜；这种尊重和崇拜，只有在肉体尚处于上帝创造世界时的原始状态，才可能是正确的，可现在事实上肉体已经处于堕落状态——堕落状态。须知，肉体初创时是不朽的，后来因犯原罪而败坏了天性，终致遭受唾弃和厌恶，成为一具会死亡和腐烂的躯壳，不啻是灵魂的监狱和囚笼，正如圣伊格纳提乌斯说的，只能唤起我们的羞愧和迷惘之情罢了，羞愧和迷惘之情。
人文主义者普罗提努斯也曾表达过这种感情，众所周知，汉斯·卡斯托普高声插话道。可塞特姆布里尼将胳膊往脑顶上一甩，要求他别混淆不同的观点，最好还是悄悄呆着听人家讲。
接着，纳夫塔指出，基督教中世纪对肉体苦难表示的敬畏，乃产生于对肉体疾患的外在表现的肯定。因为身体的脓疮不只使人对其本身的败坏沉沦一目了然，而且也以一种令人头脑清醒和精神满足的方式，暗示着灵魂一样会腐败沦落——反之，身强力壮却是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欺侮良知的假象，人最好用推崇病痛的办法将这假象消除。谁能拯救我，
使我脱离这死亡的躯体？这是神灵的呼声，也永远是人类的呼声。
不，这是黑夜的呼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地指出，是一个理性和人性的太阳不曾照临的世界的呼声。是的，他本人尽管体弱多病，却保持着精神的健康和纯洁，以便在肉体问题上好好地给纳夫塔教士以驳斥，并且拿灵魂开开心。说到兴头上，他竟至将人的身体抬高为上帝的真正的庙堂。纳夫塔反唇相讥，称这肌体只不过是隔在我们人类与永恒之间的一道帘子而已。这又引起塞特姆布里尼的异议，要求纳夫塔从此永远别再滥用“人类”这个词，等等等等。
一行人冻得脸上木无表情，光着脑袋，穿着橡胶套鞋一会儿踩在撒了炭灰、使人行道比平时高出一截的雪壳子上喳喳作响，一会儿又像犁地一样，行进在车路上疏松而厚实的积雪里，在身后留下道道深沟。塞特姆布里尼穿着冬大衣，海狸皮的领子和袖口有些地方脱了毛，显得挺寒伧，好在他知道怎样穿它而不失体面。纳夫塔的黑大衣长齐脚背，扣子一直扣到脖根下，只是以皮毛做衬里而外边丝毫不露痕迹。两人争论着那些原则，大有誓不两立之势，但讲话时面孔常常不是朝着对手，而是朝着汉斯·卡斯托普，正在发言的一位总是向他阐明自己的看法，朝真正的对手充其量不过歪一歪脑袋，或者用拇指指一指。他们把卡斯托普夹在中间，使他脑袋不住地转来转去，一会儿对这个表示赞成，一会儿对那个表示同意，或者停下来仰面朝天，用戴着山羊皮手套的手比划着，发表一点自己自然还极不成熟的观点。至于费尔格和魏萨尔，他们俩则总是围着三个人转，时而在他们前边，时而在他们后边，时而又和他们走成一排，直至过往行人再次将他们的阵线打乱。
受了插话的影响，争论一下子转到更实在的题目上，众人的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先后谈到了火葬、体罚、刑讯和死刑的问题。提出体罚来谈的是斐迪南·魏萨尔；照汉斯·卡斯托普看，由他来作这个动议再合适不过。一点不使人感到意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提高嗓门，以维护人的尊严为理由，从教育的观点乃至司法的观点等两个方面，反对体罚这种野蛮行径——同样不使人感到意外，但却由于冷酷放肆得过了分而令人惊讶，纳夫塔又出来替体罚涂脂抹粉。依他的看法，在这儿胡诌什么人类的尊严实属荒谬，因为我们真正的尊严存在于精神中，而不存在于肉体里；人的心灵太过分倾向于从肉体中吸取整个生命之乐，给肉体一些疼痛因而就成了绝对值得提倡的手段，用它可以败坏感官享乐的胃口，就像将乐趣从肉体中赶出来，让它回到精神中去，以便精神重新取得统治地位。把笞刑指责为尤其可鄙的手段，是很愚蠢的。圣女伊利莎白就让她的忏悔神父——马尔堡的康拉德抽打得鲜血淋漓，结果“她的灵魂”便如传说中讲的“兴奋起来，一直到开始第三次合唱”；她自己也鞭打过一个穷老婆子，就因为老人在忏悔时瞌睡。还有一些教团和教派的成员乃至一般的信仰诚笃者，他们为增加内心对精神原则的信念而自己对自己施以鞭笞，你当真敢讲这是野蛮的、不人道的吗？一些自诩高贵的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取缔了体罚，有人相信这是真正的进步；其实这信念越是坚定不移，就越加滑稽可笑。
嗯，汉斯·卡斯托普认为，到此已绝对可以肯定，在肉体与精神这一对矛盾中，肉体无疑体现着邪恶的、魔鬼的方面……哈哈，只是体现，
因为当肉体还保持着自然本性——自然的本性时，它也不坏！——而当其本性与精神和理性相反，彻底变坏了以后，肉体就是邪恶的了，要是容许他不揣自己教养和知识的浅鄙斗胆地说的话。基于这个观点，给肉体以相应的对待，对它实行纪律的强制，就顺理成章。这种强制手段，
要是容许他斗胆地讲，也同样可以称为邪恶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是由于身体虚弱而未能去巴塞罗那出席世界进步大会吗？要是当时他身边有一位圣女伊利莎白就好啦……
大伙儿一齐笑了起来。意大利作家眼看就要发火，汉斯·卡斯托普赶紧开始讲他自己挨打的故事：在他念的那所人文中学里，低年级还部分地施行体罚，因此班上总备有马鞭在那里；尽管考虑到他的社会出身，
老师没亲自动手，让班上一个有力气的大个子同学把他揍了一顿；那有弹性的棍儿抽在他大腿和仅仅穿着薄袜子的小腿肚上，痛得钻心、要命，
叫人永远忘不了，简直难以想象。一阵剧烈的抽泣，愤怒和屈辱的眼泪——请魏萨尔先生千万原谅我用这个词——便夺眶而出。难怪汉斯·卡斯托普曾在书上读到过，在监狱中受笞刑时，就连最强壮死硬的杀人越货的盗匪也会号啕大哭，跟小孩儿似的。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用套在脱毛的皮袖筒中的双手蒙住脸，纳夫塔却以一位政治家的冷峻问道，除了用鞭子和棍子，用这些与监狱绝对般配的东西，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去制服那些桀骜不驯的罪犯呢？一所施行人道主义的监狱从美学上讲不伦不类，是妥协折中；塞特姆布里尼尽管口口声声讲美，却根本不懂得美，至于说到学校教育嘛，纳夫塔讲，那些想把体罚排除出去的人所谓的人类尊严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植根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时代的自由个人主义，植根于自我的开明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正趋于灭亡，正让位于一些新兴的更坚强的社会思想，让位于约束、制服、强迫和服从的思想。遵循这些思想，没有神圣的残忍精神不行；而对于体罚，人们便得另眼相看。
“于是便有了死尸般的盲从一说！”塞特姆布里尼讥讽道。纳夫塔马上回敬他，说既然上帝为了惩罚肉体的罪孽而让它可耻地腐烂，那么对同一个肉体施以鞭笞，最终也算不上大逆不道吧——由此，话头马上转到了尸体火化问题上。
塞特姆布里尼赞成火化。这样可以免除腐烂的耻辱，他高兴地说。
人类出于功利目的和其他理念的动机，正打算消除它。他声称正参加筹备一个讨论火葬问题的国际会议，会址看来多半会选在瑞典。计划要展出一座参照以往所有经验设计的模范火葬场，连带着还有骨灰陈放馆；
届时可望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和鼓舞，毫无疑问。土葬这种办法真是太陈旧太过时了——在现代的环境条件下！城市扩张！大量吞食土地的墓园！
飞涨的地价！不得不使用现代交通手段使葬礼合理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这一切都知之甚详，言之凿凿。他特别嘲笑那种老鳏夫，还学他们弯腰驼背地每天去亡妻坟前的样子，说是去那儿和她谈谈知心话。这样的老古董该首先享用可贵的生命财富，好好度过自己所剩无多的光阴才是。再说，现代化大公墓里人挨着人，对于他们思念故旧的悠悠情怀，
不也很煞风景吗？让烈焰来消灭尸体，这是多么干净卫生，多么庄严高尚，比起任它自行腐烂和蛆虫咬噬的可悲结局来，简直可以讲富有英雄气概！是啊，使用这种新的办法，心灵——人对永久存在的需要——也可以得到满足。因为在火中消失了的，原本就是那些变化着的东西，那些人体里尚在出生前就处于新陈代谢状态的成分；至于另一些很少参加新陈代谢而不变地陪伴着人一辈子的成分，也就能经住火烧，也就变成了骨灰。因此，活着的人搜集收藏骨灰，就等于将故去亲人身体里永不泯灭的一部分珍藏起来了。
“妙！”纳夫塔说道。啊，太好了，太好了。人身上永不泯灭的一部分，骨灰！
噢，那还用说。塞特姆布里尼打算抓住人类对生物学事实的非理性态度不放。他指的是那些原始信仰的阶段，那时候死是一种恐怖，始终被令人战栗的神秘气氛包围着，因此人不能用理性的清醒目光去审视这一自然现象。有多野蛮啊！对死的恐惧发源于文明程度极低的时代，那时人通常都死于暴力；而事实上这样的横死总带着可怖的性质，久而久之，人一想到死，自然就感到害怕。可是，随着整个健康科学的越来越发达，个人的安全越来越有保障，自然死亡便成为常事；而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说，在辛勤一生之后想到永久地安息更一点不觉可怕，倒认为是正常的值得欢迎的了。不，死既非可怖的事，也非殉难牺牲；死纯粹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生理学上必然的和值得欢迎的现象。不过再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问题，将是对生命的剥夺。也正因为如此，在那座模范火化场和附属的骨灰馆也即“死亡馆”的旁边，还计划建一座“生命馆”，
在这“生命馆”中将融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和诗歌艺术于一炉，以便引导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意识离开死的体验，离开默默无声的忧伤和无所作为的哀愁，回到生的享受中去……
“迫不及待地！”纳夫塔挖苦道。“不然，他们对死就殷勤过了分，
对那个简单事实的敬畏就过了头。当然了，没有这个简单的事实，恐怕压根儿就既不存在建筑，也不存在绘画，既不存在雕塑，也不存在音乐以及诗歌吧！”
“他为入伍而当了逃兵。”汉斯·卡斯托普像在梦里似的说。
“您的话叫人莫名其妙，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回敬卡斯托普，
“暴露出您脑子有毛病。对死的体验归根到底必须是对生的体验，不然就活见鬼。”
“在‘生命馆’里是否会装饰一些淫乐的象征，像古时候的棺柩上那样？”汉斯·卡斯托普问得一本正经。
反正得有肥美的食物供感官享用，纳夫塔语气肯定地说。要以古典主义的口味在大理石和油彩中炫耀和表现人体这罪恶之躯。人家已使它免于腐烂，毫不足怪，因为人家纯粹出于温柔体贴，甚至连用鞭子抽它也不让……
这时魏萨尔又突然提出刑讯来，他那尊容就活像一个在受刑的人。
令人难堪的审讯——不知道几位对它怎么想。他，斐迪南·魏萨尔，总是喜欢利用去各地办事的机会，到那些古迹名胜中参观曾经以审讯方式研究人的良知的隐秘角落。他见过纽伦堡的刑讯室和雷根斯堡的刑讯室，为了长见识在室内很好地进行过观察。确实，为了灵魂的缘故，在这些地方对肉体很不客气，而且用了些别出心裁的方法。甚至于叫也不让叫，硬把一只梨子塞进犯人张大的嘴里；这只闻名遐迩的梨子自然已不是什么美味——所以接下来再怎么干怎么使劲儿都静静的……
“卑鄙。”塞特姆布里尼喃喃着。
费尔格也发表了意见，既称赞梨子，也称赞静静的干劲儿。他认为，
至少那时候还没谁想出比摸他的胸膜更卑劣的玩艺儿。
这是替他治病！
灵魂麻痹了，正义遭到破坏，一样容许人暂时抛开同情心。再说，
刑讯还是理性进步的结果。
纳夫塔先生大概神经不正常吧。
谁说！他正常得很。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位文学家，所以对中世纪的司法史显然不甚了了。事实上，那是个不断地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讲，渐渐地，基于理性考虑，上帝被排斥到了司法之外。上帝的法庭坍塌了，因为人们发现，强者总是获胜，即使他并不在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式的怀疑者和批评家利用了这一发现，努力使古老的简单的司法程序为宗教裁判所所取代；为了捍卫真理，宗教裁判所不再依靠上帝的干预，而是想方设法使被告吐露真情。没有口供，不能判决——即使到了今天，你在老百姓中间都听得见：本能根深蒂固，取证的链条即使再严密，缺少自供的判决仍然使人觉得是不合法的。可如何取供？如何在有了种种单纯的迹象，种种纯粹的嫌疑之后，再查出真情？一个隐讳和拒绝吐露真情的被告，你该如何洞察他的心、他的脑？他的灵魂既然是邪恶的，你就别无他法，只得转而对付他的肉体，肉体实实在在地摸得着。
于是乎，刑讯作为取得不可缺少的供词的手段，便合乎理性地被采用了。
若问要求实行并且真的开始使用重视口供的司法程序的人是谁，那便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如此说来，他也是刑讯逼供的倡导者。
意大利作家请其他先生千万别相信纳夫塔的话。那纯属魔鬼开的玩笑。要是情况真的完全像纳夫塔胡诌的那样，要是理性真是刑讯逼供的始作佣者，那也只是证明，它在所有时代都是多么苦于缺少支持，多么迫切需要启蒙，自然本能的崇拜者们没理由担心地球上什么时候理性会太多！只不过适才发言的那位说错了。恐怖司法的发明权算不到理性的账上，只需考虑它的根子乃是对地狱的迷信这个事实就够了。先生们最好去参观一下博物馆和刑讯室：那些挟、抻、绞、烧等种种刑罚，显然都出自一种幼稚而痴迷的幻想，出自一种诚惶诚恐地摹仿彼岸世界的地狱情状的愿望。这且不说，人们这样做还自以为是要帮助犯罪者，猜想此人可怜的灵魂是拼命要忏悔的，就是肉体作为恶的原则极力违抗它的意愿。于是人们自信为了他好，就必须用酷刑来迫使肉体屈服。苦行主义的愚妄……
那些古罗马人是否也沉溺于此呢？
古罗马人？鬼话！
当初，他们不也知道以刑讯作为司法手段了吗？
逻辑上的尴尬……为了打圆场，汉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张，好像引导谈话的方向是他的职司所在，提出了死刑问题来讨论。刑讯尽管废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办法叫被告服输认罪。但死刑看来将永垂不朽，
不可缺少。最文明开化的那些民族仍坚持保留着它。法国人企图以放逐取而代之，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当局干脆不知道除了砍掉他们的脑袋，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有效地处治那些“人形动物”。
他们不是“人形动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纠正说；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师，以及发言者本身一样的人——只是这些人意志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会的牺牲品。他讲到一个重罪犯人，一个杀死多人的凶手，
属于检查官们在最后的公诉状中习惯地称之为“兽性的”或“人形禽兽”
一类。这个人却在牢房的四壁写满了诗句，而且写得很不坏；这些诗句——比起他的检查官们偶尔心血来潮的创作来，不知要好多少倍。
这说明文艺是件有点特殊的事，纳夫塔反驳道。除去这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的情况毫无任何意义。
汉斯·卡斯托普说他估计对了，纳夫塔先生赞成保留死刑。在他看来，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样也是革命者，只不过是保守意义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里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说，世界将会认真对待这种反人道的革命。纳夫塔先生在对文艺表示过怀疑之后，该坦率地谈谈他这革命是连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采用的吧。用这样的极端主义，不可能争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个以在所有文明国家取缔死刑为目标的国家联盟不久前刚刚成立。他塞特姆布里尼有幸也是该联盟成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尚待确定；不过人类可以相信，届时大会的发言者都会有足够的论据武装自己！他当即便引了几条论据，诸如误判误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永远也不应放弃犯人会改恶从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而至于引经据典，论证一个国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着眼于使人变得高贵善良的话，那就不该以恶对恶。他先从科学的决定论出发抨击了“罪”
的概念，然后否定了“惩罚”这个概念的合理性。
紧接着，“追求光明的青年”看见，纳夫塔如何一条一条地扭断塞特姆布里尼的论据的脖子。他嘲笑这位人道主义朋友对鲜血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只属于那些最平静无风的资产阶级时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动的情况下一旦有某种超出“安全”考虑的考虑，
也就是非个人的和超个人的思想起了作用——这本是唯一符合人类尊严，在更高的意义上讲因而也是正常的状态——那就任何时候都不但会毫不犹豫地为更高的思想牺牲个体生命，而且还将要求个人志愿地为这种思想铤而走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仁慈嘛，他说，只会导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严峻的因素，只会阉割生命，连他那所谓科学的决定论也只能起这样的作用。可真实的情况是，“罪”这个概念并未因为有了决定论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并且变得更令人不寒而栗。
说得不坏。他是不是要求社会的不幸牺牲者老老实实地感觉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场并非无辜呢？
不错。罪犯自然会全身心渗透着犯罪意识。因为罪犯就是罪犯，不可能也愿意成为别样的人；而这正是罪恶的本性。纳夫塔先生将罪恶与功勋的概念从经验范畴提升到了形而上的范畴。他说，在行为和行动中自然是前定的因素起决定作用，无所谓自由可言，但存在中显然有自由。
人正好是他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且至死不会改变；他正是“为他的生”而乐于杀人，因此也就以他的生命作为偿还，这并不过分。他希望死，因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
大伙儿全都无言以对。汉斯·卡斯托普轻声咳嗽两声。魏萨尔把下巴撇到一边。费尔格先生连声叹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温文尔雅地指出：
“大家看见了，有人就是这样拿他个人的情况去推论世人。请问，
您能从杀人中得到满足吧？”
“这与您毫不相干。不过，我真要这么干了，我将当面嗤笑那个无知的人道主义者，他竟愿意喂我豆子汤直至我死。让杀人者比被杀者活得更久，这毫无意义。他们两人分享和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将他们俩联系在一起；换一种类似的情况，两人还一样，只不过一个忍耐，另一个行动罢了。他们俩应该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里尼冷漠地承认，他缺少理解这种死亡与凶杀的神秘主义的器官，也不稀罕有这样的器官。他毫不怀疑纳夫塔先生的神学天才—
—在这方面他无疑望尘莫及，不过却声明自己并不羡慕。一种无法克服的洁癖，使他远远避开刚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说的那种敬重苦难的环境。在那儿，显然不只对肉体的苦难是如此，对灵魂的也一样，简单地讲，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钱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荣耀无比。
纳夫塔证实，德行和健康确实不是虔诚的状态。如果弄清楚了信仰与理性和道德根本没任何关系，他说，那就收获不小。须知，他补充说，
信仰与生活毫无牵连。生活所依赖的条件和基础，一部分属于认识的范畴，一部分属于道德的范畴。前者系时间、空间和目的，后者指伦理和理性。所有这一切对于信仰来说不只是异己的和无意义的，而且是敌对的；须知正是它们构成了生命存在，构成了所谓健康，也就是市民的本性和庸俗平凡。而信仰世界，肯定是其绝对的反面，而且是绝对天才的反面。说到天才，他纳夫塔也不想完全否认天才在生活领域中存在的可能。有一种乐天知命的资产者，他们气魄宏大的市侩之风，他们出类拔萃的庸人习气，不可否认，也值得受到我等尊重。因为我们发现，他们那么倒背着手，挺胸凸肚，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活脱脱成了无信仰的化身。
汉斯·卡斯托普像位教书先生似的举起食指。他说，他原本哪一方面都不想开罪；不过这儿显然谈到了进步，谈到了人类的进步，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谈到了有教养的西方的政治、共和制度和文明。对此他认为，生活与信仰之间的差异抑或如纳夫塔先生可能想说的矛盾，都可以归究到时间与永恒的矛盾上去。因为进步只存在于时间之中；在永恒里不存在进步，也不存在政治和辩论。在永恒里，人可以闭着眼睛不动脑筋，一切全凭上帝安排。这就是信仰和道德的区分，说得笼统一点儿。
他表达方式的幼稚还不十分堪虑，塞特姆布里尼说，更可虑的是他害怕冲突，因而向魔鬼让步妥协。
喏，关于魔鬼，一年多以前他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和他汉斯·卡斯托普，已经讨论过了。“噢，撒旦，噢，叛逆！”他又到底向怎样的魔鬼让步妥协了呢？是那个反叛者、劳动者和批判者呢，还是另外一个？
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右边是一个魔鬼，左边也是一个魔鬼，叫他鬼知道怎么穿过去呢！
以这样的方式，纳夫塔讲，并没有将事情如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期盼的那样讲清楚。他世界观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上帝和魔鬼说成两个不同的人或者原则，把“生活”摆到他们中间去作为争论的对象，而且严格按照中世纪的模式。实际上呢，两者对待生活，对待市民的庸庸碌碌，对待伦理、理性和德行，都是完全一致地反对的——作为一种由他们共同体现的原则。
“好一盘令人作呕的大杂烩！”塞特姆布里尼大声呵斥。善与恶，
光明与黑暗，一切全搅合在一起！没有判断！没有意志！但有谴责该受谴责的东西的能力！纳夫塔先生是否知道，他在青年耳朵边上将上帝与魔鬼混为一谈，并假杂乱无章的二位一体之名否定伦理的原则，他这么做结果到底否定了什么？他否定了价值——否定了任何价值判断本身——说来叫人恶心！太妙啦，不再有善恶之分，只有一个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也不存在各有其批判价值的个体，只存在包容一切、平衡一切的整体，只存在整体里神秘的沉沦。个人……
有意思，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又自诩为个人主义者！真要这样，他就必须了解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区别；可遗憾的是，我们的光明派信徒和一元论者先生并非这样。只要生活愚蠢地被当作目的本身，不再追问除此还有没有意义和目的，那起主导作用的就只是种属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就只是脊椎动物的道德观，而并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单单寓于信仰和神秘的范畴内，寓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谓的“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道德究竟是什么，企图是什么呢？它与生活紧紧相联，也就是说仅仅有用罢了，连可怜巴巴的一点儿英雄气概都没有。它之存在只为了人能长寿、多福、富贵、健康，如此而已。
这种理性和劳动的庸人哲学就是他所谓的伦理道德。相反，纳夫塔却要大胆地坚持称之为粗鄙庸碌的资产者习气。
塞特姆布里尼想缓和一下气氛，无奈他的嗓音仍激动得很厉害，因为他说，纳夫塔先生，上帝知道为什么，老是以一种目空一切的贵族老爷口吻谈什么“庸碌的资产者习气”，好像那反面——谁都知道生活的那个反面是什么——真的就是更高贵的一面似的，叫他实在受不了！
多么时髦新鲜的词汇！现在他们谈到了高贵不高贵以及贵族问题！
由于寒冷和问题的尖锐，汉斯·卡斯托普脸红筋胀，气衰力竭，一直在想自己刚才的表达方式是否明白易懂，是否太过冒失，脑子已经晕乎乎的。这时他却又笨嘴拙舌地表白，死在他的想象中历来就像一个装得挺挺的西班牙领圈，或者说与礼服配套的“弑杀者”，端庄气派，而生却相反，只是现代那种平平常常的小硬领……说到这里，他自己大吃一惊，
他怎么竟像吃醉了酒或者在做梦似的，讲起话来如此不得要领，于是赶快声明，他要讲的不是这个。不过，在生活中是不是确实也有一种人，
一种特别的人，你简直就不能想象他们会死，原因就在他们太平庸了！
这意思是：他们太能干，活得太带劲儿，让人觉得他们永远不会死似的，
仿佛他们就不配受到死的庄严祝福似的。
塞特姆布里尼希望自己没有估计错，汉斯·卡斯托普讲这种话只是想让他去纠正他。他讲，在抵御这类精神传染病时，年轻人会发现他塞特姆布里尼永远准备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汉斯·卡斯托普讲“活得带劲儿”？并且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如果换成另一个词儿“活得有价值！”
——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对他就会构成真正的、美好的秩序。“活得有价值”，自然而然地稍稍加以联想，就会想到“值得爱的”、“可爱可亲”、“友好和睦”这些词，因为它们的意义太相近了，简直可以说只有对于生活真正有价值的才是值得爱的。对生活真正有价值的和值得爱的，这两者加在一起，才构成我们称之为高贵的东西。
汉斯·卡斯托普认为有意思，很值得一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生动形象的理论，他说完全让他服了。因为你想怎么讲，就可以怎么讲，例如，可以讲生病是一种提高了的生命状态，有了实在的可以捉摸的东西。
至少可以肯定，疾病强调和突出了肉体的重要性，好像突然人退回或者退化为肉体，从而大大地降低乃至于消灭了人的尊严，因为它把人贬低成了单纯的物体。因此，疾病是非人性的。
疾病是极符合人性的，纳夫塔立即反驳；须知是人就会生病。不错，
人从本质上讲就是病态的，正是他的病态使他成其为人；谁想使他变得健康，让他与自然和解，让他“返归自然”——事实上他却从来也不是自然的——以及今日形形色色的卢梭信徒，诸如再生论者、生食素食者、
露天生活者和行日光浴者在那儿一个劲儿搞的那些名堂，结果都只能变人为非人，变人为野兽……什么叫人性？什么叫高贵？精神，是精神使人高度地脱离自然，使这种自觉与自然对立的创造物明显地优越于其他所有的有机生命。也就是说，人的